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十世纪初，前辈学者仍用昏庸、庸懦乃至傀儡等词形容唐高宗。但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武则天研究引发的讨论，不同观点开始出现。有观点认为武则天在高宗朝未完全执政，唐朝军国大政仍掌握在高宗手中。高宗虽才智不及太宗，但并非昏庸无能，他让武后参与政事也并非出于懦弱，其历史作用应得到肯定，并非传世史书所描绘的“软弱无能”的君主。这些讨论带来新课题，若不认同传统看法，那武后临朝称制的局面该如何解释？高宗废王立武后，朝廷上是否形成了属于武则天的政治力量？她与高宗在政见上是否有分歧，甚至如部分论者所说存在矛盾？简而言之，她在高宗朝的二十八年里担任了什么角色，起了何种作用？她这段时期的经验是否影响到日后掌权时的权术运用？史料匮乏使这些问题的探讨困难重重，但为追求更合理的答案，重新考察和认识高宗朝的历史很有必要。

一、问题所在

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650 - 683），是唐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仅次于唐玄宗，比其父唐太宗多十年以上。然而，高宗一朝的历史却很少被史家关注。这主要是因为他去世后不久，武则天便临朝称制，最后还篡唐立周。长期以来，武则天被传统史家冠以“狐媚惑主”“牝鸡司晨”“女主干政”等说法，唐高宗也因此承担了部分责任甚至罪名。如《旧唐书·高宗纪下》史臣评语道：“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新唐书·高宗纪》的史臣赞语，更是不提高宗政绩，直接下断语：“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士大夫不免十之八九。……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由此可见，武则天的崛起成为影响唐高宗朝评价的一个近乎决定性因素。而高宗形象也每况愈下，从“后愚”到“昏童”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初，学术界虽受到西方新史学潮流冲击，但老一辈学者对此并没有提出太多新见解。岑仲勉、范文澜、王寿南、邱添生等曾用昏庸、庸懦乃至傀儡等词形容唐高宗。部分通史作品在谈到高宗朝时也只是一笔带过，讨论完唐太宗后便直接跳到武则天，因为他们认为武则天执政近半个世纪，才是推动历史的主角，唐高宗李治只是徒有其名。

但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武则天研究引发的讨论，不同观点开始出现。何汝泉撰文指出，基于武则天在高宗朝的记载中，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她参与军事、民族和经济等方面活动的痕迹，因而得出武则天在高宗朝没有完全执政，唐朝军国大政仍紧握在高宗手中的结论。赵文润认为，高宗在位期间，“生产在发展，疆域有开拓。他的聪明才智虽不及太宗，但并非昏庸无能，他让武后参与政事，亦非出于懦弱，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王炎平肯定高宗本身的能力及其与武则天的政治关系。曾现江主张高宗只是“懦而不昏”。杨剑虹论述高宗政绩的同时，更力主他不仅完成了唐太宗的未竟之业，解决了国家和社会的困难和问题，而且有所更新和发展。孟宪实则反复申述高宗是“外圆内方，胆大心细”极具政治智慧，但却被传世史书刻意描绘为“软弱无能”的君主。

这些讨论带来新课题，如果不依从传统看法，认为高宗不是昏庸的皇帝，那日后武后临朝称制的局面该如何解释？高宗废王立武后，朝廷上是否形成了属于武则天的政治力量？她与高宗在政见上是否有分歧，甚至如部分论者所说存在矛盾？简而言之，她在高宗朝的二十八年里担任了什么角色，起了何种作用？她这段时期的经验是否影响到日后掌权时的权术运用？史料的匮乏使这些问题的探讨困难重重，但为追求更合理的答案，重新考察和认识高宗朝的历史很有必要。

二、皇太子时期的李治

高宗登位，是唐朝君主继承问题上少有未发生流血政变的一次，但这并不表示高宗在得位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政治斗争。据目前史料所见，唐太宗对同是长孙皇后所出四子魏王李泰的偏心，引起太子李承乾的恐惧，最后李承乾竟效法乃父，企图联合叔父元昌等武力夺位，结果失败，李承乾被废，元昌被杀，成为王位继承问题上的第一批牺牲者；其后太宗为了避免将来再出现兄弟斗争的局面，最终幽禁李泰，外徙均州，同党流放，成为第二批牺牲者。而晋王李治作为长孙皇后的第三儿子，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成为皇太子。

