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张学良

中东路事件在民国所有对外战争中，是唯一由中方主动挑起。事件主要决策者为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而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动和支持的态度。此时蒋介石、张学良都将苏联视为头号敌人，企图利用苏联内乱（指苏联大饥荒及农民暴动），在欧洲西线被围堵的机会，收复中东路主权。

但在国内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又严重低估了中苏间巨大的差距，终致惨败。更大危机是打破了“以苏制日”的战略，使得日本更加有伺无恐，并最终引发九一八事变；丢失整个东北。而苏联，则站在日本一边，与中国为敌。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讲述中东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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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专家-左双文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

一．史料来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 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国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十二，中国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档案：自反录，卷六，文电类一，《与张长官学良电》。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二），（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左双文：《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方正等编：《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张国忱：《1929年中东路事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刘翼飞：《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王泽久：《1929年“中东路事件”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韩信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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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与张学良幼时合影

二．张学良掌控东北军，推行对日对苏错误政策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父帅张作霖亡死。年仅27岁的张学良被匆匆推上执掌东北军政大权的帅位。东北军内部亟待稳定调整，此时蒋介石领导的北伐统一攻势仍在继续；日本则趁机咄咄逼人。面对内忧外患，年轻的张学良面临着非同一般的压力。他首先改变其父政策，与蒋介石合作；解决外患。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使东北与关内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化解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但这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满。

1929年1月10日，处置杨、常（指处决杨宇霆，常荫槐），在东北集团内部树立了权威；彻底铲除了异已，实现集权。

1928年12月至1929年7月，张学良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一直到强行收回中东路；迫使原本东北取守势、一再忍让的苏联出兵，在交战与折冲的过程中，明显暴露了东北地方当局及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外交上的无序与虚弱。

1930年9月，蒋介石重金收买张学良，奉系集团挥师入关，参加中原大战；蒋介石大获全胜。奉系拿到了华北平津地区及河北一部的地盘，大大扩张了势力；但东北军主力入驻华北新地盘后，兵力分散。造成关外兵力空虚，予日寇以可乘之机。

青年张学良

三．张学良主动反苏的三大动机

1927-1928年，苏联发生大饥荒及农民暴动。张学良决定乘苏联内乱之机,收回有重大利益的中东路及其相关管理机构，而且，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利权，将大大提高其国内外的政治声誉。

这也迎合当时南京中央的反苏立场。1927年后，国民政府接连制造反苏事件，封闭苏联在关内的使领馆，对苏联持仇视、敌视的态度；造成苏外交人员在国统区不能立足，但在东北还能正常存在和交往。而东北易帜的条件，外交要收归中央；此时苏联领馆及机构的照常存在，就与关内的政策很不协调，此时反苏，显然会得到南京当局的欢迎。

还有张学良可能为取悦于日本，消除一些因东北易帜而造成的奉日间的紧张关系。在东北与南京交涉易帜期间，日本方面一再强烈反对，如1928年6月25日、7月12日、7月19日，日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三次向张学良转达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警告，其中19日称：（1）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实无与其联系之必要；（2）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3）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愿予以充分接济。

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8月8日、9日，日本特使林权助、日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再次向张学良表示强硬立场，称日本政府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如不听警告，日本必决心取自由行动。即谓干涉内政，亦在所不辞。东北方面有鉴于此，遂向南京方面说明，将易帜时间延后3个月。到11月6日，张学良派莫德惠去日本，告知日本首相田中，东北将在明年元旦前易帜，田中明确表示，日本在东北有许多既得权益，如东北易帜，苏俄凭恃中东铁路得寸进尺，东北不足以应付苏俄之侵略，日本愿以全力协助，此为交邻友好应尽之义务。指日本反对易帜是为了反共防苏，明显是蓄意挑拨中苏关系，将矛头引向苏联。

