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2年，隋炀帝杨广率百万大军横渡辽河，拉开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东亚史诗级博弈——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七次大规模征伐。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惨烈溃败，到唐高宗李治联合新罗最终覆灭其国，这场跨越两朝的战争不仅改写了东北亚的政治格局，更折射出中原王朝对边疆安全的终极焦虑。为何隋唐两代帝王不惜耗尽国力也要征服这个东北边陲小国？答案藏在辽东半岛的烽火狼烟与朝堂权谋的暗流中。

高句丽并非普通边疆小国。自汉末崛起以来，它逐步吞并辽东、渗透朝鲜半岛，巅峰时期疆域横跨今日中朝边境，拥兵三十万，修筑千里长城（“高句丽长城”），俨然成为东北亚的独立霸权。隋文帝曾警告：“辽东本中国地，今为贼巢，不可不取。”在隋唐统治者眼中，高句丽既是军事威胁，更是政治符号——一个拒绝朝贡、僭越称帝（婴阳王自号“太皇帝”）的政权，直接挑战了“天无二日”的中原正统观。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以“高句丽不臣”为由，集结113万大军分24路北伐。这场倾国之战的背后，是炀帝对秦皇汉武功业的狂热追逐。洛阳出土的隋代粮仓铭文显示，仅第一次东征就消耗全国三年存粮。但更深层的危机在于：隋朝推行均田制后，大量流民被强征入伍，山东、河北民变已如地火暗涌。炀帝试图用对外战争转移矛盾，却反将帝国推向深渊——三次东征导致“黄河以北，千里无烟”（《隋书》），最终引爆隋末大起义。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受挫后，唐朝改用“慢性绞杀”策略：联合新罗切断高句丽与百济的联盟，同时以海军袭扰其南部海岸。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率十万唐军跨海灭百济，完成对高句丽的战略包围。当唐高宗在麟德二年（665年）发动总攻时，这个曾让隋朝崩溃的强国已因饥荒内乱奄奄一息。总章元年（668年），李勣攻破平壤，末代国王高藏被俘，立国705年的高句丽终成历史。

当唐军火把照亮平壤城墙时，高句丽守军的绝望嘶吼与唐军“降者不杀”的呐喊交织成战争终章。据《三国史记》记载，城破后唐军缴获“户六十九万七千”，将二十万贵族工匠迁往江淮，彻底瓦解其复国根基。这场胜利在长安引发狂欢——朱雀大街连续三日解除宵禁，胡商们高举“天可汗威加四海”的幡旗游行。但对普通士兵而言，战争记忆更显残酷：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中，一名叫张亮的府兵写道：“辽东雪深没膝，同营十人九冻毙。”

民间反应则复杂得多。河北一带流传着“隋皇征辽死万千，唐皇征辽得江山”的民谣，暗讽两朝征伐的本质差异。而在新罗，金春秋王室一边向长安进献“高句丽俘虏舞”，一边秘密加固大同江防线——他们深知，唐朝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这场战争最讽刺的遗产，是契丹人在高句丽废墟上悄然崛起，百年后将成为唐朝的噩梦。

高句丽的灭亡并未带来永久的和平。仅三十年后，其遗民大祚荣建立渤海国，继续在东北亚书写新篇章。而对中原王朝而言，这场持续两朝的血战暴露了集权帝国的致命矛盾：当边疆安全与帝王功业绑定，战争便成为吞噬民力的无底深渊。正如唐史学家黄永年所言：“隋唐征辽史，半部是财政崩溃史。”今天站在集安高句丽王城遗址前，那些斑驳的城墙仍在追问：究竟是谁征服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