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燕京大学创办者，军阀座上宾，中国的老朋友，为何最后悲剧了

司徒雷登是一个独特的美国人，有其独特的经历与独特的风格，他经常在嘴边挂着三句关于中国的话，“我爱美国，也爱中国”，“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他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里，能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他熟读中国经史百家的国粹，在美国人当中算是一个罕见的中国通了，他11岁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由于受家庭的宗教氛围影响，后来进了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902年他在神学院毕业后被封立为牧师，奉派在华盛顿的第一长老会堂，两年后与表妹艾琳女士结婚后，受南长老会派遣来中国做传教士，这年他26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应美国合众国国际通讯社的邀请，担任驻南京的特约记者，开始留意和收集有关南京政府的有关情况，每日发出电讯报告中国政局的发展，并且由此得以结识孙中山，王儒堂等政界人物。

1915年因家事留美期间，曾应威尔逊总统邀请到白宫汇报中国的情况，由此开始他与美国政府有了接触，1918年底他受教会的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1919年1月31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客观的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因为在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燕京大学而蜚声海内外，办校的经费是他亲自奔波，在中国，美国向政要、军阀、富豪、金融家，企业巨头等人物募集来的，他看中了北京西部海边的一片土地做校址时，就亲自跑到西安去找这块地的业主陕西督军陈树藩，经过讨价还价只花了6万元光洋就买下海淀的200多亩土地。

有一次他去找军阀孙传芳，孙传芳不知这个洋人的来意，只给了他100块钱，后来得知他是要办学校，就派人送去2万块，他还设法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教育基金，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教育津贴中搞到了办校的基金，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请来执教的都是海内外有名的教授，而且给他们以很高的待遇，他把学校环境办得很中国化，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庙宇式的大学校门，宝塔式的校园水塔，校园内还有亭阁、石碑等园林建筑，他还要求学生们熟读孔孟之学。他对师生十分关心，对师生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每碰到一位新教师，他总是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入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他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领袖的名单和他们的情况，都要向他汇报，并在百忙中，总要有抽空去找他们或请他们到家里谈心，并使得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

九一八事变时，他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还曾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由于其声誉日高，1933年罗斯福就任新总统后召见了他，咨询中国问题，并想了解除了战争之外美国咋样才能阻止日本人侵略中国。

在当时，中国人并不简单的将它看成美国哥老会派来的传教士，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的教育家来看待的，在素有尊师传统的中国，人们对他献身教育的敬业精神就更多了一份尊敬，而美国政府又把它当作熟悉中国社会并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通”来看待。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声望很高的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派遣来中国调停，由于马歇尔的调停政策在本质上仍没有脱开“扶蒋反共''的旧巢，决定了其调停工作屡屡碰钉子，马歇尔就想起了司徒雷登。1946年7月间，马歇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杜鲁门总统提名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良好声誉，以及与中国各方的交往关系，使国共政治谈判不至于陷入死胡同，当马歇尔突然派人送了一封信来问他是否愿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他真是大吃一惊。

由于他本人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应该服从美国政府政策的需要，加上提名人又是在美国普遍受人尊敬的马歇尔将军，结果他舍不得苦心经营夫人燕京大学，他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这个职务，帮助马歇尔一起促进国共的政治会谈。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与当时好些中国官员交朋友打交道，他的早期结识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颜惠庆，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军阀阎锡山，后来又与孙传芳，韩复渠，张作霖父子以及其他在华北地区的党政要人打交道，他还与“基督将军”冯玉祥过从甚密，也和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常有来往，但他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来往最多的大概就是蒋介石了。

他是通过孔祥熙的关系结识蒋介石的，政治倾向上，他是偏向于蒋介石的，他很说很崇敬委员长和那位能干的夫人，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成了蒋介石的义务顾问，每次回美国期间他都经常呼吁美国政府给蒋政权已经更可能多的支持，因而他一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就两次上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商讨。

但是局势发展的太快了，解放军经从1947年夏天发动战略反攻至1948年底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尽管美援源源不断，但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归于消灭，美国人援助蒋的这些现代化装备，真是很顺利的就“转运”到了中共的部队那里去了，中共的军队如虎添翼，这就更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美军有的高级将领甚至埋怨说，以现在的情况看，我们与其说是援助与装备蒋介石的部队，还不如说是援助与装备中共的部队。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美国援助蒋介石已经不起什么积极作用了，对于他曾经重庆的蒋介石对国民党政府，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断言说，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系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的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越来越众叛亲离了，在此前后，他还公开的在南京进行倒蒋活动。

11月下旬，蒋介石派宋美龄飞去美国，面见杜鲁门总统，恳求援助，杜鲁门摆出一副冷面孔说：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极的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当时国内一片反蒋的浪潮，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步步紧逼要蒋介石下台。司徒雷登辞去校长职务，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在短短的时间内从全力支持蒋介石，又很快的转了一个180度的弯儿要抛弃蒋介石，使他在美国充满矛盾陷入泥潭的对华政策中，出演了一个悲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