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

1937年中央委员会12月全会用征求意见的方式作出如下决定:“

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员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为人民公敌子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都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斯大林在此处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

然而，赫鲁晓夫把这一切主要归结为斯大林个性缺陷和个人品质所致。“斯大林深信，这样做对于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必要的。

他看问题也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的。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浑头浑脑的暴君的所作所为。

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工人群众的利益和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所必须做的。”敬若神明的领导人竟然犯下如此暴行，难道真的像赫鲁晓夫所讲的那样吗?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正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如果对制度过分信任的话，革命会带来血腥、残酷的后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试图改造世界，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革命、知道革命代价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目标所以，

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说话比做事本身更重要。他们又重操知识分子的旧业:思索、辩论、写作。”

与此同时，1956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清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

许多人从集中营重返社会，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后得以昭雪。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对业已开始的解冻思潮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萌芽时期1956-1965年

1956年到1965年在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单个的人，还没有以“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因此，1956年到196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萌芽时期，或者酝酿时期。

在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20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

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使其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集权体制出现松动，长期被斯大林“追求划一和一致的神秘癖好”

压抑在冰层下的维护个人权利和精神思想自由的潜流开始萌动，人民大众渴望摆脱人人自危，没有丝毫安全感的生活状况。

赫鲁晓夫推行的解冻方针，以及20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最高权力也出现某些非神圣化迹象，领袖思想和行为一贯正确的观念有所淡化;

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使斯大林的形象由人民的慈父转变为乱杀无辜的暴君，急剧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普遍的混乱，人们一时无所适从。

饱尝迫害之苦其儿子1956年才从监狱获释的著名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指出:“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受集中营迫害的人和一部分不甘于像父辈那样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逐渐萌发，解冻思潮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人似乎是从不透光线的暗室里猛然走出来,置身于阳光之下一样，在小心地试探，适应。

他们撰写回忆录，创办私下出版物，收集，传播被禁止和被镇压的人的作品，

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集会，形成各种爱好小组，从探索历史真相起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反思斯大林主义的思潮。

这种思潮初期并没有对苏维埃制度提出挑战，只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希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搞清楚历史真相。

“在那几年间，论述斯大林主义的文章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局的权力提出过疑问……

绝大多数的作家和诗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保卫公民权利这个问题，他们只是埋头著书立说，然后设法出版自己的小说和诗歌。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他们的作品就促进了民权运动，”因为他们不遵守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即使是被政府惩处的各种小组，他们绝大多数也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只不过是不满意政府的某项政策而已。

缘起与发展时期(1965-1968年)

1965年的12月5日是苏联的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著名诗人亚·叶塞宁·沃尔平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遵守宪法，公开审判两位作家，还布科夫斯基以自由。

这是苏联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首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维护人权的口号。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

特别是运动的早期阶段，其主要形式是发表个人或集体的公开信。尤里·达尼埃尔的妻子拉莉莎·鲍戈拉兹开创并极大地推动了“书信运动”的发展。

她给总检察长写信对逮捕和审判作家的公正性提出疑问:“难道我们又要回到那种镇压的年代吗?反对大家的争论，控诉，怀疑人们?我要求遵守人道主义和法律条文。”并强烈谴责审讯过程中的威胁利诱，被审讯人不认罪就判刑的做法。

此后，书信、请援、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

高涨时期(1969-1971年)

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

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

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

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也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

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

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到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像民族权利、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及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居住和移民权利的问题:宗教信仰与自由等问题都成为运动关注的内容。

赫尔辛基时期(1975-1979年)

1975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苏联同西方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为濒临崩溃的维权运动重新高涨注入活力。同时开始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赫尔辛基时期。

赫尔辛基时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又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在苏联国内建立了以奥尔罗夫为首的独立公开的“苏联协助完成赫尔辛基协议小组”(简称“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

小组的主要活动是收集和分析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条款以及签约国有关其报道的资料，并通报给西方。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团体，它的建立使苏联政府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不得不顾及西方的态度，采取措施时更审慎一些。

更为重要的是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与起初互不相干的民族宗教运动建立了联系,在维护权利的共同基础上，1976年底到1977年初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

1977年还在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下面设立了“研究把精神病学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人委员会”，甚至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小组。各小组几乎都发布自己的公报，参加人数也在的不断增加，而且出现某种联合的趋势。

“在四个非俄罗斯的共和国差不多同时建立了赫尔辛基小组，它们和莫斯科维护权利者的合作出现了用以解决病入膏育的苏联社会问题的前景。”

衰落时期(1980-1984年)

1979年苏军出兵阿富汗之后，苏联政府再一次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压制的力度。萨哈罗夫因发表公开信，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而被流放到与外界隔绝的高尔基城，期待着获释的持不同政见者再次被投入监牢。

同时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也更为严厉，一般刑期都在10到15年左右。此外，克格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也更加严密起来，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通信、亲友会面，甚至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政府的严厉措施取得了效果，在短时期内，由于500多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时群龙无首。

加之，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迫移居国外，而为运动补充新鲜血液的知识界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明显衰退。克格勃通过总结经验掌握了有效地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

一般认为持不同政见者积极性下降是镇压的结果,“但是当了解1979-1984年按刑法政治条款判罪的真实统计材料后发现:在这一时期法院惩罚的政治犯没有明显增加。

克格勃最终学会找到和削弱那些人，他们是各个领域持不同政见者的关键人物。

在以前发生相同事情后，新的人很快会顶替他的位置，可是在1980年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缩小趋势，谁都不能自由地像从前一样同他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