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追悼会，原定由傅作义主持，周总理沉思后决定：换人来主持

1969年初，一场特殊的追悼会在北京准备召开。这场追悼会的主角是李宗仁，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在归国短短三年后因癌症离世。当治丧委员会将追悼会方案呈交给周恩来时，周总理看到主持人一栏写着傅作义的名字，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从表面上看，由傅作义主持似乎再合适不过：他曾是李宗仁的部下，两人私交甚笃，如今又都选择了新中国。但周总理为何会对这个安排犹豫不决？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刻的历史考量？

一、从对手到同路人：李宗仁的政治轨迹

李宗仁的政治生涯始于广西军阀割据时期。1925年，他与白崇禧联手统一广西，建立了稳固的地方势力。这一时期的李宗仁，虽然打着革命的旗号，实则延续着军阀割据的本质。但机遇很快就降临到这位广西将领面前。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蒋介石尚未完全确立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李宗仁抓住时机，率先响应北伐，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这一决定使他从一个地方军阀摇身一变成为了革命军的重要将领。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第七军战功赫赫，相继攻克湖南、湖北等地，为北伐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权力的诱惑让李宗仁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选择。1927年，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李宗仁权衡利弊后，选择了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广西，他下令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导致大批进步人士牺牲。这一决定让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跌入冰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宗仁的政治立场开始出现微妙变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逐渐意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1936年，李宗仁与陈济棠联手发动两广事变，打着抗日的旗号对抗中央。虽然这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显示出他对抗日态度的转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李宗仁的态度更加明确。他公开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立场与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成为了他由对手转向同路人的重要转折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作为一个军人，他深知抗日战争的残酷性。他积极调动广西子弟兵参战，并在军事指挥上表现出非凡的才能。第五战区在他的指挥下，成为了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场。特别是在台儿庄战役中，他不畏强敌，巧妙运用战术，最终取得了这场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胜利。

这一时期的李宗仁，已经完全摆脱了地方军阀的狭隘思维。他不再仅仅关注广西一隅的利益，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全国的抗战大局。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也随之改善，多次与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军事合作的商讨。从一个地方军阀到民族英雄，李宗仁的这段转变过程，既体现了个人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

二、台儿庄大捷：民族英雄的高光时刻

1938年3月，日军在华北地区大举推进，其战略目标直指徐州。徐州不仅是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汇点，更是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的重要据点。一旦徐州失守，日军不仅能打通南北交通线，更能威胁武汉。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李宗仁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当时第五战区的装备极其落后，部队多为单一步兵编制，缺乏重炮和机械化部队。而日军则拥有精良的装备，包括坦克、重炮和空中支援。

在兵力部署上，李宗仁采取了独特的战术。他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台儿庄以北的枣庄、临城一线，在运河沿岸设置多重防线。同时，他还在台儿庄城内布置了预备队，为可能的巷战做准备。这种部署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正面对抗，而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

3月下旬，日军第十师团在坦克和飞机的配合下向台儿庄发起猛攻。李宗仁立即调动第三十一师和第三十师前往增援。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允许日军进入台儿庄城区。这一决定看似冒险，实则深谋远虑。日军进入城区后，其机械化优势和空中优势都将大打折扣。

战斗最激烈时，日军一度攻入台儿庄城内。李宗仁果断下令第二十七师和第三十师协同作战，利用熟悉的地形优势，在城内巷战中打击敌军。与此同时，他还调动预备队从侧翼包抄，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

4月6日，经过两周的激战，日军在台儿庄城内陷入重围。李宗仁抓住战机，命令各部队发起总攻。中国军队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将日军分割成数个孤立据点，然后逐个击破。最终，日军第十师团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台儿庄大捷的意义远超出军事层面。这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重大胜利。此战共歼灭日军万余人，击毁坦克数十辆，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这场胜利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作为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李宗仁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形优势，更懂得扬长避短，将劣势化为优势。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他在军事将领中的威望达到顶峰，也为他赢得了＂民族英雄＂的美誉。

这场胜利也改变了日本军方对中国战场的认识。此前，日军一直认为可以在三个月内攻占全中国。台儿庄战役之后，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开始调整其在中国的战略部署。

三、归国路上的波折与考验

1949年11月，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离开中国赴美就医。这一离开，竟成为他长达16年的异国流亡生涯。在美国期间，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初几年，李宗仁在美国仍保持着国民党代总统的身份。他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试图在美国为国民党争取更多支持。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转变，李宗仁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减弱。到1954年，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李宗仁的代总统身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1956年是李宗仁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在纽约发表声明，宣布辞去代总统职务。这一决定表明他已经看清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此后，他开始以私人身份在美国生活，但并未放弃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1963年，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海外统战工作。通过多方渠道，中共开始与李宗仁建立联系。最初的接触是通过在香港的进步人士进行的。这些人向李宗仁传达了中央的善意，并介绍了新中国的发展成就。