莫德惠则解释：“东北决不容赤化，与贵国防共之意相同。但东北一隅，抵抗苏俄自有不逮，故有易帜之举。若中国全国统一，则苏俄野心自可戢止，因此必须易帜。”对此，田中答以：“此为中国内政问题。”这被东北方面视为日本对易帜的默认。

但之后日方一再提及的反苏反共问题或许给张学良等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东北是苏日角逐了几十年的地区，易帜之事违背了日本的意愿，现在日本既然有所谅解，反过来给苏俄点颜色是日本所乐见。年轻的张学良或许自以为可以在两强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却不知对苏俄的强硬态度及自身实力和南京当局实际现状，根本无力抵抗；结果是惨败收场，只捡了枚青天白日勋章 。

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易帜已成定局之后表示默许的态度，特别是1929年5月间陆续撤退济南惨案时派驻山东的军队，可能也给张学良和蒋介石一种错觉：即日本的威胁已大大消除，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缓解，苏联因与国内共产党问题的密切联系，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头号敌人，因此敢于在这种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的“多事之秋”，主动挑起一次对外冲突。

蒋介石与张学良

四．初期张学良完全主导中东路事件，并未经蒋介石同意

某些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中东路事件的主谋，而且过分强调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对东北地方当局积极、主动的态度有所忽略。事实是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决策，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完全是张选择的结果。

早在 “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之前，张学良就开始了对苏军事行动，1928年12月24日，他命令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接收中东路电话局。这时，还不存在他要接受南京政府命令的问题。

易帜之后，东北当局有计划地使事件不断升级。1929年3月1日，张学良又命令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向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提出收回在中东路应得权益等要求，主要部分均被苏方所拒绝。4月15日，南京的报纸上就登出了东北政要 “急进方略”收回中东路的消息：“张学良因收回中东路自办，特召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及该路督办吕荣寰、理事刘哲等，赴省会议，结果决采急进方略，即以前此流行东北各省之废卢布，由官民双方集总提出国际会议，要求苏联政府赔偿，或即移作收回东路基金，张吕等顷已遄返哈埠，积极进行议定方针。”可见张学良对中东路的军事行动，已在当时是众所周知之事。

5月27日，哈尔滨特警处受命搜查了苏联驻哈总领事馆，逮捕总领事以下官员39人，其后，东北当局更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加快了强制收回中东路的步伐。这从张学良的多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如1929年6月6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张长官、吕督办鉴：汉密。上月两公临行曾议定对东路施行步骤，进行如何，未敢催促。苏领馆事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良意对内两公须将意见交换，谋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针去做，且需极端机密，非重要僚属，不使参预……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望努力为之，有何困难，良当力肩之。取舍及因应方法，即由两公斟酌缓急，权宜行之。张学良。”

时任东北边防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

同一天，张学良又再电张作相张景惠等：“吉林张主席、卜奎万主席、哈尔滨张长官鉴：汉密。顷准外交部王部长‘支’（4日）电开：‘世’（31日）电计达，准‘东’（1日）电并据驻苏联大使馆电称：苏联大使来文，严重抗议，要求从速释放被逮之人，发还公文、财物，并声明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及驻苏联中国各领馆，亦不受国际公法拘束，……形势紧张，亟应妥筹应付，拟即提交外交委员会，决定最好办法。若群议绝交，吉、黑沿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事机紧迫，希即妥筹详细电复，并请查照‘世’电，将查获文件迅派妥员，送部为盼，等因。除以搜查办法确为正当，并事关全国，研究防御不能专以东北兵力为依据各理由，电复王部长外，特电查照。张学良。”

综上两电内容可知：1、张学良东北当局在5月份即已议定收回中东路的步骤，有所谓“原定办法”，“一定方针”，这个方针是东北当局自行决定的，而不是由国民政府“指令”或“挑起”的；

2、东北“五二七”行动后，苏方宣称将以同等方式对待中国，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倾向继续恶化中苏，甚至引发中苏战争。只是对东北当局的军事实力尚无把握，希望得到东北方面准确、肯定的回答。

