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的隐蔽战线史上，曾涌现过无数无名英雄。他们深入虎穴，胆大心细，窃取敌人重要情报，为保护党的组织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代表的“龙潭三杰”，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曾讲过，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我党的隐蔽战线起源于1927年5月。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刚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在严峻的局势下，我党在汉口成立了特务工作处，标志着我们党开辟了自己的隐蔽战线。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筑地下长城，求知己知彼，为党的政治、军事决策服务”，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总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党早就在国民党内埋下了许多“闲棋冷子”，并在适当的时机起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我党隐蔽战线的功臣，便是一位打入敌人心脏，隐蔽十几年的无名英雄。

一、

1908年，李直峰出生于山西太原一个商人家庭。1925年考入山西法政专门学校，不久后加入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部宣传大队，先后在共产党人南汉宸、续范亭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论》等大量革命书籍，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

1928年底，李直峰加入阎锡山领导的北伐军第三集团军，被安排到电讯电报处任职。因与阎锡山是同乡，且成绩突出，受到阎锡山的赏识，被阎锡山派到天津，专门学习密电密码的侦收破译技能。

经过不懈努力，李直峰很快便熟练掌握了密电侦收破译技术。只要是他侦收到的密码讯号，几乎都能轻而易举地破译出来，令阎锡山极为满意，夸李直峰为破译密电的“天才”。

1930年10月，杨虎城开始主持陕甘军政，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续范亭为驻甘肃行署参谋长。由于李直峰曾在南汉宸和续范亭手下工作过，因此南汉宸和续范亭便派人与李直峰联系，邀请他来西安工作。

1932年秋，李直峰离开太原，秘密去往西安。南汉宸热情接待了他，并将他介绍给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早就知道李直峰是阎锡山手下的密电破译骨干，当即任命李直峰为西安绥靖公署上校机要秘书，负责组建密电研究室，侦译无线电密码电报。

李直峰也没有让杨虎城失望，很快便破译出十七路军驻甘南的马青宛部密谋叛杨投蒋，及蒋介石分别下令杀害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等人的绝密电报。杨虎城对李直峰更加倚重，将李直峰提升为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一组组长，办公地点便设在杨虎城的官邸。

见李直峰深得杨虎城信任，且能接触到很多核心机密，南汉宸便想将李直峰介绍加入革命队伍中来。

经过几次试探，南汉宸发现李直峰是一位充满热血的爱国青年，于是做起了他的思想工作：“1926 年你曾在武汉加入我党的统一战线，现在革命需要你，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革命的行列中来！”

李直峰激动地说：“我早就看出来，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抗日，我愿意加入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不渝！”

南汉宸将这件事汇报给中央后，周恩来十分重视。为了保密，也为了李直峰的安全，周恩来亲自点名由罗瑞卿和李克农两人担任李直峰的联系人，直接领导李直峰的工作。

二、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高潮。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介石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和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政治主张。张学良还致电中共中央，邀请周恩来亲自来西安共同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政由周恩来率领一个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各方一道共同寻求事变的解决办法。

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这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中国政治舞台上。因此中共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全国人民的目光。

周恩来一踏进西安，马上会见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不同派别、不同阶层的人士，努力从各种不同渠道了解西安目前的真实情况。

当时的西安，有不少人怀疑是中共同张、杨共同策划了西安事变。南京部分媒体也在报纸上刊登出“共党策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共的阴谋”的谣言。

虽然周恩来极力解释，但还是有不少人不相信。有人悄悄告诉周恩来，西安有一个叫“雷电社”的秘密电台，在事变后发了不少电讯稿，内容都是“红旗插遍古城西安”、“西安群众革命热情高涨”之类，很容易让人对中共产生怀疑。

对于此事，周恩来极为重视。他当即要求同来的罗瑞卿，迅速查明这个来路不明的神秘电台。因为该电台的宣传不仅会在西安造成混乱，还极易被南京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给人以“中共参与或策划西安事变”的假象。更何况现在已经为事变定下和平解决的基调，这个“红色”电台会给和平解决事变增加难度和不确定性。因此不管这个电台是不是我方的，都应该设法阻止或者予以揭穿。

罗瑞卿深知这件事的重要性，于是向周恩来汇报说：“李直峰是破译电报的高，我想让他使用技术手段，秘密把这个“雷电社”挖出来!”

李直峰接到任务后，马上加大了对西安城内所有电台的侦测和监控力度。很快便测定出，这个“雷电社”的电台就在东北军驻守的西安东城的城门楼上。

经过秘密调查，李直峰仅用不到一天就查出了“雷电社”的底细。原来这个“雷电社”的成员，都是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的手下的年轻士兵。蒋介石被抓后，这几名士兵在蒋介石的住处缴获了一部电台，他们于是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自行写下了“红旗插遍古城西安”、“西安群众革命热情高涨”之类的稿件，以“雷电社”的名义对外界发稿。

这些士兵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他们只是单纯地认为，捉住了蒋介石，他们就可以打回东北老家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再加上他们平时大都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等主张，因此，篇篇稿件都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

得知事情原委后，周恩来并没有怪这几名士兵，而是指示罗瑞卿与孙铭九交涉，让孙铭九对他们讲清利害关系，立即停止活动，同时对他们不要进行过多的指责。

第二天，“雷电社”便销声匿迹了。

三、

这个小插曲平息后，李直峰又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监听破译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反应的密电。