1965年，中共派出的特使秘密抵达纽约，与李宗仁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中，双方就李宗仁回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特使向李宗仁保证，新中国将以礼相待，并为其提供适当的政治待遇。

然而，回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美国政府对李宗仁的动向十分关注。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李宗仁决定采取迂回策略。1965年7月，他先飞往瑞士，以治病为名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

在瑞士期间，中国驻日内瓦外交人员与李宗仁进行了最后的接触。双方商定了回国的具体安排，包括行程路线和新闻发布等细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方还特意安排了医疗专家随时待命。

1965年12月，李宗仁终于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先从瑞士飞往柬埔寨，在那里停留数日。随后，在中国驻柬埔寨使馆的安排下，搭乘专机飞往广州。在广州稍作休整后，李宗仁一行于12月20日抵达北京。

抵京当天，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昔日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在经过16年的海外生活后，选择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在机场举行的简短欢迎仪式上，周恩来与李宗仁的握手场面，被新华社记者拍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画面。

回国后，中央给予李宗仁很高的政治待遇，不仅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还为他在北京安排了专门的住所和医疗团队。这种待遇不仅体现了新中国的气度，也显示出中央对统战工作的重视。

四、傅作义与李宗仁：从上下级到同为归来者

傅作义与李宗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当时，傅作义担任李宗仁部下的师长，在广西地区参与了统一战役。这段共事经历为两人日后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傅作义跟随李宗仁征战，屡立战功。在随后的中原大战中，傅作义指挥第二十七军，配合李宗仁的行动，成功击退冯玉祥部队的进攻。这次合作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军事互信。

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与李宗仁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傅作义率部参与作战，其指挥的第二十七军在城内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役结束后，李宗仁特别嘉奖了傅作义的表现。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人的命运出现了分叉。李宗仁被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而傅作义则被派往华北，担任绥远省主席兼绥远保安司令。面对内战，两人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立场，主张和平解决国共矛盾。

1948年，傅作义在平津战役中率部起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决定使他成为了最早选择新道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当时，李宗仁正在南京担任代总统，对傅作义的选择不无感慨。

1965年，当李宗仁决定回国时，傅作义是最早表示支持的原国民党将领之一。他主动向中央建议，要为李宗仁的回国做好接待工作。在李宗仁抵京的当天，傅作义就前往探望，两位老战友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回国后，李宗仁经常与傅作义来往。两人不仅谈论往事，更多地是讨论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傅作义向李宗仁介绍了自己回归后的经历，这些交流对李宗仁适应新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傅作义和李宗仁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由于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两人基本安然度过了这段特殊时期。这段共同经历，使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1969年，李宗仁因病逝世。按照惯例，治丧委员会需要确定追悼会主持人。考虑到傅作义与李宗仁的特殊关系，加上他是最早回归的国民党将领，治丧委员会初步提议由他担任主持。这个提议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然而，这个安排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作为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领导人，周恩来认为追悼会的主持人选择关系重大。这不仅是一场追悼会，更是一次展示新中国政治气度的机会。考虑到傅作义曾是李宗仁的部下，由他主持或许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联想。

五、生命的最后时光：平静与尊重

1965年底回国后，李宗仁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中央为他安排了专门的医疗团队，由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组成。这支医疗团队不仅负责他的日常保健，还定期进行全面检查。

1966年初，李宗仁开始参加一些公开活动。他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会议，与其他政协委员就国家建设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场合中，他表现出对新中国建设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他还接待了一些老友的探访，其中包括许多昔日的战友。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这种平静的生活。1966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但在这个特殊时期，周恩来多次作出特别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妥善照顾李宗仁。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宗仁得以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1967年春，李宗仁的健康状况开始出现明显恶化。他的老年性疾病加重，并发症也随之增多。医疗团队随即加强了治疗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医疗措施。尽管如此，他的身体状况仍在持续下降。

1968年夏天，李宗仁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医院专门为他安排了独立病房，配备了24小时值班护士。在住院期间，他仍然保持着关注时事的习惯，经常阅读报纸和收听广播。

1969年1月，李宗仁的病情突然加重。协和医院立即组织专家会诊，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治疗方案。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往医院了解情况，并要求医院全力以赴进行救治。

1月30日凌晨，李宗仁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79岁。消息传出后，中央立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考虑到李宗仁的特殊身份，治丧工作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共同负责。

2月2日，李宗仁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这是对李宗仁的最高礼遇。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李宗仁生前的友好人士。

追悼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简短而情真意切的悼词。他肯定了李宗仁晚年回国的爱国选择，赞扬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同时，周恩来还特别提到了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卓越表现。

按照李宗仁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爱国将领李宗仁之墓＂的字样。这个称谓，既是对他一生的概括，也体现了新中国对他的最终评价。

后来，中央决定将李宗仁的部分遗物捐赠给历史博物馆，包括他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使用过的指挥刀、军用地图等物品。这些文物不仅见证了他的戎马生涯，也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