3、当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征询如果中苏交恶、东北是否足资抵御，以便开会决策对苏大计时；张学良就自行指示张景惠等“以严厉之手段”“同时进行”的命令，并表示由他“力肩”可能的后果；

4、对南京方面，张学良称不能仅依靠东北的力量来军事对抗苏联。这表明关内的东北军亦应计入，并暗示如果出了事不光是东北的责任；要蒋一起负责。这同时说明，张学良也有邀南京政府“入伙”、介入中东路问题，但其行动并不听从南京国民政府，也不需要南京方面的批准。

再次，从他身边人员后来的回忆录看，均承认是中东路事件完全是东北当局自行决定的。蒋只是支持。如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王家桢就指是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秘书邹尚友挑起：“张景惠这个人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庸碌无能、事理不清、是非不明的家伙。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他们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专为培养殖民统治代理人而设的……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全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国主义殖民国家那一套。他们对于帝俄时代的将军，可以说有特殊的崇信。

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国忱、邹尚友这帮人，本来就不懂什么政治，更加上他们正想挤掉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由张国忱取而代之。……张国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顾问的建议，就和张景惠商量作了决定。”

张国忱的回忆则既承认了与邹尚友、也提到了吕荣寰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如他说“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委会讨论通过，责成吕荣寰执行……酿成事件。”他又说，邹尚友四处奔走游说，打着强制收回中东路的幌子“而他骨子里却企图把吕荣寰打倒，使我继位，他就可以获得副理事长的优缺以饱私欲。是以他经常不断地联系着张的外籍顾问……另一方面对张的左右如秘书处长朱光沐、宣传处长沈能毅等等更是一步不离，以保持着与张的思想联系。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

时任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九一八事变后投日，任伪满总理）

张国忱等按照张学良的授意，逐步从苏联人手中“强制接收”了哈尔滨文物研究会、哈尔滨气象台、哈尔滨自动电话局，还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直至“五二七”事件，“哈尔滨接收狂、反苏狂，猖狂一时”。“1929年秋，张召开东北政委会……事先邹尚友以沈哈长途电话一再催促我赶快把计划作好提出，……我当时即草拟了解决东路问题建议一件，寄给张学良，该建议内容大致为：1、兹因苏方对东铁问题一再拖延不肯让步，应限期迫令苏方同意签字，实行平均用人及中俄文字并用等项以达到彻底解决；2、届期如不同意，则逮捕其铁路局长，并利用前被苏方开除的白党路员强制接收；3、发动以前，应在东路沿线妥为布防，如有其事地严肃对待；……果然，政委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决定由吕荣寰回哈执行”。

时任东北军第4师师长的刘翼飞回忆：“1929年夏秋之间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等纷纷电张，要求进兵吉黑，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并且说苏联一定不能抵抗云云。”“张学良乃找我说：‘张辅帅（张作相）对于这事还犹豫不决，你可偕同张廷枢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以根据各方面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因刘表示怀疑，张未让他去吉林。“后来听说吕荣寰曾携带所谓情报和接收中东路的计划到沈阳和张学良商谈……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以致酿成战事。”

根据以上几份回忆资料，结合张学良的电报来看，事前张国忱、吕荣寰都向张学良提交过强制收回中东路的议案，并在东北政务委员会（5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决定由吕荣寰、张景惠负责执行；这期间都没有经过南京政府。

1929年6月6日，张学良又打电报给张景惠、吕荣寰，告诉他们可以行动了，这比6月26日钟毓向王正廷报告早了20天，比7月7日张学良、蒋介石第一次见面还早了一个月。可见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及张景惠、吕荣寰是主要决策者，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邹尚友等人是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的几个主要人物。

许多年后，据为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

1927年蒋介石

五．蒋介石支持武力收复中东路

南京当局对东北当局行动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使事件向更为恶劣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南京国民政府将与苏决裂的方针扩展至东北的意愿，由东北方面主动提出，可说是正中下怀。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在1929年6月4日致张学良的电报中，向东北方面透露对苏强硬政策主张，即外交委员会有可能“群议绝交”，还探询东北方面有无武力抵抗的能力。6月26日，受张学良委派，吉林省交涉员钟毓携带搜查到的哈尔滨苏领事馆文件及东北政委会所拟对苏意见书到南京，当天即谒王正廷。王对东北的计划明显持赞同、鼓励的态度。

