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称赞《儒林外史》为“伟大”且又“唯一”的古代讽刺小说，这充分证明了《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痴迷科举而又深受其害的士人形象

生在清代这个封建王朝的吴敬梓用讽刺的手法将那些鲜为人知的“名士”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由此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志、有勇之人，就是因为志存高远才无法与那些假名士一同纵情声色，就是因为英勇不凡才有胆量去揭露、去讽刺、去抨击。

1.1痴迷科举，精神扭曲的范进和周进

在《儒林外史》中，周进和范进属于同一类人，是腐儒的典型。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极其相似，两者皆是出身贫寒、暮年得第。

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那个时代所有深受科举制度残害的知识分子的影子，这也是作者不惜笔墨、认真刻画这两个人物的原因。

周进在文中出场时就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此时的他依然是个老童生，在薛家集观音庵私塾中坐馆糊口。后来在命运的捉弄下，他逐渐从科考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了，开始去做账房以谋生了。

然而当他进省城参观贡院时，出现了撞板发疯的一幕。颇具戏剧性的是，此后周进的人生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他一路步步高升，最终官及国子监司业。

在这里，我认为作者的意图并不是真的想以喜剧结尾作为对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的肯定和奖励，反而是为了写出了更露骨的讽刺。

与周进相似命运的范进又遭到了科举制度的何种残害呢？范进中举一节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他的科考之路也是充满了艰难险阻。

穷困潦倒的他在中举前遭受了无数的白眼与奚落，所以在得到周进赏识而中举后他就发疯了，这是喜极而疯与周进的崩溃而疯似乎是不一样的。

作者在描写范进发疯这一场景时，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所以在看这一画面时我们不禁因这个可怜的人的种种举动而发笑。

作者在写周进和范进时都描写了他们在中举前被人侮辱轻视的画面，周进是被外人冷嘲热讽，范进则是被自己的岳父胡屠户贬的一文不值。

在范进从发疯状态恢复过来后，胡屠户由以前对他不屑一顾变为了阿谀奉承，同县的“名流”也纷纷赶来巴结讨好他，正好体现了范进一朝得志的悲剧性格和各名流敷衍趋势的嘴脸。

作为《儒林外史》中的灵魂形象，他的软弱卑微、渴求功名利禄以及对科举的痴迷都被作者归结到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灵魂腐蚀上。这是作者对明清科举制度的反思也是对当时士人的警醒。

1.2堕落变质，迷失自我的匡超人

除了周进范进这两个痴迷科举的读书人外，深受科举制度残害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在这里我以匡超人为例来继续论述科举制度残害下的士人群体的性格变化。

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是一位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不断迷失自我最后人格沦丧、灵魂堕落的士人。

对于匡超人来说，科举制度对他的残害不及对周进和范进的残害之深，但是我在阅读《儒林外史》时却发现，匡超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就是在他进了学之后。

在这里，我看到的是明清科举制度依靠八股文来选拔人才的方式的弊端——这些人才只会写八股文，并不注重自身品德修养。

我认为，明清科举制度对匡超人的残害不是让他痴迷八股举业而无生活能力，而是让其品德低下、道德沦丧。

吴敬梓对匡超人这个人物显然是又爱又恨的。他爱匡迥的淳朴，所以不惜笔墨地去刻画他如何尽心尽力侍奉久病在身的老父亲；他恨匡迥的堕落，同样用长长的篇幅去描写匡迥人格沦丧的过程。

在吴敬梓心中，匡迥或许是那个被八股取士所禁锢的时代里大多数读书人的一个缩影，太多太多的大好青年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练习八股文上而忽略了真正儒士精神的养成，他们自私、虚伪、而又贪慕名利，所读的书都是为了写文章、考试。

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毫无疑问，它就是八股取士制度。环境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匡迥在虚假名士遍及各处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几乎不可能坚持初心不为世俗所污染，因为他的骨髓深处是具有这些人的劣根性的。

吴敬梓以“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态度、“机锋所向、犹在士林”的笔触辛辣的描绘了匡超人的性格演变，同时也揭示了匡超人走向悲剧的必然。

作者对这种社会现状既痛心又无可奈何，所以他就在批判笔下各色人物的时候又在批判整个被所谓的儒士搞得乌烟瘴气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