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峰和董其武，都是傅作义手下的得力干将，可以说是傅作义的左右臂。在傅作义领导北平起义后，两人留在了绥远地区，继续发展。当时，董其武和孙兰峰的能力和影响力差不多，按照惯常的情况来看，两人本应有类似的命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命运却有了显著的不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呢？

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傅作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起义，新中国的成立才变得更加顺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傅作义在这件事中的贡献不可忽视，也因此党和政府对他给予了很高的待遇。傅作义手下有两个得力的将领——董其武和孙兰峰，他们堪称傅作义的得力助手。然而，尽管两人的能力相当，且当时都身处绥远，他们却未能共同参与北平起义。孙兰峰与董其武对傅作义起义后的反应也各有不同，这也导致了他们的待遇和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孙兰峰得知傅作义起义后，始终保持怀疑态度，认为傅作义可能是被迫起义的，甚至不敢完全相信他真心投降。因此，孙兰峰打算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寻找机会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相比之下，董其武则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得知傅作义起义后，他马上开始策划绥远起义，努力与傅作义站在同一阵营，体现出了极强的历史大局观。

董其武意识到，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局势日益败坏，如果继续与解放军对抗，必然会走向失败。因此，他决定立即行动，策划绥远的起义。然而，起义的复杂性超出了董其武的预料，除了需要与孙兰峰沟通协调，还需要与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为了让起义顺利进行，董其武急需孙兰峰的支持。若两人能够团结一致，争取更多人的支持，绥远地区的和平解放无疑会更加迅速。但令人遗憾的是，孙兰峰并未积极响应起义，反而对这件事态度消极。他认为自己手下的六万兵力无法就这样投降，至少要与解放军打一场硬仗，然后再考虑投降问题。孙兰峰的做法，虽然能体现出军人的血性，但从当时的局势和大局来看，他的选择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种犹豫和拖延，直接导致起义的推进速度变慢。要知道，傅作义早在1949年1月就已起义，而董其武直到9月才正式宣布起义，两者相差了整整八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

更为戏剧性的是，即使董其武已经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孙兰峰依然迟迟不愿签字，董其武只能用一个瓷碗倒扣在文件上等待。许多人对此不解，直到孙兰峰最终在董其武的坚持下签字，大家才明白这番坚持背后的原因。董其武的努力不容小觑，他亲自找到了孙兰峰，耐心劝说他，如果不与自己合作，以后新中国成立后，你我将不再是兄弟。听到董其武这番话，孙兰峰不禁泪如雨下，最终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绥远起义终于得以顺利实施，绥远地区也得到了和平解放。

起义之后，孙兰峰依然留在了自己熟悉的绥远地区工作，继续担任省军区副主席、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并在绥远与内蒙古合并后，选择继续在内蒙古工作，直到去世。他从未离开过家乡，最后病逝在呼和浩特。与之对比，董其武的未来发展完全不同。董其武在起义后受到了中央的重用，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突出，率领第23兵团立下赫赫战功，赢得了中央的高度信任。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值得一提的是，当董其武得知自己将获得上将军衔时，内心非常不安，他担心自己这个军衔过高，难以在军中取得威信。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毛主席特意让杨成武去劝解他，并且明确表示：你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但董其武必须当上将。最终，董其武安心接受了上将军衔。毛主席的这番话，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董其武的重视，也预示着他在未来将继续发展得非常顺利。晚年的董其武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领导，在国民党起义的将领中，董其武的成就无疑是名列前茅的。

总结来看，虽然董其武和孙兰峰在起义前后同为绥远系的名将，但由于他们对起义态度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两人在建国后的发展迥异。孙兰峰虽然展现出军人的血性和忠诚，但现实的局势和历史的潮流，往往不会给人太多选择。在那个关键时刻，董其武的果断选择，成就了他之后的辉煌。而孙兰峰，则选择了留守家乡，未能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