1929年6月29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张长官、吕督办均鉴：顷准外交部王部长‘感’（27日）电开：钟委员抵宁，尊处函呈均已收悉。张长官、吕督办所拟处置办法，均为扼要之图。为保持地方治安计，即可随时由地方酌量情形，径行办理。关于东路各款，在我能以自行办理，即请转饬相机进行。此等处置，均毋庸与俄方人员提（商）议，转生枝节。如俄方对此有所抗议，可嘱径向中央交涉。被拘俄人在交涉未得相当解决，（并）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至全部对俄交涉步骤，俟呈侯政府核准，当再电达，等因。

细译电开各节，外（交）部对于东北对于俄国关系，及此案处置，似均颇为了解。除电复外，希即依照该电所述妥实进行，并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为盼。张学良。艳印。”

次日，即6月30日，张学良再电张景惠、吕荣寰：“前接外交部王部长‘感’电，业已电知在案。兹复据赴京专员钟毓‘俭’（28日）电称，谒晤王部长，说明哈党案情形，原折所拟办法与部之意见并不冲突，会商结果，应分执行与交涉为两事，哈当局照原呈四项原折三项办法，不必与俄员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而押换局长亦所不惜，万不可与之商量。全案解决、签字应俟令，由中央综核全局，制成提案大纲，连东路改组……及蒙古、新疆问题，同时向苏联提出，严重负责交涉，……如苏俄肯一一就我范围，虽饵以复交，亦无不可。被拘39人亦应侯中央解决，以勿先释为是。并由毓声明，倘若起重大事件，应由中央主持，全权负责，外（交）部亦以为是。……查电内主旨与外部电大致略同，而语意更为明了。除原拟撤换领事一项，属于交涉范围，应听候外（交）部主持外，其余各项均与东路有关，希即认明系属执行范围，酌量情形妥实办理，除电复以为可行，仍令向部接洽外，特电查照。张学良印。”

分析以上两份电报透露的要旨有：1、张景惠、吕荣寰事先已拟定了对以中东路为主的苏联在东北的机构、人员的“处置办法”；南京方面也有所谓“部之意见”，有一个相应的安排，同样对苏联持强硬、对抗的立场；

2、张学良向南京方面报告了计划和打算，王正廷肯定了东北当局的“办法”，这在形式上履行了东北方面提出、南京方面认可、批准的手续；当然这是补办。

3、南京方面的意思，是东北地方和南京中央分工合作，地方负责执行，中央负责对苏交涉，地方不要局部交涉；

4、南京方面以“饵以复交”，来处理中东路问题。竟摆出若中苏复交是中方对苏方的一种恩赐。这种很不现实的心态，是惨败重要原因。真不知当时南京当局哪来的自信，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

1929年7月5日，蒋介石电张学良，谓坚决收回中东路主权，不得已时可绝交，并嘱东北边境戒严。9日下午，蒋介石、张学良第一次会见后在北平西山与阎锡山等举行正式会议，议定在统一之后，地方应服从中央政府，但需分片负责，东南由蒋兼领，东北责成张学良负责，西北责成阎锡山负责，如有问题发生，应与中央协商解决。东北外交，对苏应取强硬态度，由张学良负责办理，具体方案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协商。

7月10日下午，蒋、阎、张等与刚抵北平的外长王正廷、亚洲司长周龙光、驻苏代办朱绍阳举行会议，蒋介石仍主张对苏取强硬态度，武力接管中东路，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还承诺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这可以算是张学良东北的行动方案正式得到了南京中央的认可。

