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秋，五丈原的寒风吹散了蜀军最后一次北伐的希望。帐中油灯将尽，诸葛亮强撑病体写下“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遗表，最终星落岐山。这位后世尊为“千古第一相”的政治家，生前未能实现复兴汉室的宏愿，却在死后被推上神坛。有人称他“智近乎妖”，有人质疑他穷兵黩武——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论，折射的不仅是诸葛亮的功过，更是中国人对理想政治家的永恒想象。

建安十二年（207年），27岁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言天下三分，为流离失所的刘备勾勒出战略蓝图。这个“跨有荆益”的计划看似完美，却在关羽失荆州后彻底崩解。当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托孤时，蜀汉已失去战略要地，精锐尽丧于夷陵大火。诸葛亮接手的，是一个“民贫国虚”的烂摊子。

他选择了一条近乎偏执的复兴之路。对内，他亲自校核户籍，发明木牛流马运输军粮，成都平原至今留有他规划的“诸葛堰”；对外，他重新缔结吴蜀联盟，甚至不惜承认孙权称帝。但最震撼历史的，还是他五次以弱伐强的北伐。建兴六年（228年）的第一次北伐堪称奇袭典范：赵云佯攻箕谷，诸葛亮亲率主力直取陇右，若非马谡失街亭，长安或已震动。

这种“钢丝上的治国”需要惊人意志。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事必躬亲到“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的程度，连对手司马懿都感叹：“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但这也埋下隐患：蜀汉后期出现“蜀中无大将”的窘境，与其过分集权的治国模式直接相关。

建兴十二年（234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这是他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坚守不出，两军在渭水对峙百日。当蜀军试图在五丈原屯田持久战时，诸葛亮却突然病倒。民间传说中，他点燃七星灯续命失败，现实更残酷：蜀汉国库已无力支撑长期战争，军中甚至出现“女子当运”的记载。

他的死亡引发戏剧性反响。魏国前线将士欢呼“死诸葛走生仲达”，蜀地百姓则自发在田间地头祭拜，这种民间崇拜在唐代达到巅峰——杜甫写下“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宋元话本开始渲染“借东风”“空城计”。到了明代《三国演义》，诸葛亮已成为能呼风唤雨的神人。

但历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尖锐指出：“诸葛之北伐，非伐魏也，伐汉贼耳。”这种道德光环掩盖了现实困境：蜀汉仅94万人口，却维持着10万军队；五次北伐耗粮超过600万斛，足够蜀中百姓吃两年。正如现代学者易中天所言：“他像精卫填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悲剧美模糊了政治家的实际功过。”

成都武侯祠的香火已绵延1800年，但真实的诸葛亮早已湮没在层层神话中。当我们争论他是否“千古第一相”时，本质上是在讨论：一个政治家的价值，究竟该用成败衡量，还是用精神标尺丈量？2012年出土的《李严墓志》显示，这位被诸葛亮废黜的政敌，墓中竟陪葬着诸葛亮的《诫子书》——或许在历史褶皱里，藏着比演义更复杂的人性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