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变法，大大小小，但成功案例鲜有可见。小规模的变法往往小步快跑，即便成功也难以显著体现。而大规模的变法，类似商鞅变法，属于逆天改命，成功的例子寥寥无几。

为何历代都要进行变法呢？这既因为后代王朝需要吸取前代的灭亡教训，如“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制度调整一直都在进行时；也因为发展中的烦恼，百废待兴和百业俱兴带来的问题各异，但都需要通过变法来应对。

然而，成功的变法鲜有，原因在于形势、决心和力量这三个变量未必同进同退。

大规模变法就像是以人谋天，然而结果往往受制于天命难违。

成功的商鞅变法为何能够脱颖而出？这个问题连商鞅自己都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关注变法实现的条件，那么需要超越制度本身，聚焦在人事层面。政治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事，一是制度。

制度本身不足以解释变法的成败，因为好的制度未必能够推行，而坏的制度却可能累世不息。因此，成功的变法必须考虑人事层面。结合人事谈制度，变法成功大体需要三个显而易见的条件：一是原来的权贵阶层腐朽且无能，关键是无能；二是原来的中下阶层优秀且进取，必须有野心；三是变法收益要让大家普遍有感。

商鞅变法在这些条件下成功，秦国贵族的腐朽无能、中下阶层的优秀进取以及变法带来的普遍收益都促成了变法的成功。

对比之下，西汉变法中，虽然汉武帝成功一时，但后来的收益却难以维持。变法虽然在当时普遍有感，但最终结果是引进了一些新物种，财政上的合法性并未带来实际的长期利益。

曹操的变法由于条件不成熟，豪门名士依然强大，寒门精英不足，普遍有感缺乏，最终未能成功。东晋变法和西晋的分封制则是在豪族做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变法缺乏实际效果。

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没有旧制度可言，而北方相当于推倒重来，也就无需变法。明清时期，朱元璋的制度框架一直存在，明朝和清朝进行的改革也主要是在此框架内进行的技术性改良。

至于张居正和摊丁入亩，都未能跳出这一框架，无法称之为真正的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