至于与王正廷商议的情况，7月12日，张学良在给张景惠、吕荣寰的电报中称：“昨晚在京与王部长详谈我方所定办法，王均谓然。至赎路、绝交、撤领各问题，均由部担任……此次我方照预定计划分别实行，自宜妥速作去，勿稍忽，是为至嘱。” 意思是对东北所定的办法，王正廷均认可，双方达成的意向是：行动归东北，交涉归中央，“分别实行”。

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

六．蒋介石真对外，绝非引张学良入坑

一些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认为，蒋介石是想借中东路事件削弱张学良，故积极挑动张学良反苏。最主要的证据是时任东北当局顾问顾维均的回忆录称：“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即以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外交手段对付张学良。“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从这期间蒋介石对冯，阎，桂三大实力派下手的情况来看，说明蒋也有削弱奉张的用心；蒋对其他派系打压，奉系自然不能独善其身。但中东路事件上，蒋介石确实一心对外；绝无打击张学良之意。更何况控制北方，蒋介石还依赖于张学良集团。

另外主导权完全掌握在张学良手上，是他先做决定，再请示南京；蒋无法直接调兵进入东北去反苏，也不可能指使张学良开干。还有蒋介石主要是反苏，当得知苏联宣布断交后，7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在这种心态下，张愿意反苏，蒋自然是求之不得，而不是一开始就指望其损兵折将，徒遭羞辱。而且，苏联是否武力反击，也并不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准确的说，蒋只是顺水推舟，而并非请张入瓮；张也没那么傻。当然，如果张学良赔了血本，蒋介石也是受益人；但这有区别于蒋介石推张入坑。只能说是张自己要跳，蒋只是鼓励他跳；并搭了把手。

而且，在事实上，只是顾维钧的一种推测，在《顾维钧回忆录》同一节，顾维钧有几处地方肯定了张学良起了主导作用：“少帅深信他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些人把苏俄内部描写成为困难重重。少帅不断对端纳讲，这是中国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

“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实权集中掌握在少帅和他在满洲的同事手里。”

顾维钧当时作为张的临时外交顾问，自称与端纳一起劝过张要谨慎，但未被张所采纳。最终的决心，还是要由张学良来下。

蒋介石与张学良

七．苏联主动示弱，蒋，张却步步紧逼

对中国方面主动挑起事端的行为，苏方最初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1928年12月24日，东北当局强行接收中东路电话局，苏方未作出反应。

据张国忱回忆，其后苏联方面也作了让步：“1、强制接收文物研究会。我一到厅，就向厅内负责人员表示，坚决执行奉苏协定，接收文物研究会和气象台，希望搜集材料，供给意见，当有厅内原有白俄督学们自告奋勇，去摸索文物研究会内部情况回复后，请准上级，届时由翻译人员偕警察，到会宣读了上级命令，经该会苏联领导人请示了他的上级后，所有苏籍员工均皆退出，于是安然无事地把哈尔滨文物研究会给接收过来。

2、强制接收哈尔滨气象台。接收气象台，同样利用白俄督学和由他们介绍来的该台内部叛徒所供给的内部情况，也是用同样手续，安然无事地接收过来。

3、强制接收哈尔滨自动电话局……东三省电政监督蒋斌不甘落后，亦请准张学良……安然把自动电话局接收过来。

4、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另由苏方推荐了新人接替。

5、特警处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特区警察管理处处长米春霖也不甘示弱，他使用金钱、利用白俄督察、买通某些歹人窃取的情报”搜查了领事馆。

另曾任东铁理事会职员的王泽久也说苏联最初是忍让的：中方接管东铁沿线的电话、电信局，“东铁苏方负责人员对此并无反应。代表苏方权益的苏方理事们，态度也比较和缓。我方遂又另提出些要求，如东铁路款一向存在苏方远东银行的，要求改为存在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东省特别区教育经费，得由东铁提供，在我方的压力下，苏方也忍让照办。这给蒋、张和东铁造成了假象，竟真相信苏方软弱可欺。”