李治成为皇太子时十六岁，有关李治被立为太子后的事迹，史载不多。《旧唐书·高宗本纪》初段所记强调他的孝德，总之是接近一位前途有望君主的样板。应该注意的是，贞观十五年（641）以后的实录由长孙无忌监修，而他支持李治最力，主因当是他作为舅父可以保有和享受权力，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其中有关他自己的部分与及有关李治的部分，大多极力强调可取的一面，例如目前所见有关李治为太子时表现，莫不仁孝非常，太宗远征时，他“悲啼数日”，回来身体不适后，又不离左右，甚至“旬日之间，髲有变白者”。我们不能肯定这些今日看来难以置信的行为或许有欠真实，但却怀疑这位仁爱的皇太子在这段时期何以有机会和心情去和父亲的后宫才人武氏搞不伦关系，进而考虑同时期的其他记录中出现曲笔的可能性。有论者便曾怀疑，记述唐太宗如何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一段文字，可能出于溢美长孙无忌，因而有不实之处，即记录夸大了长孙无忌本身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而从同一记录所载李泰提出以自己百年后杀本身儿子以传位李治，也可以看出太宗在废承乾后也曾考虑以李治为继承人的意思。

太宗取幼子李治而放弃次子，主要是不希望儿子间出现党争的情形。正是二子之争的教训，使他晚年十分注意防范大臣言语和行动，稍不如意，即加以清除。不少高官，便成为贞观朝皇位保护措施下的第三批牺牲者；如刘洎、张亮的被杀；已经去世的魏征，失去名誉；萧瑀、崔仁师等失去官职，虽然前者一度复位。即如房玄龄、马周、李勣等老臣，亦似乎失去君主过去对他们的信心。主要权力渐集中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手中。前者大力支持李治而放弃同是自己外甥的李泰，主要或是因李泰所组织的班底乃以功臣子弟为主，而长孙无忌并无参与其中。为了保持本身权位，无忌不得不改为向幼子李治动脑筋，希望从中可以为自己建立起政治资本。褚遂良出身南方，以文才与见识为太宗赏识，他在继位问题中似乎未有明确的表露支持李治立场，却是第一个提出要解决晋王问题的大臣，他后来在短短几年中，从正五品上的谏议大夫，冒升为正三品的中书令，相信与这种唐室本位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支持李治的态度有关。

在这一切为他政治前途铺路的改变中，年青的李治并不容易发挥他的影响力。贞观十七年（643）左右，太宗曾经因为苑西守监农囿不修而大怒，下令处死之，但得李治说项，虽然似乎没有按照请依法推鞫，却笞而释之。未知李治是否察觉到父亲晚年不易听谏的脾气，同样的事情，未再出现史籍之中。同年十二月，太宗一度想替太子“选良家女以实东宫”，但李治却派于志宁推辞，可见他无意让父亲完全支配他的感情和家庭生活。然而司马光把这段记录安排在太宗怀疑太子仁弱的记载前，是令人意外和不解的。加上日后李治胆敢在父亲有生之年即与宫中才人武氏发生关系，更可见到他性格一端。他在贞观二十二年（648）为母亲作了大慈恩寺，史载当时他“备宝车五十乘迎诸大德，并彩亭宝刹数百具，奉安新后梵夹诸经及瑞像舍利等，敕太常九部乐柔长安、万年音乐，京城诸寺华幡，导引入寺”，规模异常庞大，成为当时大事，似有替自己建立威名的意思。但高宗后来并无为父亲建立起同样佛寺，也令人考虑他在感情上较接近母亲多于父亲。

《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九载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征辽时，作为太子监国的李治曾下诏州郡，征简贤良，结果州郡举了数百人。而这亦不可能是他当时的唯一措施。总之，我们看不到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定李治在太宗朝末年表现柔弱。由于地位敏感，皇太子一般不易于居储时，在政治上有所发挥。导致今天我们确实难以了解作为太子时的李治的个人特色以至政治见解。这方面的记载只能等到他登上皇座，才较易见到。

