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叶烨认为，北宋文人在踏入仕途之前，由于他们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经济状况也都普遍较差。而正式踏入仕途之后，文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就要高于当时的一般社会成员。

他们的收入来源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正常的俸禄与赏赐，另外还有部分公使钱可供他们缓解经济压力，他人的馈赠或接济也是其收入的重要方面，有些文人还有经商、贿赂在内的非正当收入。

不过入仕也带来相应的经济开支，再加上文官在仕途中几乎难以避免的贬谪、守制和退职等特殊阶段，因此大多数北宋文官都曾有经济困难的经历。这种状况也可能造成北宋文官的特殊心理感受，即客观富裕，而主观贫穷。作为北宋文官的一员，苏轼的收入除了经商、贿赂外大致如以上所论。

正常的俸禄收入

宋代文官分三大类：第一类是通直郎以上的朝官，第二类是承务郎以上的京官，第三类是作为幕职州县官的选人。宋朝官员的俸禄，一般包括正俸、衣赐、禄粟、茶酒、厨料、盐糖、薪、随从衣粮、马匹刍粟，还有添支、职钱、公使钱以及恩赏等，纷繁复杂。

研究苏轼各时期的收入情况必须按照他历年为官情况来统计分析，而苏轼生活的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时代各种官职的实际俸禄情况稍微有点出入，就苏轼生活的时代俸禄制度的较大调整主要有两次。

一是以嘉祐二年颁布《嘉祐禄令》为标志，确立起自枢密使带使相月俸四百贯至郢、唐、复州内品月俸三百文一共四十一等的禄制。第二次俸禄调整则以元丰三年颁布《寄禄新格》为标志，改变了支俸的依据。此后北宋俸禄制度还有零星调整，但都没有突破元丰禄制所确定的体系。

朝廷赏賜与亲友馈赠

苏轼元祐期间属于中高级文官，俸禄优厚，而且这期间苏轼除了俸禄之外还有不少朝廷赏赐，比如此期间他曾六次上《谢赐对衣金带马状》，感谢朝廷赏赐的“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一副，马一匹”，由此可知苏轼在受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务时均可获得马匹赏赐。

苏轼自己平日出行的交通工具多了起来，他甚至可以将多余之马转赠他人，如其以龙图阁学士出守杭州时即将受赐之马赠予学生李薦。不光是这些，苏轼还有其他赏赐屡见于其笔下，如《谢赐衣袄表》中朝廷赐初冬衣祆，知贡举时期朝廷赐宫烛、法酒，出知杭州知州时朝廷置酒相慰，赐龙茶、银合等。

可见苏轼元祐时期朝廷给予他的待遇是相对比较丰厚的，如果再加上亲友之间的礼物馈赠，可以说元祐时期是苏轼一生在经济情况上最富有的时候。苏轼在英宗时期也曾获得赏赐。

如治平三年苏洵逝世于京师，苏轼兄弟护送灵柩返乡，韩琦与欧阳修就曾各赠银三百两和二百两，作为苏轼兄弟的师长，韩琦和欧阳修以爱才之心资助苏轼兄弟护丧返乡，然苏轼兄弟对他们的美意却并未接受。

英宗除赠苏洵光禄寺丞外，另“敕诸路应副人船”，这其中显示的仍是一种特恩。馈赠接济可能仅是解一时燃眉之急，苏轼兄弟当时的经济情况尚能支持他们护柩返乡，请求朝廷给父亲赐官无疑更符合他们兄弟当时的想法。

除了朝廷赏赐的隐性收入，来自亲朋好友的馈赠无疑也应该纳入苏轼的家庭收入来考量。苏轼交游广泛，据吴雪涛、吴剑琴辑录《苏轼交游传》所列，即有三百零七人，当然其中有些并非苏轼朋友反而是政敌，仅是有来往而已。

其中还不包括苏轼在各地为官时期的百姓之名，苏轼的朋友圈到底有多大，学界对此尚无定论，但大概在千人左右。苏轼接受朋友馈赠的情况所在多有，这是我们考察苏轼家庭收入必须要注意到的。