中东铁路

还要指出的是，哈尔滨地方当局几次行动都有仇视和企图颠覆苏联的白俄人员参与，说苏联不稳的舆论也是白俄分子制造出来，企图利用东北当局打击苏联势力。张国忱的白俄顾问“托玛舍夫斯基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他本人后来在南京与我闲谈时，也未隐瞒这一点。并且在中苏冲突时，东北组织的东西两路拒俄联军内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不深入调查、就误信谗言，以为利用几个流亡的白俄就能与强大的苏联相对抗，简直荒唐。

事起之后，7月18日，在上海的白俄旧军官开会议定，凡无职业且在从军年龄者，均赴国民党军投效。25日，苏联政府发表文告，称在远东从事反苏活动之白俄得到中国当局之直接援助。

苏联的步步退让，实际是受制于西线欧洲的压力；所以在中国东北是取守势，实质上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当时也没有领土要求（1935年苏联将中东路出售给日本，包括1937年支持中国抗战，即是为了稳住东线，全力应对西线）。

张学良、蒋介石对苏俄支持中共威胁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同时又为了拉拢西方，摆出围堵苏联的态度。实际上在大革命时期，苏联支持得更多的其实是国民党。当然中共快速扩张，也得益于苏联的支持；这也不触及到了国民党根本利益。但此时，最大敌人是日本；在1928年底易帜前后，东北当局、张学良已处处感受到这种威胁。只能对苏缓和才能牵制对东北觊觎的日本，使其有所顾忌（日本一直在以反共为由蓄意制造中苏对抗）。但国民政府却利令智昏，一意孤行，在反苏的路上越走越远。

苏联最终忍无可忍，边境动武，造成东北军损兵折将、威风扫地，大大削减了己方的斗志；更刺激了日本的气焰，埋下了九一八隐患。

时任苏联外长-加拉罕

八．南京继续强硬，开战再即

1929年7月10日中东路事件发生后， 12日，驻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函告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谓苏联政府已派交通次长谢列布良阔夫来华谈判，希望和平解决。13日，苏联外长加拉罕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奉天政府”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取消对中东铁路违反现行中俄协定之一切片面之违法行为，并限3日内答复。

7月14日，蒋介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及外交部要员就苏方照会商讨对策，决定继续对俄强硬。15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收回中东路,如果苏联不肯接受“我们当然要抵抗到底，誓死要达到我们收回主权的目的”；胡汉民对记者谈话时也称“苏俄政府向我国提出无理通牒，要求释放宣传赤化俄人，取消我国对中东路处置，殊属荒谬，中央绝对不为所动”；孙科、古应芬、刘芦隐均有类似之表示。

外交部因部长王正廷北上未归，亚洲司长周龙光与原驻俄代办(一说代理公使)朱绍阳等，先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皆以为苏维埃政府所派遣之代表（专为交涉中东铁路问题者）已在中途，不日可到，并依苏维埃国内之情形观之，此次之最后通牒不过表示不满之意而已，故无必须在一定期间以内答复之必要，决定暂时搁置”，“盖国民政府料定苏维埃方面不能以极端之手段对付中国，故拟照已定之方针积极进行，以期达到完全收回中东铁路之目的也”。当日，哈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还在继续扩大事态，又强行接收了中东路地亩局及图书馆。

蒋介石与胡汉民，伍朝枢

7月16日，苏联谈判代表突然中止来华，意在待南京复照如何再定行止。国民政府由蒋介石主持，决定了以下三点应对措施，首先对苏联通牒的答复及公布双方往来文件。16日下午6时许，蒋及胡汉民、戴季陶召朱绍阳商议对苏俄答复事，朱呈上已拟就的复文草稿，经蒋、胡、戴修改增删后，“蒋主席面谕朱即晚发出，并电告王部长，同时即晚由外部将往来文件公布”。（王正廷18日始从青岛南返，20日回到南京。对王迟迟不回部主持等现象，蒋相当不满。

