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3年的金沙，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日伪警备队监狱的东北角牢房内，几个被囚禁的抗日志士正在默默进食。突然，一个看守冷笑着对戴眼镜的《南通报》记者宋军说：＂明天就不用给你送饭了。＂这句话，让牢房内所有人都明白了什么。就在气氛凝重得令人窒息之时，角落里一直沉默的村民徐文惠站了起来，悄声说道：＂找个铁钉，就能逃出去。＂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这个普通的农民，为何如此胸有成竹？他真的能在一夜之间，帮助这群将死之人逃出生天吗？

一、金沙日伪警备队监狱的布局与看守制度

金沙日伪警备队监狱坐落在金沙镇西北角，是一座由清末典狱所改建而成的建筑。1938年日军占领金沙后，将这座典狱所扩建成为一处专门关押抗日分子的监狱。整个监狱呈长方形，四周由三米多高的围墙环绕，墙头布满了尖锐的碎玻璃和铁丝网。

监狱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区是办公区，设有审讯室、值班室和伪警备队队部。西区则是囚区，共有六间牢房，分别编号为甲、乙、丙、丁、戊、己。每间牢房约二十平方米，最多可关押十二名犯人。牢房的墙体采用清朝的夹墙结构，表面看起来厚实，实则中间是用碎砖和泥土填充。

囚区的安保设施极为严密。每间牢房都装有铁栅栏门，门上有一个送饭用的小窗。牢房的窗户不到一平方米，外面钉着交错的铁条和铁丝网。在囚区四角各建有一座瞭望塔，由日军和伪军轮流值守。

看守制度也十分严格。日伪军采用三班倒制度，每班八小时。白天由四名伪军负责巡逻和送饭，夜间则增加到六人，其中两人在瞭望塔值守。每天早晚各查房一次，午饭和晚饭时再查一次。特殊时期，如有重要犯人即将处决时，守卫力量会加倍。

送饭时间固定在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送饭必须两人同行，一人开门，一人递饭。囚犯领饭时必须背对牢门，面向里站立。送饭结束后，要检查碗筷数目，确保不会被囚犯用来作为逃脱工具。

1943年7月的这个夜晚，监狱的例行检查刚刚结束。值夜的伪军正在瞭望塔上打盹，只有零星的脚步声回荡在寂静的院落中。丁号牢房里关押着包括宋军在内的八名囚犯，这间牢房位于西区北面，靠近围墙。这个位置虽然偏僻，但正是由于偏僻，反而成为了日伪军看守不够严密的死角。

那个雨夜，牢房里的气氛格外沉重。宋军即将处决的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此时，谁也没有想到，徐文惠提出的那个简单的逃生方案，将会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二、宋军被捕前的抗日活动

1943年初，南通地区的抗日形势日趋严峻。日军加强了对当地报刊的管控，所有出版物必须经过日伪当局的审查。《南通报》作为当地仅存的中文报纸，表面上刊登日伪当局的布告和地方新闻，实则暗中进行着抗日宣传工作。

宋军是《南通报》的资深记者，1941年从上海东吴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加入报社。他负责报社的副刊版面，主要撰写文艺作品和社会生活专栏。为了躲避日伪当局的审查，宋军在文章中采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法。他经常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将古代抗击外敌的英雄事迹与当下situation暗中对照。

在1942年秋天发表的《赤壁怀古》一文中，宋军借述诸葛亮火烧赤壁，暗指江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术。文章发表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抗日的信息。同年冬天，他又发表了《记海州民变》，以清朝海州民众抗击倭寇的历史为背景，揭露日军在江苏沿海地区的暴行。

除了发表文章，宋军还参与了地下抗日组织的工作。他利用记者的身份，走访各地采访，实则为新四军收集日军驻防和军事设施的情报。他在报社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将收集到的情报通过送报人员传递给新四军。

1943年6月，一名叛徒向日伪当局告密。日军在搜查报社时，发现了宋军笔记本中暗藏的密码本。6月28日清晨，日军突然包围了宋军位于南通西街的住所。当时宋军正准备去报社上班，刚打开房门就被日军逮捕。

