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机率不大，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每个民族的起源及崛起都会经历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

如果梳理一下古代草原上的霸主们，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即游牧民族的政权都相对短暂，茫茫的大草原上一直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激列场面。可谓沉船侧畔千舟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首先第一出场的是匈奴，与其并驾齐驱的就属东胡。匈奴人在中原人眼中是胡人，所以将其的东邻称为“东胡”，以方位名称对二者加以区分。匈奴人的发源地位于今内蒙古大青山一带，东胡发祥于东北的辽河上游一带，两个民族的起源时间都差不多，所以很容易形成对立。游牧民族的生活资料单一、匮乏，促使其形成靠扩张、劫掠的生存方式，所以他们除了频繁入境中原掠夺，还时常与周围四邻争锋。

西汉初年，两个实力相当的草原霸主终于爆发决定生死的争斗，结果匈奴冒顿单于夜袭东胡，东胡大人脑袋搬家，部众四下溃散。接下来就是匈奴的天下，他们以草原为载体与中原民族持续了近二百多年的纠缠不休。

东汉和帝时期，北匈奴终于被汉朝与南匈奴及乌桓联军彻底击败，大部分劫后余生的匈奴人用沉重的马蹄声叩响了欧洲大地，余下约十万残部融入随后占领他们故地的鲜卑，南匈奴则被汉朝安置于西北边境。到此，匈奴人的历史暂告沉寂，而鲜卑人大放异彩的时代随之来临。

鲜卑与乌桓都是东胡余部，东胡被打散后，他们部落分两部蛰伏于大小鲜卑山及乌桓山一带，因此得名“鲜卑”与“乌桓”。只是乌桓不甘寂寞，屡次插手中原与匈奴的争斗，结果把自己玩成了墙头小草，在中原与匈奴两点一线之间疲于奔命，要么被迫为匈奴提供物资，要么沦为汉军的斥候（侦查兵）。

东汉末年，乌桓终于在曹操之手化整为零。而一直“韬光养晦”的鲜卑却逐渐壮大，北匈奴人西迁后，他们迅速占领匈奴故地。更为广阔的天地为鲜卑人积累了强劲的实力，并成为后来席卷中原的跳板。

西晋灭亡之际，鲜卑人成为继氐、匈奴、羌、羯之后又一股涌入中原的洪流。就在五个少数民族将中原大地搅的天翻地覆的时候，鲜卑的一个旁支柔然（郁久闾氏部落）却趁机占领鲜卑留下的真空地带（原匈奴故地），并且成为草原的新霸主。而鲜卑人的拓跋鲜卑部却在其众多兄弟部族中脱颖而出，建立北魏，成为中原霸主。此后，北魏与柔然分别成为了中原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抗的主角。

就在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预示汉化鲜卑政权日落西山之际，在西北阿尔泰山一带沦为柔然“锻奴”的原属北高索人种的“平凉杂胡”以星火燎原之势击溃其昔日主人柔然，一跃成为新的草原霸主。他们就是继匈奴之后，又一个影响中亚及欧洲格局的突厥，而真正与其对抗的是隋唐王朝，但将其灭亡的是大唐帝国。

突厥灭亡后，踏上了一条与北匈奴相同的路线：西突厥搅乱欧洲，东突厥融入汉族。而就在东突厥臣服唐朝的同时，另一个游牧民族正悄悄壮大，他们就是在五代十国后期建立大辽国的契丹族。溯本追源，契丹是鲜卑旁支，东胡的后裔。唐朝建立后，契丹与兄弟部落库莫奚被安置于松漠之间（西拉木伦河流域及老哈河下游一带），接受中原王朝的羁縻统治。唐朝武则天时期，契丹已经呈现出不可控制的势头。

伴随着契丹的崛起，两个古老的渔猎民族后裔也开始如冬眼过后的种子破土而出，一个是室韦，一个是靺鞨。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靺鞨是女真人的先祖。唐朝灭亡后，契丹人先入为主，建立大辽，女真人后来居上，建立大金。宋、金联手灭辽，蒙古“螳螂捕蝉，麻雀在后”，将宋、金各个击破，建立大元帝国。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一条草原霸主路线，即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其中匈奴、鲜卑、柔然是承继关系，即彼此之间基本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当前者倒下之后，后者马上抢占其位置，成为新的霸主；突厥取代柔然是通过武力实现，而当唐朝将突厥这只猛虎擒住后才给了契丹、室韦、靺鞨壮大的机会；随后契丹（辽）、女真（金）、蒙古上演的是一个先后吞并、群雄逐鹿的一台大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匈奴、突厥一直存在，蒙古人出现的机会很渺茫，更不会出现声势浩大、炟赫一时的局面。因为表面上他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必然存在着间接的因果关系。当然他们的种族不会消失，但会以与其他游牧民族融合的面貌呈现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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