其次决定对俄答复要点：1、谈判东路一切问题，政府意思亦愿即商量；2、处置东路命令，辽宁省府系根据东俄协定，该协定内本有此规定，现时处置不过施行原有之规定；3、释放被拘俄人，政府以在俄被拘华侨，尚多数倍，俄如释放被拘华侨，则所拘俄人，自可恢复其自由。外交部正式复文的基调与此略同，强调中方的行动完全是“出于防止反动宣传、维持治安之必要”，对苏联方面的要求未作任何让步，反而又提出要苏联释放在俄被捕之华侨及保护在俄侨商之利益。

最后促张学良及早返回辽宁坐镇。1929年7月10日蒋张在北平会见后，张就前往北戴河，16日晚，蒋电张谓：“辽垣政务纷繁，又当东路收回后，帝国主义恫词公布之时，望张即日返辽办理一切”。(7月20日，张始由北戴河启程，21日上午回到沈阳) 17日上午8－10时，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下午，国民党中宣部举行记者会，由叶楚伧主持报告中政会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称：“关于收回中东路事，原为理所当然，”是苏联首先不履行有关协定，责任在苏方。而且这是中国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步“与对其他各国之废约运动，有程度上之不同，”因为如果“已协定者，且不能办，此后对外废约等事，更属困难”。蒋介石及国民党企图通过对苏强硬收回中东路主权，来铺平全面废约道路。

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使苏联方面极为不满，于7月18日宣布断绝中苏关系，召回苏联在华人员，请中国驻苏使、领人员迅速离境。并声明保留1924年“北京、奉天中俄协定之一切权利。”7月18日下午，苏方绝交照会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等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决定对苏来照不予答复，准备发表宣言，请各国主持公道，并公布前从哈尔滨苏领事馆所获之文件。蒋并作了如下的判断和打算：“详察牒文末句，有苏俄政府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所订协定之权利一语，是其意在保守，或不敢用兵，即用兵，余必以全力赴之，而我内政，或因此反易解决也。”蒋此时甚至有不惜用兵的冲动，学界认为蒋很可能趁机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中央军借机开入东北，可谓一石二鸟，但蒋太高估自己和张学良的力量。

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对外宣言发表，并正式公布从哈埠苏领事馆搜获之文件。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反苏宣传标语共18条，内有“收回中东路，是国民政府的正当防卫”；“打倒破坏国际交通的赤色帝国主义”；“全国革命的武力一致为中国民族作正当的自卫”等内容。

7月18、19日，蒋介石接连电阎锡山、张学良、新疆省主席金树仁，通告苏联绝交动态及国民党中央的方针，嘱注意边境防务：“况据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观察，亦未必遽敢向我宣战，中央对于此事，早经决定方针，务须保我主权，决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绵亘万里，狡谋侵占，不可不防”。并须提防“苏俄如派兵保护中东路则日必进兵北满”的外敌“协以谋我之局”。蒋介石开始全面准备对苏作战。

王正廷也于7月20日晚9时半抵南京，对记者表示“此事全为中国防御赤化正当防卫，俄如逞强用兵，全国国民皆当一致奋起，请缨讨伐……中国决不为所屈服”。当天，蒋介石发表致全国将士电，称“早能团结自救，苏俄亦何敢以非礼相加，英政府对驻英俄代表之一再搜查，法政府对驻法俄使之强制撤换，苏俄皆贴然就范，不敢稍抗，今独敢以最后通牒加于我者，岂非蔑视我国之无人，乃以次殖民地视我国耶，”意思是中国无非是继英法之后对苏强硬，蒋介石竟以英法自居，可谓北伐胜利冲昏头脑。声称“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嚏，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

国民政府还加强了舆论宣传方面的攻势，如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中央日报》20日社评的标题就是《中国国民正严阵以待》，宣称要“不惜以最大之决心与世界之公敌相与周旋”。21日上午，蒋介石在与宋子文、王正廷交谈时，王正廷提出对俄通牒还是应有一个答复，但蒋“决定不复，以为如其欲复，以其私人名义复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