在金沙日伪警备队的审讯室里，日军搜出了宋军藏在皮鞋夹层里的一份重要情报，上面记录着日军在南通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军火库位置。日军对宋军施以酷刑，逼问其他地下组织成员的下落。但宋军始终没有开口，只说情报是自己一个人收集的。

审讯持续了一周。7月4日，日军确认无法从宋军口中得到更多信息，便决定第二天处决他。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即将结束生命的文人，会在一个普通村民的帮助下，完成一次惊人的越狱。

在被捕的这段时间里，宋军在牢房中认识了其他被关押的抗日志士。他们中有地下党员、学生、商人，还有像徐文惠这样的普通百姓。正是这群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那个雨夜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越狱行动。

三、徐文惠的特殊背景

徐文惠并非普通的农民。在被误抓入狱之前，他在金沙镇经营着一间小木器铺，专门制作家具和木制建筑构件。这份职业让他对建筑结构有着独特的了解。1930年代初期，他曾参与过金沙典狱所的修缮工程，对这座后来改建为日伪警备队监狱的建筑构造了如指掌。

在那次修缮工程中，徐文惠负责更换牢房的门框和窗框。当时的工程负责人是他的师傅张永康，一位在金沙地区颇有名气的老木匠。张永康告诉徐文惠，这座建筑采用的是清朝典型的夹墙结构，墙体中间是用碎砖块和石灰浆填充的。这种建筑工艺虽然节省材料，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

徐文惠在木器铺的十多年里，不仅制作家具，还经常接一些房屋修缮的活计。他对各类建筑材料的特性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处理老房子漏水问题时，他发现夹墙结构在长期受潮的情况下，填充物会逐渐松动。而金沙监狱正好位于一处地势低洼的地方，每逢雨季，墙体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渗水。

更重要的是，徐文惠与新四军有着秘密的联系。他的木器铺不仅是一个手工作坊，还是新四军情报员的秘密联络点。木器铺后院的柴火堆下有一个暗格，专门用来存放传递的情报。徐文惠利用送货的机会，将情报传递给相关人员。他的这个身份，直到被关进监狱后都没有暴露。

在被抓进监狱的前一天，徐文惠刚刚完成了一次重要情报的传递。那天晚上，他本想等待联络员的回信。不料却在家门口遭遇了日军的夜间巡逻，这才被误认为是新四军成员抓了进来。这个误会反而成了他的保护伞，使得日伪军没有对他进行深入盘查。

进入监狱后，徐文惠一直保持沉默，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他注意到丁号牢房的西北角墙壁有一道细微的裂缝，这正是长期渗水导致的结果。而且，这个位置正好处于两座瞭望塔的视线死角。这些发现让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周密的逃跑计划。

当听说宋军即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徐文惠决定行动。他知道自己虽然是被误抓，但一旦协助囚犯越狱，就等于坐实了抗日分子的罪名。然而，作为一名地下情报员，他深知宋军的身份和价值。况且，他也清楚，自己迟早会被日军发现真实身份。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只需要一枚铁钉，就能打开这座早已腐朽的牢笼。

徐文惠在木工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对监狱建筑的了解，再加上他与新四军的秘密联系，这三重身份的叠加，使得这次看似不可能的越狱行动有了成功的基础。而这个表面上的＂普通村民＂，即将在这个雨夜里，展现出他非凡的才智和胆识。

四、越狱计划的实施过程

1943年7月4日深夜，金沙持续下了整整一天的大雨。徐文惠在晚饭时分，从送饭用的木筷中抽出一根，趁看守不备藏在了衣襟内。这根木筷经过特殊处理，是他在木器铺时专门准备的。筷子一端被磨得极为尖锐，另一端则缠绕着铁丝，可以作为简易的钢钉使用。

当夜深人静时，徐文惠开始行动。他首先在牢房西北角的墙壁上，找到了之前发现的裂缝。雨水的浸润使得这道裂缝进一步扩大。利用改装过的木筷，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挖掘。其他七名囚犯则轮流站岗，观察外面看守的动向。

