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贵族的奢靡生活形式——斗兽活动
很多人在感叹罗马斗兽场的雄伟与宏伟，可是有多少人感叹这建筑之后的丑恶历史。历史的沉重就在于它的背后有着人性直接的丑陋。
无独有偶，当时的东方第一大强国，与古罗马并称两大帝国的大汉王朝，斗兽这一活动，也曾在大汉帝国盛行一时。斗兽在中国可谓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是获得食物以满足生存的主要生产手段。在汉朝时期，斗兽活动可谓是达到了顶峰。
而这个时期的斗兽活动达到顶峰的，无疑是有一定原因的。
汉代斗兽图石雕
首先是经济的繁荣。西汉初建时，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物质也是极度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以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国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文帝、景帝又倡行农本政策，实施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等措施。国家的统一稳定、政策相对宽松都促使汉朝的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至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斗兽作为一项较奢侈的活动，也得到物质上的保障。
其次是国家尚武精神的盛行。战争一直是远古时期生活的主题，西周便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裂变，社会急剧动荡，各诸侯国竞相扩张。为争夺更多的资源、土地，战争自然不可避免。要生存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因此各国统治者都极力倡导武力。汉朝的尚武精神是由上至下的。汉高祖刘邦，即以一介布衣斩蛇起义，身经百战而得天下；汉武帝刘彻可手格熊罴，曾登单于台力邀单于决战。而在民间尚武风气更是盛行，这时期的庶民无论贫富皆可佩剑。许多出身寒微的庶民不为门第出身所限，往往凭借高超的武艺和过人的谋略一跃成为军中将领，最典型的当属骑奴出身的卫青和小吏私生子的霍去病。甚至当时的文人也大多文武双全，执笔可写诗，落笔可锄田，披甲可征战。当天下太平之时，尚武精神没有战场可表现，斗兽这种极具危险性的活动就成了最好的宣泄途径。
还有就是驯兽畜兽能力的发展。我国很早便有关于驯兽畜兽的记载。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有黄帝驯熊、貔貅、虎等猛兽同炎帝作战的记录。到了汉朝，皇宫便已经有大规模的兽圈了。《三辅黄图》中提到，在未央宫中，有汉兽圈九，彘圈一。《风俗通义正失》中也记载过汉文帝在未央宫中，驰射狐兔，果雉。至建远二年，汉武帝在秦代旧苑的基础上扩建了规模宏伟的上林苑，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并设有专门的斗兽场[。这些都为斗兽活动的盛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上述的条件共同作用下促进了汉朝斗兽活动的快速发展，进而使汉朝的的社会生活有了一种最原始野蛮的兴趣形式，但是，这种所谓的斗兽活动，始终是在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种过渡消费的方式，使汉朝的社会矛盾也是不断的加剧，导致了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
汉朝的斗兽活动，可分为人与兽斗、兽与兽斗两大类。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看，人与兽斗又可分为持械和徒手两类。持械与兽斗的形象较多，在郑州一座西汉晚期墓曾出土过刺虎图，图中一人持剑蓄势待发，与一欲扑而来的虎相斗。关东一汉中期墓中也出土过画像石，图中武士一手抓虎尾，另一只手挥剑欲刺。而南阳出的文物中有一幅斗牛图，斗牛者徒手迎向奔牛，以手缚牛角相搏斗。武梁祠也有斗牛的画像石，一斗牛者手拽牛尾倒拉。山东汉墓壁画中，有斗牛者一手按住牛头，另一手奋力相击的形象。这些都是徒手与兽斗。除了一人一兽，目前还发现了一人与多兽斗的图像。南阳汉画像石有一人徒手同时与一牛一虎相斗的场景，还有一人斗一熊一牛的形象。而河南唐河出土的汉画像石，则有一人力搏双虎的画面。此外，汉朝还出现了兽与兽斗。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元帝在某次幸虎圈斗兽时，曾发生过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的意外。这里所提到的斗兽，便是虎与熊斗。正是在这次观看表演中，由于熊突然从圈里跑出，并企图攀着栏杆冲上殿，汉元帝左右等皆惊走。只有当时深得汉元帝宠爱、出身将门的冯婕妤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敢，冲上前站在熊与汉元之间，为武士格杀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典故“婕妤挡熊”。
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斗兽活动是一种娱乐的方式。但是，要明白，作为一种上层贵族的取悦方式，一般人是没有权利享受的。并且，当时的斗兽活动中，受迫害的还是下层民众，他们不仅要负担沉重的统治者的赋税，还会有当地官员的压迫，当然也会成为当时的斗兽活动的主角，使得下层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越苦不堪言，最后只能选择殊死一搏，争取推翻这昏庸的汉朝统治者。这也就不难理解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了，受迫害的下层民众的愤怒会有一天让这些统治者们自食其果。
爱民者得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