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老蒋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瞬间瓦解。新组建的国民党第45军312师逃往南方，在宜兴地区被三野第88师包围，无奈下全师被俘。

在此过程中，312师副师长李长亨站出来与88师交涉，并表示希望他们向三野前委转达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如果中央回电确认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了。88师干部虽然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向上级发出了确认电报。

两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要求他们尽快将黎强同志送往北平。

这名“黎强”究竟是何许人也？一位国民党“败军之将”为何能引起中央的注意？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他的故事。

黎强，原名李长绣，又名李碧光，自幼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0岁左右在本地完成高小和中学学业。因为二表哥的影响，他开始了解进步思想，也逐渐接受了共产党。

高中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组织同学演出话剧，抵制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为抗战和五卅运动发声。

随着斗争形势日趋严峻，他的二表哥因组织武装暴动失联，党组织负责人牺牲，六表哥上山打游击。

在他身边，没有党组织的人。于是，他有了离开安岳的想法，想去省城看看，一边继续进修，一边寻找党组织。

最终，他怀揣着安岳县中学的毕业证书，于1935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老师中，有许多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和进步分子。他们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传播我党的理念，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黎强在这里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思想精华。

他与思想进步的同学张显仪、姜度、向万国、舒增才、胡绩伟、刘藩等人保持密切交往，他们志同道合，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思想。

这些人在建国后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杰出人物。

在1936年，黎强和张显仪共同创立了一个秘密读书会，他们对入会者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向会员推荐进步书刊，定期编写黑板报，并组织流动图书馆宣传进步思想。

黎强凭借一手好字，手抄进步书籍并油印分发给会员。

读书会还利用省一师附属小学的教室，开设平民夜校，培养了许多抗日救亡积极分子，他们参加了省第一师范的抗敌宣传团，并有许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黎强和同学们组建了抗日后援会，他担任宣传部长，经常利用假期专程到成都市郊面向工人和农民举办抗日救亡的演出。

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后援会后来并入由我党秘密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黎强首次加入党的外围组织。

不久后，他遇到了周俊烈，他是黎强在革命道路上的引领者和入党介绍人。

周俊烈是黎强的安岳老乡，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入党的他曾在中央特科工作，并进入延安的红军大学。

抗战开始后，周俊烈按照组织要求，回到大后方四川从事情报工作。

他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调查中统和军统在四川各大高校的活动情况。

任何时代，青年都是国家的未来。因此，老蒋对于青年人的思想掌控尤为重视，甚至专门成立了青年军。

为了掌握青年的思想动向，中统和军统也派出了特务，隐藏在青年群体中。

当时中统秘密设在各大高校的机构是“学生生活社”，而军统也不甘落后，搞了个“复兴社”在学生群体中美化宣传自己的形象。

而黎强，出身袍哥人家，为人仗义，善于交际应酬，擅长和人拉关系交朋友。

他通过各种关系，竟然搞到了成都各大高校“学生生活会”社员的名单，超额完成了任务，还顺便调查了一遍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职工的政治倾向。

当他把厚厚一沓资料交给周俊烈时，后者简直难以置信，原本以为黎强只是个学生，没想到他在各式各样的人群中混得如鱼得水，好像天生就是干隐蔽战线的料。

但是，如果不想时刻戴着面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又有谁能忍受这种寂寞呢？

为了搞到这些情报，黎强不得不中断之前的大多数关系网，淡出原来的交际圈，放弃和思想进步的同学们往来。不仅如此，他还和一些三青团团员混迹在一起。

于是，他外人眼里不再是有思想有活力的进步青年，甚至还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多边形人物”。

当时知道他真正目的的只有他的最好的朋友张显仪。

黎强默默承受着同学们的不理解乃至憎恶，依旧与亲国民党的同学们混在一起，他的表现甚至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主动邀请他加入复兴社。

周俊烈出于综合考虑，让黎强婉拒了对方的邀请。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进步青年都向往着革命的圣地延安，这其中就包括黎强。

