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余年，其实越往后君权就越是集中，到了明清两朝，更是被称之为君权高度集中的朝代。

所谓的君权高度集中，其实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特色之一。虽然同时期还有其他国家也属于封建帝制模式，但不同于中国的君权越来越集中，他们反而是朝着君权分散的方向而去，在制度上做不到君权集中，即使偶尔出现了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但也只能集权于一时，并不能形成固定格局延续下去。

而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就不一样了，一般来说君权集中意味着皇帝对于国家控制力的加强。想要君权集中，一是在于皇帝本人是否雄才大略，但弊端很明显，毕竟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可能代代出现雄主。这时候第二点就尤为重要了，那便是在制度君权集中，在制度上防微杜渐，所以王朝哪怕出现中庸之主，也可以保证不至于大权旁落，正因为如此，所以明清两朝被称之为君权高度集中的朝代。

君权集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弊端也明显，因为君权高度集中之下，皇帝具有正统性和唯一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如果出现权臣亦或外戚乃至后宫乱政的情况，这些掌握大权的人最后大多是取而代之，自己成为皇帝。

再看看其他国家，诸如东瀛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什么会万世一系呢，就是因为君权分散，所以幕府放心这个傀儡，因此才可以一直没有被废除没有被取而代之，虽然漫长历史中大部分时间属于是傀儡，但怎么说也是万世一系了，这也可以视为君权分散的一个好处。

今天宋安之来给大家说说宋朝是如何在制度上君权集中的，来看看我们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炉火纯青的统治艺术。

说起君权集中，可能很多人下意识会想到明清这两个君权高度集中的朝代，但其实古代的封建王朝，是越往后越是在制度上君权集中的，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都是后朝总结前朝的得失来制定制度的，最后才有了明清两朝君权高度的局面。

宋朝虽然在大家印象中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其实宋朝的君权集中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武将，也包括了文臣。

而宋朝的制度成型，是由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太宗赵光义完善制定而成的，接下来宋安之来说说这个演变过程。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后，总结之前历朝历代的得失，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制度的制定都本着一个原则，那便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首先关于军事上，想必大家也很清楚，宋安之在这里大概再说一下吧。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以后，来了一出“杯酒释兵权”，虽然历史上没什么实证可以考证这个“杯酒释兵权”事件是真的，但宋太祖赵匡胤是确确实实的剥夺了当时高级将领的兵权。并且取消了殿前副点检的职位，分别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名义上由枢密院统领实际是由皇帝亲统。

而且枢密院一般是由文臣担任最高领导，可以说是以文制武，同时兵权还归于皇帝之手。

在地方上晚唐还有五代十国的节度使，都属于实权人物，掌握一地的军政、民政、财政等大权，很明显有着割据的实力。

到了宋太祖赵匡胤时期，节度使的权力也被慢慢收回，采取了徐徐图之的方法，虽然回收了地方兵权，但对于一些边境武将，宋太祖不但给予了他们兵权，还给了其“便宜处置”的特权，等到这些老将去世以后，则换成文人守边，以文臣代替武将的位置。

而经过宋太祖赵匡胤的整顿，节度使这个实权职位，也成为没有多少实权，只是属于荣誉性的职位罢了，再也威胁不到中央的集权统治。

至此宋朝以后三百多年以文制武的格局开始形成，武将被诸多限制，又受制于文臣，自然是再也没有形成了藩镇割据的情况。

在中央上，宋太祖赵匡胤在制度的制定上，对于文臣也进行了限制。

诸如百官之首的宰相，在宋朝之前可以说是“事无不统”，虽然在五代十国武夫治国的乱世中没有出现过宰相擅权甚至篡位的情况，但之前历朝历代可谓是屡见不鲜。

因此宋太祖赵匡胤对于宰相的权力进行的分割，像前面提到枢密院分管军政，不只是在于限制武将，还可以使宰相不能掌管军政。而且枢密院与宰相府对称二府，两者属于是平行机构。

在二府之下，由设立三司，号为计省，三司则号为计相，使宰相不能过问财政。

这样一来宰相对于军政、财政都没有分管的权力，职权大为缩水。加之宰相一般由文人担任，这样一来根本威胁不了皇权。

在地方州府上，为了防止知州、知府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宋太祖赵匡胤又别出心裁的设立出通判这个副职。虽然看似是副职，实则可以起到监视地方一把手的作用，双方起到了一个互相牵制的作用。

等到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以后，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之中这般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意思是要继承哥哥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各项制度，会坚定不移的延续下去。

宋太宗在宋太祖制定制度的基础上，对于君权的集中可以说是更进一步，诸如进一步将枢密院的制令大权归于皇帝，使兵权彻底掌握在皇帝手中。

如果说宋太祖对于武将还会给予一定的权力，可以使武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见机行事。而宋太宗就有些丧心病狂了，对于武将进一步限制，实行“将中从御”的方法，使武将做不到见机行事，只能听命于中央朝廷，遇有战事没有主动权，只能被动挨打了，而这个“将中从御”的方法还成为宋朝的家法，一直延续下去，有着这样的制度，宋朝对外战争中焉有不败之理呢？

最后总结来说，宋朝的制度历经太祖到太宗两朝的演变和定型，不只是重文轻武那般，不只是对于武将有着诸多限制，对于文臣亦是如此，总之权力都要缩水，皇帝的权力加大才是重点，使君权进一步集中，在制度上持久的使君权集中，这也是宋朝可以享国319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宋朝这种制度在客观上也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宋朝皇帝对于下面的统治是一套又一套的，但对外是败得一塌糊涂，轮番被辽国、金国、西夏暴打，真是不提也罢，所以说这种制度虽然有着其优秀之处，但还是弊大于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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