三、永徽年间的高宗与立武氏为后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649），唐太宗病逝，李治继位，成为第一个于建国无功的唐代皇帝。虽然唐太宗晚年已经为太子的接班作了不少部署，但新君的权力基础仍需要各种方法和手段来加以稳固。在消极方面，李治或有防范威胁甚至反对其统治的行动出现的可能，而在积极方面，他积极建立起本身的班底，亦同时推行一些可以争取民心的措施。高宗登位初期朝廷的所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太宗遗诏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自从秦朝赵高擅把秦始皇的封书改为遗诏后，到了隋代，遗诏似成了一种证明新皇帝权力来源的公文书，反映后人意愿渐多于死者本身希望。太宗遗诏内容较重要的结束部分：“诸王为都督刺史任者，并来奔丧，濮王莱王不在来限……辽东行事并停。太原元从人见在者，各赐勋官一级，诸营作土木之功，并宜停断。”濮王即李泰，不让他进京奔丧原因，无非是提防他乘机死灰复燃。另外征辽东曾经引起部分地方不满和反对。所以，停止征辽的军事行动，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反朝廷行动的爆发，这相信是高宗或朝臣的主张，但尽管说是太宗为了保持朝廷安定而改变主意，也勉强可接受。值得细究的是，我们难以发现足够的理由去解释太宗会在死后赐勋官给“太原元从”。所谓“太原元从”，当指一班当年参与太原起兵，但由于较亲李渊而在贞观朝相对失意的文武官员。他们不少早去世，剩下的在朝廷上能起的影响早已不大，如果说太宗要防止这批人作反，他大可一早找些理由把他们除掉，而不必至死时才加封无实际职权的勋官，而加勋官也不见得可以令他们会去掉作反之心。观乎后来高宗对这班人的待遇，遗诏所记应该是高宗为贞观朝失宠的旧臣平反或拉拢的一个步骤。

遗诏公布次日，高宗便把四位原在东宫带职的官员升级，分别是：兼太子少师、礼部尚书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摄户部尚书高季辅为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为兼礼部尚书。时朝中权位最高的是在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成为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的长孙无忌，但他要等到高宗正式即位后，而且从叠州召回李勣，加封李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二日后，始多添一个太尉的职位，并且由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改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月中，李勣先加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个多月后，又加官为尚书左仆射，成为贞观十七年后第一位仆射。有论者以为这个变化是维持长孙无忌特权，以李勣为陪衬，亦有学者认为这是太宗托孤的刻意安排，然而无论其背景动机如何，只要结合前述四人的加官，实亦可视为高宗的手法，以自己熟悉的亲信大臣，组成一种古代内阁，以平衡长孙无忌的影响。更令人注意的，是太宗朝末年权力显赫一时，曾任中书令而似乎负责起草太宗遗诏的褚遂良，只有赐爵河南县公而没有其他晋升，他在永徽元年（650）虽然又封郡公，但同年底却因小故而被贬为同州刺史。事情起因是由于他本身不正，“抑买中书译语人宅地”，且不论这是否作为小问题的借口，但理解为高宗即位后无意重用他可是符合情理的。

总之，李治可说是沿袭或追随了太宗部分的安排：例如要安抚山东人心，相信没有比把李勣派到洛阳的更佳办法。同时李治纵然对长孙无忌没有特别恶感，但无忌对其天子之位亦无威胁，所以没有必要立刻清除他，相反年仅二十三的高宗未经沙场战斗，对军队的控制与国政及其他方面，均可能或需要倚重舅父。不过，从各人的官位升迁中，亦有蛛丝马迹，可以看出李治对父亲遗制，或有一定的抗拒感。但他要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亦大概无需要操之过急，不过朝廷官员在这种环境下，便自然为了本身权益，多少出现类似联系结派的情形。例如褚遂良在永徽三年（652）又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重回权力圈子，背后支持他的，相信很可能就是长孙无忌，个中情由，或与早一年于志宁与张行成齐升仆射和同中书门下三品有关。这一年登上相位的尚有从黄门侍郎新任侍中的宇文节和由中书侍郎升中书令的柳奭，前者出身京兆大族，在贞观中曾为尚书右丞，后者亦曾在贞观中为中书舍人，后来以外戚身份代褚遂良为中书令。前者在政坛可说昙花一现，因为他牵涉入永徽四年（653）房遗爱谋反事件中，他最后死于桂州，或与他未有和褚遂良一样在朝廷中有大臣支持他之故，再参考他在永徽三年七月曾与于志宁等数人同出任东宫职的事实，看来他与长孙无忌不一定有特别亲密关系，而是得皇帝的看重而得提升。柳奭以外戚冒起，是否如黄永年所言，乃高宗任用自己亲信向外戚争权的手法，但出于高宗多于长孙无忌主意当能成立。若然，则新皇帝登基三年，虽然不是完全大权在握，在朝廷的人事改动中应该也起了一定作用。

