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权力大面积的交替，是如何推动郑国走向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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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郑国本来不过是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一个撮尔小国，凭借与周王室的关系，在春秋初期勉强有一些存在感，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各国之间内斗不断，权力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交替。而此时的郑国却呈现出平稳的政治局面，这与子产任宰相执行改革有很大关联，小国里是如何诞生出一位大政治家的呢？
在春秋到战国时期的过渡中，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莫过于王权的衰落和公卿阶级的跃升，其中也包括周王室的式微。
对于郑国而言，也一样摆脱不了这样一个进程，郑简公时期，王权旁落，国中真正有权势的是公卿家族，而这种局面下的执政者，所要平衡的权利也就愈加复杂。
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内公卿家族势力日甚，在郑国，有七大家族掌控着国家的朝局，而子产则出自其中的“国氏”，在那个周礼崩坏的年月，子产在对待大国的问题上看得很通透。
他明白郑国想要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下生存，除了在外交上稳住局面，更重要的是强化国力，而这离不开对国内七大家族利益的平衡。
在走向执政道路之前，子产就已经会利用家族之间的矛盾和权利上的平衡来制约各大家族的发展，而这一切都被当时郑国的当权者子皮看在眼里。
后来，子皮干脆邀请子产来治理国家，而自己则负责平衡各大家族的利益，同时给予子产强有力的支持。
担任执政者后，子产对于贵族公卿的打击是循序渐进的，而且是利用公卿家族之间的利益羁绊，“借刀杀人”是既可以达到目的，又可以保全自己的最好方法。
而七大家族中势力最强的“罕氏”，也就是子皮对子产的支持，是完成对家族政治进行打压的基础。光有基础还不够，子产为了约束家族势力，发明了所谓“铸刑书”。
即把法律条文镌刻到铜鼎上，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奇事。将成文法律放置在公共场所，也算是一种古代版的“法治宣传”，其目的主要是依靠民力对家族公卿进行监督，利用舆论的力量规范家族势力的所作所为。
有了平稳的政治环境，子产便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其目的是在实质上削弱家族公卿的势力，达成国内的某种平衡，而改革的第一步，子产关注地就是土地的分配问题。
当时的郑国内部土地兼并严重，七大家族几乎垄断大面积的耕地，而这无疑是加剧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子产的父亲先前就死于土地改革中，原因自然是损害了贵族地主的利益。
可对于子产而言，推行土地改革，等同于一次不计生死的冒险。当然，子产在政策制定上并没有太激进，而是给贵族地主们留了面子。
他规定不同阶级的人要穿不同的衣服，同时重新划分土地，并用沟渠进行隔断，在朝中，大力提拔支持土地改革的官员，甚至是地主，以达到平衡利益的作用。
对于民众的教化，子产主张“堵塞不如疏通”，要把民间的真实想法收集起来，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子产不毁乡校”的做法也得到了人们的拥护，这种开明的政治环境，是在那个封建礼数尚存的年代不可想象的事。
经济上，子产采取了一种名为“作丘赋”的税收方式，史书上对其没有任何记载，但现实是郑国因这个政策而获取了高额的税收。
当然，提高税收以加强国防，首当其冲损害的就是家族的利益，而面对压力，子产只是回应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可见其改革决心有多么深厚。
子产在郑国执政数十年，得到了全国上下的认可，在王权式微，家族势力掌权的“分裂前夕”，子产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了国内政治局面，同时平衡了各大家族的利益，这是春秋末期，其余各国都没能完成的壮举。
对于改革上的贡献，子产将法律铸刻在铜鼎之上，开创了法治平民化的先河，让其不再只是统治阶级垄断的工具，不毁乡校，支持舆情论调，在那个讲求礼制的时代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政治进步，这也是他能够制定有效决策的重要参考。
小国能够涌现出大政治家，这是极为难得的事，资产的活跃，让郑国在春秋末期反而走向了中兴，虽然仍处于大国环伺的境地，但郑国的国力却有所提高，这个时候正是别国内乱最严重的时期，郑国的政治环境却空前平稳。
参考文献：《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