1938年7月，黎强刚刚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便带着组织介绍信，秘密坐上了去往陕西的长途汽车。

他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这里的革命景象让他耳目一新，他立即投入了学习。

在延安学习半年多后，他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收到了几个单位的邀请，但是中央组织部为了加强大后方的工作，希望他能够回到四川。

但黎强选择了回到凶险的敌后，于是他来到了重庆，找到了重庆“八办”。

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热情接待了他，凯丰代表组织要求黎强回到老家安岳，利用社会关系找一份正经职业，然后再慢慢开展工作。

为了不暴露黎强与党组织的联系，董必武为他取了个组织内部的代号——黎强，寓意着他的能力和战斗力。

最后，黎强告别了八办，回到了阔别四年的老家。

黎强在父母亲面前撒了个谎，说自己去年8月从省一师毕业后去了鄂豫前线，现在才回来。他通过老同学的介绍，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县立高小担任教务主任。

尽管同事们都认识他，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成功地进行了一些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如筹办《龙泉壁报》和组建抗日歌舞队和街头剧。

他还成功地联系上了周俊烈，但因为他的出色宣传才能，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国民党安岳县党部甚至想把他赶出县城。

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下，黎强深感处境艰难，便给重庆八办写信寻求帮助。

在未收到组织的回信前，他拜托周俊烈帮他转一下组织关系，并在1940年2月的一天离开了安岳，来到了省城成都。

在成都，黎强通过朋友的关系，成功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研班。这个学校前身是黄埔军校，由老蒋亲自担任校长，是培养国民党党政军干部的摇篮。

能够进入这个学校，对于黎强未来的潜伏工作有着极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地保护黎强的安全，南方局特地指派刘文哲作为他的唯一联系人，单线与他保持联系。

当时，中统在成都和川康地区的活动范围较大，对党组织的危害也更大。再加上我党亟需在中统内部有一个自己人，所以建议黎强想办法打入中统内部。

1940年10月，从重庆返回的周俊烈在成都南门约见黎强，由周俊烈作为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刘文哲代表上级党组织，正式批准黎强为共产党员。

黎强入党后，没有被划到任何一个党组或支部，也不需要按时开民主生活会或过组织生活，更不与其他隐蔽战线的同志产生任何往来。

他与组织惟一的单线联系人就是刘文哲。

刘文哲告诉黎强，按照上级指示，为了让他更好地隐藏身份，以便打入中统内部，特地允许他可以加入一些江湖组织，如会道门，但必须做到洁身自好，出淤不染。

黎强在得到组织的特许后，不再担心任何事情，充分发挥自己的交际能力。他刻意与政研班的中统同学接触，结交朋友，整天混迹在一起。

黎强的父亲是安岳当地的袍哥舵把子，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仗义的性格，很快就混成了成都袍哥圈子里的“大爷”。

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川调室”视察）、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等袍哥大爷都成为了他的袍哥兄弟，他同成都各个帮派的袍哥大爷结拜，义结金兰。

随着交往的人越来越多，他同中统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他的政研班同学廖震华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党网”。党网全称是国民党员调查网，是中统的外围关系。

中统的组织分为三层身份，黎强作为党网成员，需要是国民党员。加入党网后，他更加密切了同各方人士的交往，并注意搜集情报。

在收集情报之余，他还选择性的向中统提交一些无关痛痒的情报，以此来刷好感度。黎强得知了国民成都警备区副司令私下贩卖大烟的情况，并报告给了廖震华。

中统通过这个情报敲诈了一大笔钱，廖震华因此更加信任黎强。

这时，与黎强保持单线联络的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调离成都，南方局又改派陈于彤与黎强继续保持联系。