然而长孙无忌亦不是全无动作。他经历了政坛数十年，不可能不注意到本身的处境。永徽三年正月，史载他以“旱请逊位”，或是一种刺探皇帝反应的方法。有趣的是，请求不批准三天后，正是前述褚遂良回朝任吏部尚书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日子。三个月后，与他有点姻亲关系的韩瑗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二人的得势或可视与长孙无忌有关，二人在同年九月立李忠为太子事采取同一立场可说是主要证据。不过同年九月以中书侍郎加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来济的晋升，是否由于同样原因，则颇成疑问。由于他们二人后来均对武则天立后事提出异议，往往被视为长孙无忌一派。但按《旧唐书》卷八十本传所载，他是贞观十八年（644）时新置太子司议郎时的初任者，故与李治亦有一定渊源。要注意的却是，李治或许不愿意见到舅父在朝势力过大；同时长孙无忌也不想本身影响消失，微妙的却是二人既是君臣、又是甥舅，更是姻亲，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又娶了高宗的妹长乐公主，彼此的关系自然不是长期互不相容的对立，甚至更多时候，存在合作和利益协调的关系。

最清楚的例子自是永徽四年春，所谓房遗爱谋反一役。据记载，似乎事情起于房玄龄二子房遗爱所娶的高阳公主，她妒忌大伯房遗直的封爵，诬告他“无礼于己”，结果反而惊动朝廷，暴露本身反状，另外同时牵入薛万彻、柴令武、李元景、李恪等人。但史籍所载多为片面资料，事情是否果然如此，尚有可探究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薛万彻、柴令武除了有与房遗爱一样，是驸马都尉外，三人尚有一共通点，就是与贞观年间经营太子之位失败被贬黜的魏王李泰关系密切，就如《旧唐书》所记：“时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心腹。”

这次所谓谋反事情，发生在李泰去世后不足一个月内，故难免令人怀疑，事件是有目标、有预谋的行动。前面提到太宗死时，李泰不能参加葬礼，但高宗即位后，又为他“开府置僚属”，表面看是“特加优异”，实际上若非一种使对方不起反叛之心的手段，便是变相软禁。朝廷对房遗爱等人的打击，当是看准他们暂时群龙无首，因此先下手为强，使李泰余党一击即溃，同时借机除掉一些可能成为反对势力领导的人物，比如李治的叔父李元景和同父异母弟李恪。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负责主持这次审讯的主要是长孙无忌。以贞观年间审讯承乾谋反案为先例，因为事情牵涉皇室成员以及驸马，我们相信实际上应有其他人参与审讯，但长孙无忌是主审当无疑问。这个任命说明，朝廷对李泰集团旧人的打击，不一定完全出自长孙无忌，也可能与高宗有关。虽然《旧唐书》中李恪传指出他是因长孙无忌忌恨而被诛杀，但若没有高宗的许可，无忌也难以独断专行。我们可以怀疑，由于相关记录可能源自武则天时期编修的《高宗实录》，在记述长孙无忌时或许有一定的丑化成分，但我们仍得承认，至少在永徽四年，朝廷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无忌。如果说长孙无忌在清算李泰集团旧成员上立了功，那么同年褚遂良接替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以及次年四月韩瑗加银青光禄大夫，或许可视为他影响力加重的反映。但与韩瑗加官同时的还有来济，而被视为加入长孙派的外戚柳奭，却因王皇后失宠而自动辞去中书令一职，改任吏部尚书。不管他是否真的主动请辞，总之他受到来自皇帝的压力是不可否认的。

由此看来，单从权力角度考察，武则天未登台前的高宗朝初期，李治并非柔弱君主。由于年龄差距，我们不否认他有意摆脱前朝老臣的势力，但鉴于自身经历和实际需要，他并未取得很大成功。我们也不必只强调二者间的冲突而忽视双方存在的共同利益。从当时情况看，代表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的影响力与高宗的权力，并非此消彼长的必然关系。他们之间若有矛盾，也是任何权力组织下的常见现象。但在此期间，并没有任何事情足以引发彼此尖锐对立，直到永徽六年（655）的废立皇后事件。