挖掘工作进行得极为谨慎。每挖一会儿，他们就要把碎屑收集起来，用饭菜的汤水调成泥浆，将新出现的痕迹掩盖住。雨声成了最好的掩护，遮盖住了挖掘时发出的细微声响。

凌晨两点，值夜的伪军进行例行检查。此时，墙上的洞口已经有巴掌大小，但被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破衣服巧妙地遮挡住。检查很快结束，看守们在雨中缩着脖子匆匆离去。

接下来的工作更为艰巨。徐文惠发现墙体内部的填充物已经被雨水浸透，变得松软。这正是他预料中的情况。他让身材最瘦小的一名囚犯钻入洞口，用木筷继续向外挖掘。其他人则用衣服接住掉落的碎屑，以免发出声响。

清晨四点，外墙终于被凿通了一个直径约四十厘米的洞口。此时距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也是看守最为疲惫的时候。徐文惠仔细观察了瞭望塔上的灯光，确认守卫都在打盹，这才示意大家行动。

宋军作为主要营救对象第一个爬出洞口。他的眼镜在审讯时已经碎了，只能摸黑前进。其他人则按照商定的顺序依次钻出。徐文惠最后一个离开，还不忘用破衣服将洞口重新遮盖。

越狱的八人沿着预先计划好的路线，贴着围墙根前进。大雨提供了绝佳的掩护，让他们能够避开瞭望塔的视线。当爬到围墙最低的西北角时，徐文惠取出藏在鞋底的铁丝，接在木筷上做成简易的钩爪。他们就用这个工具，在墙上拉出了几道绳索的着力点。

最危险的时刻是翻越围墙。铁丝网和碎玻璃在雨中显得格外狰狞。但是经验丰富的徐文惠早有准备，他们用牢房里的草席裁成布条，铺在铁丝网上，总算顺利翻越。

就在八人刚刚落地时，东方已现出一丝曙光。他们立即分头行动，按照商定的路线奔向不同方向。宋军则在徐文惠的带领下，直奔金沙镇外的一处芦苇荡，那里有新四军的联络点。这时候，监狱内还没有人发现这次惊人的越狱行动。

五、越狱后的后续发展

1943年7月5日上午六时，金沙日伪警备队才发现囚犯越狱。日军立即在镇内外展开大规模搜捕，封锁了所有出城道路，挨家挨户搜查可疑人员。然而，暴雨冲刷掉了所有脚印，八名越狱者仿佛人间蒸发。

宋军和徐文惠在芦苇荡藏匿了三天。这片芦苇荡是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之一，水深齐胸，芦苇丛生，日军的搜查队始终无法深入。期间，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为他们送来了食物和干净的衣物，并安排了后续的转移路线。

7月8日夜晚，借着月黑风高，新四军的交通员用渔船将他们转移到了通海地区。在那里，他们暂时分开行动。宋军随即加入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而徐文惠则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在另一个县城开了间木器铺，作为新的地下联络点。

越狱事件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日伪当局对金沙监狱进行了大整顿，处决了值班的伪军，更换了全部看守人员。监狱的安保设施也进行了全面加强，增设了铁丝网，加高了围墙。然而，这次越狱已经严重打击了日伪政权在当地的统治威信。

其他六名越狱者也都顺利脱险。他们中有三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转移到了苏北根据地，加入了新四军；两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继续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还有一人辗转到了重庆，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关于日军在江苏沿海地区的情报。

1944年初，宋军在新四军情报部门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利用自己曾经的记者身份，建立了一个覆盖南通、海门、启东等地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为新四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valuable情报，其中包括日军兵力部署、军需物资运输路线等重要信息。

徐文惠则在新的工作地点继续发挥他的专长。他的木器铺不仅是情报传递站，还成了革命党人的临时住所。他利用木匠的身份，经常到日军驻地修理家具，暗中观察敌情。同时，他还培养了几名徒弟，都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打着学艺的幌子在各地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八名越狱者各自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宋军重返新闻界，在上海一家报社担任主编；徐文惠则继续经营他的木器铺，后来还开办了一所木工职业学校。其他人有的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有的回到家乡务农，有的继续在军队服役。这次越狱经历成为他们人生中难忘的一页。

1946年春，一场大雨再次降临金沙镇。老典狱所的西北角墙壁，那个越狱时留下的洞口痕迹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只有墙根处顽强生长的一丛野草，默默见证着那个雨夜惊心动魄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