1943年夏天，黎强终于获得了加入中统局的机会。他的训练班同学是省特会的一个小干部，他通过他的关系，成功加入了省特会。

作为省特会的一名主任干事，黎强凭借自己的学霸属性和出色的写作能力，成为了省特会和川调室内部知名的笔杆子。

他经常被上面的领导要求写汇报材料和工作总结，借此机会，他查阅了这两个组织内部大量的档案资料，了解了许多机密消息，这些消息他都及时向陈于彤汇报。

有一次，他甚至把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的年度工作计划表原件也交给了陈于彤。

通过省特会和川调室，黎强获得了对我党地下组织的详细情况、鉴别方法、组织机构、人员分布、党网关系等情报，并将这些情报秘密汇报给陈于彤，陈于彤再将这些情报报告给南方局。

黎强作为省特会和川调室内部的得力笔杆子，每当头头们需要向上级邀功请赏的材料时，都会选中他来执笔。由此，许多中统内部的绝密情报都要经过他的手。

在一次起草川调室呈交给中统局本部的工作汇报时，黎强偶然发现上海静安的党组织已被中统局上海站盯上，准备收网。

他立即向陈于彤传递这个情报，由陈于彤转给南方局向上海的党组织示警。不久后，黎强在内部的情况通报中看到静安区党组织成功转移的消息。

另外，他在阅览省特会情报时，发现他在陕北公学进修时的同学正在华西大学读研究生，已经被军统特务关注。他立即向陈于彤示警，由陈于彤通知对方尽快转移。

抗战胜利后，老蒋急于展开内战。在隐蔽战线，之前还有共同的敌人日寇，国共两党的情报员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客气。

而如今日本投降，国民党特务也完全撕掉了伪善的面具。

黎强收到消息，得知周俊烈在成都被捕。他心中忐忑不安，因为周俊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如果他叛变，黎强将面临危险。

于是他立即向陈于彤传递了这个消息，但陈于彤建议他放弃潜伏，转移地点以避免暴露。

但黎强因为自己的职位和努力而犹豫不决，他不想轻易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权衡利弊后，黎强决定先不转移，只要周俊烈不背叛，他就没有危险。他相信周俊烈的为人，并最终证明了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周俊烈被捕后，坚称自己与共党有关系，但已经断绝来往，中统特务无法从他那里得到有用的信息，所以把他关在监狱里。

黎强利用他的关系，将周俊烈释放，并在一次同乡婚礼上，警告他尽快离开成都。

1948年底，辽沈和淮海战役落幕，蒋家王朝的统治逐渐摇摇欲坠。

为了稳定局势，蒋介石命令在成都设立新兵训练总队，计划从成都抽调士兵到东南部进行防御。

由于黎强曾经在中央军校进修，因此被推荐担任训练总队的政工室主任。

不久后，他收到了调令，要求他和训练总队一起前往南京接受改编。

黎强将这一情况报告给组织，组织认为接下来的国共争斗将会围绕长江防线进行，虽然他在中统内部的职位非常重要，但去南京则更容易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因此同意他前往南京。

就这样，黎强离开了他在成都待了数年的生活，来到了南京。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第45军下属的312师的改编完成，他由训练总队政工室主任晋升为312师政工处处长，相当于我军的政委。

按照规定，政工处处长需要兼任主官副手，因此他又自动成为了312师的副师长。

抵达驻防区域后，围绕着部队是以训练为主还是修工事为主的问题，黎强与312师师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黎强主张应该先修工事，借口是加强防守，实际上是想降低312师的战斗力。而师长钟乃彤则主张应该先进行训练，他是黄埔毕业生，真心为校长尽忠。

但由于312师大部分是川军，而钟乃彤则是广东人，黎强利用这一事实，发挥了乡土优势，最终让钟乃彤妥协。

从此，312师就一直在挖掘工事，士兵整天疲累不堪，没有进行训练，甚至许多人连枪都不会放，士气低落，毫无战斗力。

当渡江战役开始时，312师不战而退，向南逃窜，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在陕北公学时期，黎强与我军88师的政治干事是同学，后来黎强被俘。

他认出这位老同学后，主动与对方打招呼，并请求通过三野前委向中央发报。

电文内容只有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这句话是当年董必武亲自为黎强设定的暗号，将它发给中央，就会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在被俘两个月后，黎强这位国民党军原副师长改头换面，接受了新的任务，与二野一起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