黄永年从皇帝与托孤老臣之争解释废立事件，赵克尧从君相权力之争看待此问题，杨增强以高宗把家事政治化的观点探讨此问题。然而，黄氏认为事件是皇帝与老臣之争做焦点，似乎夸大了事件重要性，也无法解释来济与韩瑗的反对。事实上，废后事件中站在皇帝一方的许敬宗也算是老臣，老臣中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最终弃官的老臣只有褚遂良一人。赵氏认为废后事件揭开君相权力斗争的序幕，却忽视了褚遂良的初次外放，以及许敬宗在永徽初年的类似遭遇等事件；而且后来的权力斗争是否全是君相权之争，也值得讨论。杨氏主张高宗处理本属个人情感纠葛的家事问题时，因李义府介入而转化为国事处理，最后因李勣之言又回归家事处理方式解决问题，还乘势扩大事件，作为清除反对派的借口。三位学者不约而同从皇帝与大臣间的角度讨论废立事件，无疑都肯定了高宗扮演的主动角色。

不容否定，废王立武是君权的一次胜利，也就是高宗本身的胜利。李治喜爱武则天的原因，后人只能猜测。美貌自是一方面，尤其是男女之情能发挥的作用难以估量。对世事的熟练和见识，也是另一可能因素。武则天个人在立后事件中无疑起了一些作用，比如试用财物争取长孙无忌的支持，就是较明显的例子。但她无疑只是配角，要说柳奭因为这个不知能否登上皇后之位的人而辞去中书令一职，难以令人置信；认为她的政治野心与才干对长孙无忌的擅权造成了威胁，也属夸张；否则，老臣们自当积极反对。总而言之，李治在废立后事件中的决定，与他登基后的表现基本一致。他在朝廷用人有自己的方针，也愿意运用权力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且不论他是否为明君，认为这一时期的高宗昏懦，似乎是无稽之谈。

四、显庆年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

武则天登上后位后，很快在一些朝廷活动中展现自己。显庆元年（656），即她当上皇后次年三月，她便“祀先蚕于北郊” 。之后她至少在总章二年（669）、咸亨五年（674）和上元二年（675）同月，再次举行同样典礼，由此可见她对这件事的重视。唐朝过去的三位皇后似乎都没有举行过同样典礼的记录。先蚕礼源于周制，隋朝也有定制，并非武后所创。用唐人的说法，“季春吉巳，祭先蚕于公桑，皇后亲桑”“季春吉巳，王后享先蚕。先蚕，天驷也。享先蚕而后躬桑，示率先天下也”。武后的目的，或许正是希望通过礼仪“示率先天下”，以此获得称职的名声。她在显庆元年九月所制的《外戚诫》，相信也有同样意图，是她在前一年（即永徽六年）三月尚为昭仪时著《内训》一篇的类似行为。这种现代称为公共关系的手段在显庆五年（660）春高宗前往并州时再次出现，当时：“皇帝宴亲族邻里故旧于朝堂，命妇妇人入会于内殿，及皇室诸亲赐帛各有差，及从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乡并州长史、司马各加勋级。又皇后亲预会，每赐物一千段，期亲五百段，大功已下及无服亲、邻里故旧有差。城内及诸妇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赐物等 。”当时得赐物人数不详，但看来并非少数。参考显庆元年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少师的崔敦礼逝世，陪葬昭陵时所得的绢布也不过八百段，可见武后对这次赏赐的重视程度。

在广结人缘的同时，武后又刻意提高自身社会地位。高宗前往并州时，武后父亲继去年三月获配享高祖庙庭后，在唐室旧宅再次得配食，排名还在过去比他高的殷开山之上。另一方面，其母杨氏在女儿被立为皇后的次月获封代国夫人，显庆五年十月，又改封荣国夫人，这次是“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旧纪》又提及《姓氏录》的编撰与武后有一定关系，但值得讨论的是，历来虽有不少论者认为武后是修订《姓氏录》的主要推动者，然而史籍上的有力证据，仅《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李义府传》中的“时许敬宗以不载武后本望，义府亦耻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一句。比较两书，《新唐书》李义府和许敬宗传所记载的独有资料均不多，部分地方如李义府不满高宗指责他未能管教好儿子女婿，旧传记载高宗对他优容，新传则称高宗不悦，似有删改痕迹。加上《新唐书》把许李二人视为奸臣，从二传中也可看出编者对武后的敌对态度，所以上引句子是否为史料原文，或是编者添加之笔，存在可疑之处。

