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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后，魏国最先在战国时期实现称霸，而后赵国也通过军事变法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唯独韩国一直处在强敌环伺之中，迟迟没有发展起来。虽说当初“分家”时获得的人口和地盘最少，可韩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中原腹地，且坐拥天下最大的铁山，发展兵器装备的条件得天独厚，可就是这样，依然被周围势力碾压，在平庸中湮灭。

韩国也曾进行过变法，虽说申不害变法的效用不及之后的商鞅变法，但同为法治领域的图强，还是让韩国出现腾飞的迹象，可伴随着申不害和韩昭侯的离世，韩国的“术治”思想经不住现实的考验，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三家分晋之后，韩国分得的土地虽然肥沃，但地段过于核心，周围更是强敌环伺，有秦国、赵国、魏国等强国在周围震慑，韩国丝毫没有办法突围出去。

只能是亦步亦趋地加入各种名目的讨伐军，别国也都提防着韩国的崛起，而韩国到后期干脆就直接“躺平”了。

按说韩国的发展应该靠着天下最大的铁山和核心地段把商业搞起来，可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互相倾轧，谁都见不得别人好。

所以韩国的商业发展也始终不见起色，甚至发展的还不如北地燕国，在军事上由于人口的不足，支撑不起庞大的军队，冷兵器时代，兵士数量仍然是决定战争走向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燕国只有两个邻国需要警惕，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赵国忙于中原争霸，而齐国又不是个挑事的主儿。

所以燕国面临的军事压力不算大，可以安心巩固国内发展，可韩国不行，地理位置过于优越反而让它处处受限，强敌环伺之下，只能勉强保持存活。

战国时期，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变法图强，韩国也不例外，而韩国选择的变法主要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治”，这是韩国唯一的一次变法，虽说是法治方向的变革，但却是有条件的，君主的权力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

申不害变法没有触及君主的利益，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改法律，这就让那些受宠的臣子可以免受法律的监督，秦国商鞅变法主张“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韩国奉行地却是有条件的法治。

这种变法的最大弊端是导致朝堂之上官员内斗严重，只能顺着君主的意愿行事，为了讨好君主，臣子们之间大搞阴谋权术，以此搏得君主赐予的法律制高点，而缺乏辨识力的君主往往会被表象所迷惑，直接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

韩国的混乱在申不害和韩昭侯离世后变得更加严重，朝堂之上内斗不断，君主缺乏必要的辨识力，任用了一大批奸佞之徒，甚至对律法缺乏足够的尊重，内斗之下，韩国的国力每况愈下，逐步走向衰落的境地。

本来作用最大铁山的韩国，可以通过兵家变法的模式图强，非要选择以“术治”的方式变法，结果引来的却是无休止的内斗。

韩昭侯之后，韩国的君主们显然没有任何进取之心，只想着如何自保，内忧外患之下，政令不一的现象也尤为突出。

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起来，人口得不到积蓄，内忧外患之下，无法通过变法匡正内部政治环境，韩国国君有时候在有很多事情方面都被架空。

底下的大臣们甚至可以随意更改政令，整个国家都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不是战国时期特有的合纵连横之策，恐怕韩国早就被别国吞没了。

坐拥中原“核心地段”的韩国始终无法图强的原因无非三条，一是周围强敌环伺，二是自己没有突围的机会，始终被置于强敌的监视之下，只得勉强求得生存；

申不害变法的弊端显露，“术治”的本质让君主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而带坏了整个朝堂，内斗加剧，国力始终无法得到提升；

三是韩国国君自韩昭侯后缺乏雄心，很多时候甚至被架空，缺乏专断的能力。韩国坐拥天下最大的铁山和最肥沃的土地，却只能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沦为背景板，在平庸中堙灭。

参考文献：《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