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
汉初，秦朝的军功制选官尚能延续，但随着王朝统治渐稳，军功地主开始没落。文景时期，“任子”、“赀选”等制度发展起来，扩展了官吏的来源，但其能力却无法保证，难以选到真正的人才。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颁行察举制，并辅之以征辟制，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选拔具备学问和道德的官吏，对汉代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察举制是汉代官吏选拔中最重要的方式。它显然行之有效，汉朝选任了一大批精英官吏，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但遗憾的是，察举制自身也带有巨大的消极面，它的主观随意性使举荐轻易陷入私人意志的漩涡。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王朝覆灭。
一、汉朝前期的选官方式：任子、赀选和上书拜官1、便利大官僚、大富豪垄断政治的“任子”和“赀选”制度
汉初的官员，除了通过军功擢升之外，就是选自郎官。“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1]，郎官规模很大，多达上千人，负责守卫宫殿、做皇帝的随从等。
西汉的郎官，一部分是通过“任子”任命的。西汉时，两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期满三年，就可以保举家族子弟一人为郎官或太子洗马、舍人等官职。西汉时的苏武、刘向、霍光等，东汉时的桓郁、马廖、宋均等，都是因家中父兄的功绩被授予官职的。但大官僚子弟们未必全然贤能，因此从西汉起，就一直有人建议废除此制度。
赀选也是汉代选用郎官的方式之一。“赀”，指钱财资产。西汉初年，规定拥有资产十万钱以上，而又不是商人的，向政府缴纳一定的钱财就可以做官。景帝时放宽限制，降为四万钱。史书记载，文帝、景帝时期的张释之、司马相如二人是赀选为郎官的。
赀选并不能等同于卖官鬻爵，而是指必须具备一定数额的财产，方可取得做官的资格。汉武帝以后，“赀选”的本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演变为一种买卖官职的权钱交易。任子、赀选使大官僚、大富豪垄断了仕途，把持了国家政权。汉武帝推行察举制后，以此二种途径授官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以后历代的种种荫庇、捐纳制度，实际上是任子、赀选的延续，对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2、上书议国政也可做官
上书拜官主要盛行于汉武帝时期。鼓励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上书言国事以自荐，皇帝亲自审阅，优者录用，授予郎中、给事中等官，以备顾问。武帝时，上书自荐者有千人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主父偃和东方朔。汉宣帝时，规定通过上书拜官的要试用一年，不胜任者就罢归乡里。这鼓励了平民和中下层官吏进言献策，并为国家选拔出一些治国之士。
二、汉代最主要的选官途径：察举制1、唯德才是举的察举制
汉文帝时，就下令各级官吏选举贤良到中央，亲自策问。让他们针对时政提出建议，并由文帝亲自审阅，以此观察其才学，评出高下。这为汉朝廷挑选出有一些真才实干的官员，如汉初名臣晁错、董仲舒等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被汉文帝选拔出来的。但这一时期，选拔的范围还很有限。完善的察举制度在汉武帝时正式确立。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令郡国每年举荐孝、廉各一人，察举制正式确立。
但对郡国没有强制规定。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诏，“令中两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举孝廉才成为常制。郡国每年要推举孝、廉两人，“孝”为孝子，“廉”为廉吏，“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察举制是汉代选官方式的主体。察举制推举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一是有才能却没有进入国家官僚系统的人才，二是廉洁奉公、有一定政绩和名望的基层官吏。为了考核被推举之人的才能，朝廷设置了许多科目，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等，其中“孝廉”和“茂才”是每年定期举行的常科。
察举制十分注重德行和才能，被举荐者多是备受社会舆论称颂的，一言一行符合儒家规范，并通晓儒家经典。被察举到中央的官员，一般都先在郎署中供职。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央或地方的官职出现缺额，就可以从郎官中选任。2、察举制对汉朝统治兼有利弊
察举制的推行，使两汉政府吸引了一批优秀人才参与统治，提高了官员素质。还打破了阶层固化，给社会下层的平民学子提供了上升通道，扩大了统治基础。与此同时，被察举者多是通晓经文的儒生，这鼓励学子学习儒家经典，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儒学的传播。
为了保证察举的可靠性，维持察举制度健康发展，规定举荐者和被举荐者之间有连坐责任，被举荐者立了功，举荐人也会被一同褒奖赏赐；反之，若被举荐者名不副实或有违法犯罪行为，举荐他的人也要牵连受到处罚。
但这并没有阻挡察举制的日趋腐化。东汉之后，法禁懈怠，地方世家大族逐渐掌握了地方察举的权力。“其贡士者，不复依其才干，準其才行，但虚造声誉”，世家凭借自身的权势，为本族子弟抬高名声，因此被举者常常名不副实。
顺帝时，河南尹田欲应当举荐六名孝廉，但他却接到了贵戚们的书信，命他推举贵戚们指定的人。田欲不敢违抗，只好恳求保留一个名额，给真正有才能的人，以报效朝廷。东汉章帝时，官员上书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寝疏”，一些人不禁感叹当世只以门第阀阅取人的现实，再不复一开始“唯才德是举”的清明盛况。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时人讽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察举制已经完全偏离了其原本的目的。大族出身的官吏们为了能够长久地把持权力，扩大自己家族的利益，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察举制选官的败坏和吏治的腐败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政治被搅合得愈发黑暗，一发而不可收拾。
东汉后期的察举制，虽然名家大族在其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个人的才德仍是察举制最重要的一条标准。被察举者必须在地方声誉斐然，受到社会广泛赞誉，因此世家只有为子弟制造名誉，才能将他们推上政治舞台。个人和世家大族之间的依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就逐渐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
三、对察举制度的补充：征辟制1、人才选用上更为自由的征辟制度
征辟始于战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官吏选任制度。各国君主为了招揽人才，纷纷礼贤下士，招取贤能之士为自己的门客。汉代的征辟分为征召和辟除两种。
征召又称为“特诏”，是指由皇帝亲自下诏，聘请一些声望很高、有特殊才能或品学兼优的布衣名士授以官职。辟除也称为“辟诏”，是汉代中央或州郡高官选任僚属的途径。丞相、太尉、刺史、郡守等高级官员可以把一些有才能的人网罗到身边任为僚属，被辟除的僚属也有机会升任朝官或地方长吏。
征辟制所征之人不拘一格，只问贤能与否。身有专长或被一眼看中的，皆可以随时征来。征辟并非汉代选官的“常科”，不定期举行，也没有明确规定的标准，或是皇帝随时下诏，或是高级行政长官根据自身需要自行选用下属。
2、征辟制度的利与弊一方面，征辟制使一些本不愿为官的硕学名儒之士加入统治阶层，适应汉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朝廷选贤任能、治国经世的需要，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保证选官的质量。
但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官僚利用辟除以公徇私，异化了选拔人才的功能。被征辟者感念知遇之恩，成为该官员的门生故吏，这助长了官僚的个人势力。州郡官员自辟僚属也增强了地方的独立性，是造成东汉末年地方割据的原因之一。
四、总结
和秦代相比，汉代的选官制度如察举制、征辟制等，是很大程度上的创新之举。政治不再仅仅是贵族的游戏，上层的封闭被打破，中下阶层的人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社会流动性增强，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选官的主要内容和指导精神，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也为隋唐的科举取士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但无论是察举制还是征辟制，选拔人才的主观随意性都十分强烈，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东汉以后，选官的途径逐渐被豪门士族所把持利用。他们与门生故吏结成朋党，操控政治，造成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一个王朝就这样在各方权力的倾轧中结束了四百余年的统治。
参考文献：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汉书》卷六《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