传统史籍大多认为武则天的专擅与来济、韩瑗和长孙无忌三人的惨淡下台有直接关系。先看韩瑗，《旧唐书》卷八十《韩瑗传》直言：“显庆二年，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之旨，诬奏瑗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实以为外援，于是更贬遂良为爱州刺史，左授韩瑗振州刺史。”同书同卷《来济传》又道：“武皇后既立，济等惧不自安，后乃抗表称济忠公，请加赏慰，而心实恶之。寻而许敬宗等奏济与褚遂良朋党构扇，左授台州刺史。”这里所记有关武后的事，“抗表称济忠公”应属事实，但说她“心实恶之”，即便如此，史官也无从知晓，从中可见执笔者对武后的偏见，甚至是恶感，令人怀疑韩传中所谓“希皇后之旨”同样可能是史官的片面之词。事实上，由于与长孙无忌的过节，李义府、许敬宗等人无疑将他视为政敌，但因其特殊地位不易动摇，只好借机把长孙系大臣逐出政坛。所以，即便没有武后在背后指使，李义府等仍有充分动机上奏指责韩、来等人朋比为奸。从韩、来二人外放后，许敬宗即升为侍中一事来看，消除政敌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旧唐书·高宗本纪》在记载这些人事变动时，称韩、来二人左迁是“救褚遂良之贬也”，而许敬宗成为侍中是“以立武后之功也”，无疑夸大了皇后废立的影响。许敬宗在立武后的永徽六年十二月获得“每日待诏”的恩宠，可说是他立功的直接奖赏。而《韩瑗传》中记载韩瑗曾上疏为褚遂良谏言，高宗虽未听从，但也不允许韩瑗请归田里的上表，可见高宗实际上有意将他留在朝廷。所以显庆元年正月初封太子宾客时，韩瑗、来济均在列，这似乎并非偶然。二人后来外放，更多是由于其他原因，而非废立皇后的争论。

《资治通鉴》称二人不仅被贬官外放，还遭“终身不听朝觐”的严厉处分，可以估计，李义府等指控的罪名得以成立。可惜史载此事不详，按照一般惯例，朝廷应当特别委派高官组成审问团。值得注意长孙无忌在此事中的表现。据《新唐书》卷一百五《长孙无忌传》所载，韩瑗是他女婿，但没有记录表明他曾替韩瑗辩护或求情。来济出身扬州，也曾在长孙无忌领导下监修国史，无疑在政治上属于同一集团，他也不应坐视不救。长孙无忌的行为可能是记录不全，但毋庸置疑，即便他曾试图拯救，结果也未成功。与其说长孙无忌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是因为武后的得势，不如说高宗充分发挥了君主的权势更为贴切。韩、来二人外放的同时，已经被贬官的褚遂良又再次被贬为爱州刺史，他或许也意识到长孙无忌日渐失势，明白此时想要重回中央只能寄希望于皇帝，所以上表自陈，请求高宗顾念往昔功劳。值得留意的是，《新唐书》记载此事后，却马上得出“帝昏懦，牵于武后，讫不省”的结论。而《资治通鉴》称高宗的反应是“不省”，即完全不加察看。所以从韩、来二人获罪一事来看，高宗无疑认定褚遂良对朝廷有不轨之心，对他不是极度失望，便是痛恨至极。宋代史家把高宗不察上奏的责任推到武后身上，大概又是一次毫无根据的说法。

高宗在朝廷手握大权的态势，也体现在显庆三年（658）十一月他将杜正伦与李义府二人同时外贬一事上。杜正伦的官运在高宗朝可谓回光返照，他在太宗朝时，曾一度任中书侍郎，后来因泄露禁中语被贬，中间经历不详，但显庆元年三月，他从户部侍郎改任黄门侍郎、兼崇贤馆学士、进同中书门下三品，次年（657）三月兼度支尚书，同年九月又接替来济的位置任兼中书令。因为他自恃资历老，看不起同时任中书令的李义府，于是“讼于上前，各有曲直”。高宗“以大臣不和，两责之”，把两人双双外放。李义府次年回到朝廷，杜正伦则不久后去世。李杜不和，说明二人在政治上大概不属于同一集团，所以如果把李义府看成所谓武后派成员，那么就不得不承认杜正伦可能代表了朝廷中另一股势力。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二人的外放清楚表明，朝廷中主宰政局的仍然是高宗。否则武后是不会坐视不理的。更值得考虑的是，李义府的崛起实际上是高宗一手促成，杜正伦在仕途上翻身也不能否认是得到了高宗的再次提拔。换言之，当时真正在政坛上能够呼风唤雨的，其实是唐高宗李治。