苏轼尚未出仕前于眉山家居时期，苏家在当地亦可称大姓，虽非大富大贵，维持基本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苏轼、苏辙守母丧时期虽然回到眉山时家园破败，但回到汴京依然能购买南园，后来卖出之时也值八百余千，可见也不贫困。

后来苏轼签判凤翔任满再回京，父亲苏洵去世后再回眉山守孝，那两年多时间需要离职守制，期间不得俸禄，虽然对于苏轼精神世界和经济生活都是重大创伤，心灵的悲痛与现实的困窘交错也令他倍加茫然，但苏轼凤翔签判和直史馆的官俸节余，再加上眉山产业所得，苏轼此时期也不穷困。

后来再回京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时，虽然苏轼在密州也有“斋厨索然”之时，但总体上并无衣食之忧。直到“乌台诗案”贬黄州后，苏轼才第一次真正陷入经济上的穷困潦倒。

面对日益拮据的家庭生活，苏轼渴望能有自己的一块田自食其力。马梦得为苏轼求得一块己经废弃的旧营地，交给苏轼一家耕种。耕地位于州衙之东一百多步的山坡上，周围群山环抱，中间一块平地，约有五十亩。因废弃久了，遍地瓦砾。

苏轼作有《东坡八首》。苏轼贬谪期间的俸禄理论上都很少，实际拿到手的更是屈指可数。因为北宋官员的俸禄发放并不能实际领到应得数目，其中一直存在着“除百钱”和实物折色等贬损问题。故而他们的实际俸禄所得就往往明显低于理论上的规定。

除了现金支付外用于充当俸禄的又多为无用之物，如苏轼在黄州团练副史任上所得多为压酒囊，只能说聊胜于无而已，这些使苏轼的俸禄收入在名义规定之外严重缩水。

不仅如此，苏轼躬耕东坡后收入也十分有限，一家人努力耕种其实也仅够填饱肚子而己。难得的是苏轼没有世俗文人的架子，他与陶渊明一样，在黄州期间彻底地成为了一个农人，一个为了养家糊口而辛勤劳作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在耕种劳作中寻找审美趣味和生命体验的文人。

因为经济拮据，苏轼这段时间开始计划用钱，不像他以前那样“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且苏轼贬谪期间总有当地百姓热心帮助他建房安家，其间又多有馈赠，苏轼家里缺些什么，热情的邻居和百姓总会给予苏轼力所能及的帮助。

虽然他处于人生低谷，身份敏感，但仍有许多当地官员冒着政事风险给苏轼开辟绿色通道，如苏轼在黄州时期四年四个月中遇到的三任太守陈轼、徐君猷、杨棠都不把他当罪官看，陈轼调任前拨临皋亭给苏轼居住，徐君猷还常常给苏轼送米送面，隔三差五将苏轼请到府衙奉为上宾，借机帮他改善生活。

另外，苏轼耕种东坡和修建雪堂时期也得到了乡邻之间的极大帮助，为他缓解了许多人力财力上的困难。黄州贬谪之后，苏轼贬汝州途中经济也不宽裕，元丰七年秋，苏轼花了“数百千”钱在常州宜兴买了曹氏田庄，范镇又约他买宅为邻，他就把汴京的南园卖了，卖得八百余千。

因为范镇之约不能实现，他就把这“八百余千”一并用来买宜兴的田宅了。买下宜兴黄土村的曹氏田产和房屋后，田地一年可以有八百石谷子的收成。这块田地和所置房产苏轼真正居住的时间很少。

宜兴田庄大概就数百亩田地和数间屋舍，邵玉健先生作为常州学者，经过综合考证，认为苏轼在宜兴所购的田庄就位于湖汷镇南部三面环山的小平原内，且东侧的可能性最大，那里的风光一如苏轼定居宜兴时所作《蝶恋花》。

此田庄性质为官田，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有说明，后来黄庆基还以此攻击苏轼，苏轼作《辩黄庆基弹劾札子》将此中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苏轼“许姓曹人将元价收赎”，最后姓曹人因理亏并未再扯皮。

苏轼元祐时期除了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方面有了极大改善之外，其实在他的内心世界，过得并不比黄州时期轻松，相反由于激烈的党争，他总是不安于朝，他是很想及时抽身归田的。