原来蒋介石被抓后，在南京的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要求国民党军派兵进军陕西，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而此时杨虎城的部下、第四十二军军长冯钦哉又阴谋叛杨投何，公然违抗杨虎城要他扼守潼关要隘的命令，致使“讨伐军”一部顺利到达渭南、赤水。上述这些重要情报，全被李直峰破译了出来，秘密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中共方面得到这些情报后，中央立即命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开赴商县、洛南一带，使得何应钦的“讨伐军”不敢继续深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在事变后的30余天时间里，李直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破译着何应钦所指挥的30个“讨伐师”进攻西安的“作战计划”、“兵力布署”“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并随时报送周恩来和杨虎城，为我党采取应变措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秘密接见了李直峰，称赞他破译工作做得很好，并指定罗瑞卿做李直峰的入党介绍人，让李直峰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

1937年春，李直峰在南汉宸等人的运作下，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介绍，来到军统局第一处情报科密电二股，担任股长一职。

彼时的军统局刚刚成立，是由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而成，局长为陈立夫。徐恩曾任调查一处处长，负责党务方面的情报；二处负责特务，归戴笠管理。

当时的军统局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和管理制度，收发电报由电讯总台负责，翻译电文由情报科译电股负责。李直峰仅担负密码的侦听和破译工作，所以很难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中央也知道这一情况，指示他安心潜伏，等时机成熟再活动。

1938年7月，中统和军统的密电人员全部整合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由毛庆祥统一领导。李直峰从此便潜入国民党这一最高军事部门，担任技术研究室副主任。

1941年初，中央情报部副部长曾希圣秘密来到重庆，约见了李直峰，向他传达了一项任务：设法利用获得的情报挑起中统、军统之间的争斗，以削弱两个特务集团的反共力量。

几个月后，李直峰找到了一个挑起中统、军统之间的争斗的绝佳机会。

原来早在上海沦陷前，国民党中央银行就将10元券的法币钞模送到香港花旗银行保存。香港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找到了这块钞模，趁机印制了大量假钞，在全国市场倾销，想借此破坏重庆政府的金融系统。

此时，徐恩曾的亲戚程士范，也通过特殊渠道搞到了200万元伪造的法币。程士范不敢在上海使用这批没想到这批伪钞，于是秘密找到徐恩曾，想与徐恩曾合作，用这批伪钞收购桐油、医疗用品等，运往大后方出售。

面对这种“无本生意”，生性贪婪的徐恩曾怎肯放过？于是秘密制定了货物的路线和时间，要求程士范按照他提供的路线和时间，将货物秘密运到重庆。

没想到两人勾结的绝密情报，却被李直峰侦译出来了。李直峰当即想到，如果将这一情报透露给徐恩曾的死对头戴笠，势必会引起中、军两家的恶斗，岂不是正好能达到削弱两个特务集团的目的吗？

想到这里，李直峰便故意将这个情报透露给了与徐恩曾有隔阂的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魏大铭大喜，迫不及待地向戴笠禀报。戴笠也是如获至宝，于是亲自带人在路上将这批货物截了下来，当场逮捕参与押运的中统特务高子文、夏伯良和程士范之子程憾等人。

抓到几人后，戴笠对几人严刑拷打，很快便将证据搜集齐了。之后戴笠亲自到蒋介石面前告状，说“徐恩曾勾结日本特务机关贩运伪币，破坏政府金融”，要求严惩徐恩曾。

蒋介石也极为震怒，亲自批示：“此案交由军法执行总监部审理，中统局负责人徐恩曾应以处分。”

徐恩曾见大事不好，于是央求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向蒋介石求情，另外又重金贿赂与戴笠不和的陈诚等人，终于保住了性命。而程士范等人，则以“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罪”被判处死刑。

这件事之后 ，虽然徐恩曾被赶出了中统，但中统上下也与戴笠的军统结下了“死梁子”，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效率。

五、

抗战胜利后，军技室解散，李直峰又回到了中统局。恰好此时他的同乡郭紫峻升任中统局副局长，在郭的关照下，李直峰又捞了个中统局陕西省专员的头衔。

1947年3月，国民党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企图在战略上实施两翼突破，尔后钳击华北。中共决定主动撤出延安，等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西北野战军再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各个歼灭。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国民党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叫嚣要“三个月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也乘坐“美龄”号专机来到延安视察，一时之间，似乎“消灭”共产党已经指日可待。

在这种形势下，个别人对党的前途丧失了信心。

1947年8月的一天，党通局的一位科长突然找到李直峰，向李直峰自首说自己是奉命潜入中统的共产党员，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的。

李直峰不露声色地稳住这位科长，借口人多眼杂，要求此人晚上和自己在一个秘密地点见面。

见面中，李直峰套出了此人窃取的情报，以及他的上下线和行动方案。最后又询问两人的见面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这位科长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只告诉了李直峰，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同时他还表示，愿意继续以中共卧底的身份潜伏，伺机窃取我党的情报，找出其他隐藏在中统的中共特工。他的条件是，每找到一名中共特工，中统奖励自己“黄鱼”五条。

李直峰强压住内心的怒火，表面上答应了此人无耻的要求，要此人回家等消息。

就在对方转身要离开之时，李直峰从抽屉中拿出早已安上消音器的手枪，对着这人连开五枪，将其击毙。

临死之时，这名叛徒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顶头上司，竟然也是共产党！

1949 年全国解放后，李直峰被组织上调至公安部七局任职，继续负责电讯侦译工作。他一到北京，便得到老首长罗瑞卿的接见。罗瑞卿称赞他：“你十几年的蛰伏，孤身奋战，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险象环生的隐蔽战线上为党立了大功！”

1957 年，李直峰调任安徽省人委参事室参事，从此在合肥定居了下来。1995 年，李直峰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参考资料：

《党史纵览》2020年第11期：《潜伏“中统”的红色特工》

《钟山风雨》杂志：《打入中统13年的李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