旧史记载显庆四年（659）长孙无忌的下台，同样被视为武后的决定。《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记载：“皇后以无忌先受重赏而不助己，心甚衔之。”令人不解的是，史官为何能如此透彻地了解武后的心事。《资治通鉴》卷二百将后半句改为“深怨之”，然后又加上“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的叙述。较为特别的是，这段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叙述既未出现在《旧唐书·许敬宗传》，也未出现在《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再加上整篇《旧唐书·许敬宗传》根本未记录长孙无忌下台之事，这多少让人怀疑《通鉴》这条史料的来源。不管怎样，许敬宗与长孙无忌之间不和大概是事实，武后可能也乐于见到长孙失势，但她在此事中是否为主谋，实在很有疑问。目前有关此事的几种记载，相信均源自实录，内容基本同情无忌，认为他是受许敬宗诬陷，而高宗不察，致使忠臣受罪。记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武后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是后人修饰的缘故，但参考《新唐书》卷一百五无忌传记载，“敬宗揣后旨，阴使洛阳人李奉节上无忌变事”，与实录相比，似乎又是后人添加之笔。目前记录中部分不合理之处，司马光已经指出。但最不合理的地方，应该是高宗的反应。一个正处英年的皇帝，在得知国舅有反意之后，为何只凭一个大臣的一次报告，就毫不理会实际情况，让他全家流放。所以不能不考虑其他解释。

且不管武后是否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就高宗而言，或许他认为在政治上已经不再需要倚靠长孙无忌了。无忌虽是唐室姻亲，但长孙皇后早已去世，从高宗妹长乐公主的墓志来看，公主没有给长孙家留下一儿半女，长孙氏的衰败，并不会让李家有丝毫损失，高宗于是借机借故清除前朝遗老势力，于志宁同时被免职就是这个原因。《旧唐书》卷七十八《于志宁传》暗示他的失势也与废后事有关，但传中认为废立后时，“长孙无忌、褚遂良执正不从，李勣、许敬宗密申劝请”的说法，近乎言过其实，所以前述暗示不见得是中肯的说法。《资治通鉴》记载于志宁在废后时中立不言的态度让武后不悦，大概也源于此。总之，客观权衡当时各方的政治目标和立场，仔细考虑目前所见记载中隐藏的偏见，可能会得出与过去不同的看法，即在显庆年间的政治斗争中，高宗应该比武后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五、小结：武则天参政的背景

按照旧史说法，武则天的得势可分为几个阶段：首阶段起始如《唐会要》卷三所记：“显庆五年十月，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后详决，自此参预朝政近三十年，当时畏威，称为二圣。”这里所记，与《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所记，“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并不完全相同。从前者所记高宗不适时间与武后参政时长更确切来看，应比后者更接近原始记录。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后者所记中，多苦风疾的“多”，皆委天后的“皆”，可能是后人妄加的判断，《新唐书·则天皇后纪》便沿袭了“多苦风疾”一句，但述及奏事时，则称“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更接近《唐会要》记录。另外，《资治通鉴》的记录则是：“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言外之意，也是高宗长期有风眩之疾。考虑到《通鉴》的写法，所谓“目不能视”四字，有可能不是一手史料，而是司马光根据某些已失传记载添加的内容。事实上，就史料所见，除了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外，高宗小病的记录只有咸亨四年（673）八月一次，当时高宗患了疟疾，“令太子弘于延福殿内受诸司启事”，这样看来高宗身体状况并不太差。另外，高宗曾在乾封二年（667）九月和永隆二年（681）闰七月，两次因服饵的原因，令皇太子监国，不过时间应该很短。此外，咸亨二年（671）正月因前往东都，仪凤四年（679）五月因不明原因，均令太子贤监国。总之，武后得以参政，与其如旧史所说，是因高宗长期不适，以至不得不倚靠武后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因高宗健康出现毛病，而使武后偶然得到的参政机会，这样的说法似乎更为妥当。