绍圣元年，苏轼由定州贬往英州，他此时又陷入沉重的经济危机。苏拭的收入支出总是连在一起难解难分，入不敷出，尽管苏轼在黄州时期已经学会了节约开支，但是富裕起来时还是改不了“禄赐所得，随手耗尽”的习惯。

贬谪之途所有费用又均需自己出，苏轼拖家带口，自己的俸禄根本不够用，无奈只能到汝州找弟弟讨钱，苏辙“分俸七千”给苏轼一家，让苏迈、苏迨到宜兴安家，苏轼应该也留了一点，与朝云、苏过和两位老婢同赴惠州，后来这笔钱应该也有作为建白鹤新居之用。

苏轼到惠州后穷困依旧，在合江楼与嘉祐寺间来回折腾，不得已要自建家园。苏轼“宁远军节度副使”的俸禄本来就少，官府在以实物折支时还往往高估物价，市场折价后拿到手的最多三成左右，而且有时还不一定能够按时领到。

苏轼的折支券申请了一年多仍拿不到手，无奈只能请广州太守王古帮忙。不过就苏轼后来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来看，苏轼在惠州也很可能没有拿到那些折支券，到达儋州时基本可以说己身无分文，无可奈何地又陷入“厨无烟”的窘境。

所幸苏轼在惠州依旧得到了不少亲朋好友的帮助，苏轼营建新居曾得方子容从“公库”中给予贶遗，又拿出私帑进行资助。惠州河源县令冯祖仁、博罗县令林忭，其他官员如程天侔、欧阳晦夫，特别是表兄兼姐夫程正辅等都给予苏轼不少物质上的帮助。

“惠粟极佳”、“惠米五硕”、“惠羊边、酒壶”等等亲友间的馈赠情况在苏轼全集中都有不少记载。尽管如此，苏轼到惠将近一年时，依旧衣食渐窘，但苏轼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没有菜吃就借地种菜。

苏轼还经常在菜圃中寻找乐趣，他就在逛菜圃的过程中发现生活乐趣。在惠州时羊肉很难买到，而且很贵，苏拭就通过“烤羊脊骨”的办法苦中作乐，儋州时期苏轼修建桄鄉庵，更是在当地学子和黎族友人的帮助下一个多月建好的。

如果此期苏轼只靠自己贬官微薄的官俸生活，很难想象他能熬过岭海七年的漫长时光。如果我们逐一对苏轼贬谪期间接受朋友馈赠礼物一一做统计，相信对此体会会更深。

苏轼在贬谪期间对这些馈赠一般来者不拒，主要就是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但一当他北归中原，苏轼便不再接受类似的接济。如苏轼离海南岛时有很多人送他礼物，苏轼一般都不接受，再如苏轼北归途中给弟弟写信：“程德孺言弟令出银二百星见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德孺兄弟意极佳，感他！感他！”。

苏轼放弃了与弟弟相聚颍昌的计划，因此回常州的费用也大减。苏轼是一个不到万不得已不愿麻烦他人的人，他表示“少留真，欲缉房缗，令整齐也。”只能等待苏迈、苏迨携卖宜兴田庄的钱款归来后才能起航。

苏轼此处所说，可谓是对自身贬谪生涯的无限感慨，因为贬谪固然是一种精神压制，是当权者对政事失意者远离权利中心的一种羞辱，但同时也是在经济上的一种扼制，乃至一种肉体的折磨乃至消灭。

因为贬滴的挫折感、失落感乃至绝望感总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变化而体现出来的。贬官常常由于经济贫困等原因导致健康状况恶化，苏较尽管在贬滴期间参禅养生，还自种草药来治病救人，同时也自我医治，如惠州时期《小圃五咏》中种人参、地黄等，苏较在惠州种的人参很可能是指玉竹，与人参一样有滋补作用。

苏轼种植这些药材完全是为了养生的，但是苏轼岭海七年贬谪，北归中原不久就辞世，这亦是当初章惇等人的预期结局，而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对于赏赐和亲友接济的问题如果我们肯花精力认真地对苏轼全集中此类文字作梳理，相信对苏轼的实际经济状况会有更多细致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