武则天迈向权力中心的另一步，与诛上官仪一事密切相关。《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上元二年三月条记载：“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新唐书》卷一百五《上官仪传》更是称：“由是天下之政归于武后，而帝拱手矣。”按照这里的说法，上官仪是个忠臣，他的失势自始至终都与武后有关。先是武后好道术，上官仪建议废后，后来武后申诉，高宗后悔，反而指责是上官仪教唆，最后武后通过许敬宗下毒手。然而《旧唐书》卷八十《上官仪传》却完全没有提到武后，只说上官仪显贵后，恃才任势，被当时的人所嫉恨，结果被许敬宗冤枉与梁王忠有阴谋，下狱而死，两处记载差异较大。《资治通鉴》则采用了《新唐书》的记载。参考《册府元龟》卷九三三的记载，此事出自国史，并非来自私史小说。从武后日后的行为来看，可以肯定道士出入后宫确有其事，而高宗因这事大怒以致想要废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厌胜之术在古代社会是不被容许的行为，武则天当年就曾以这个理由打击王皇后，从而引发后宫争斗，所以这次武后知道事情不妙，不得不向高宗“申诉”，也就是“解释求情”的意思。不过《新唐书》上官仪传所记载的另一个废后原因，即“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可能是欧阳修没有太多根据的猜测和添加内容，而《资治通鉴》所记武后“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作为，动为后所制”，无非是对《新唐书》所述的传抄和进一步引申。高宗一时冲动，听了上官仪的话，有意废后，但冷静下来，再加上武后的“感情牌”，最终反悔，也不足为奇。事实上，上官仪在与高宗的密议中，大概如《新唐书》本传所记，提出过废后之议，但他是否说过“皇后专恣，海内失望”之类的话，还有待商榷。《旧唐书》本传记载他恃才任势，并非虚言，上官仪以文才自恃，与老一辈才子许敬宗不和，也不难想象。他之所以敢向高宗提议废后，可能是出于私心，希望借此打击和他同任宰相的许敬宗一派。而《册府元龟》的记录并未提及武后是许敬宗陷害上官仪的后台，但不管怎样，从上官仪失势牵连到一大批官员下台可以看出，这不是一场后宫争斗的延续，而是朝廷掌权者之间的政治角逐。

由此看来，与其说武后是上官仪事件的主角，不如说她找到了一个政治斗争的借口和理由，这样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事实。她的皇后之位一度岌岌可危，这段经历想必让她日后更积极地参与前台政治。诛上官仪一事发生在麟德元年（664），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自显庆以后到麟德以前的武则天，还没有“政事大小皆预闻之”的能力，但诛上官仪后，她积极参与政事，经过大约十年的历练，武则天先是获得了“天后”的封号，继而与高宗并称“二圣” 。如前文引用的《唐会要》卷三和《旧唐书·则天皇后纪》中的“当时”都没有明确记载日期，但《新唐书》则有更详尽的说法：“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应该指出，“二圣”称号并非高宗与武则天首创，隋文帝与独孤皇后便是先例。《隋书》卷三十六《后妃传》称“（独孤）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隋书》只说“宫中”，而武则天的相关记录则称“内外”乃至“天下之人”，事实大概是名号先在宫中流传，再由宫人传出宫外。我们不能确定“二圣”称号是褒义还是贬义，但考虑到公开对皇族不敬的可能性不高，这个称呼背后的意义或许不言而喻。

如果说武则天积极参政是她本身个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体现，那么其中一个客观条件，无疑是李氏皇室的健康状况。不过论者大多提及高宗，却很少顾及他的儿子。前文曾记载咸亨四年（673）高宗身体不适时，太子曾处理诸司事务，但太子的身体似乎比父亲更差，他的肺病早在咸亨二年就使他在京师监国时无法亲自处理政事，四年后更是因病去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武则天获得机会施展才能。

李氏皇室的健康状况或许是武则天积极参政的诱因，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武后能够成为“二圣”之一，主要得益于李治。武则天吸引李治的地方，相信感性因素多于理性因素。我们知道武氏入宫后不久就怀上了高宗的孩子，但并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此时她有机会展现治国能力。高宗发现武氏具备这方面的潜质，大概是在武氏有机会实际处理奏事之后，也就是显庆末年（661）或者麟德元年上官仪事件发生后。当时高宗已经当了十多年皇帝，虽说不能说他已经疲惫厌倦，但如果说他不像刚登位时那么积极，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龙朔三年（663）二月，他虽然亲自重审死囚，但却出现了“不尽者令皇太子录之”的情况。同年十月，他又下诏让太子每五日在光顺门内处理诸司奏事。这些都是给皇太子熟悉政事的机会，其他皇子没有份。但咸亨二年六月，高宗在洛阳因干旱亲自审查囚徒时，又让儿子李贤和李显分别处理诸司以及洛州和两县的囚徒，这固然不能作为高宗疏于政事的证据，但如果认为类似情况偶尔会在朝廷中出现，即武则天和诸位皇子在处理囚徒事务上一样，承担辅助甚至更重要的角色，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就目前记载来看，高宗直到去世前一年，几乎每年都有巡幸活动，可见他身体并不太差。要解释武则天的积极参政，仅以高宗的健康状况为理由，显然说服力不足，必须同时关注高宗的心态，才能找到更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