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声称自此令下达之日起，将把京郊四十一个县的“无主荒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清世祖实录》卷十二）。政令一下，各旗官兵踊跃策马，四处圈地，也不管耕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许许多多自耕农、中小地主家中的耕地都被圈去了。史惇在《恸余杂记》记：“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

这些自耕农、中小地主在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为了能活命，他们聚集起来，向清廷申诉。

多尔衮正为旗人圈了地而缺少人丁耕种发愁，看了民众的申诉，又出台了投充政策。他先是假仁假义地传谕各州县有关部门，称“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清世祖实录》卷十四）。但话是说好听，在具体落实中，各地官员都是“俱兑拨硷薄屯地”（《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象征性地对失地居民进行一些补偿。

这样一来，在圈地运动中丢失了土地的民众所面临的基本还是死路一条。

那么，要怎么着才有出路呢？

多尔衮的“投充”令候着您呢。

所谓投充，多尔衮为美化其说，诡称是朝廷“为贫民衣食开生路”所量身定做的“善政”，即：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可以自由自在地投入到满洲各旗下充当奴仆（《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八年七月初三日上谕中明确地说：“投充者，奴隶也”，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三0页《列款上闻残本》），这样，就可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快乐”生活了。

想想看，原先自己有地种、有田耕，但被清政府这一恶搞，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旗人家的“奴仆”，不能迁移、不能改业、不能科举、不能搞信仰自由，谁还能“快乐”得起来？

而且，大明帝国原先所盛

行的封建租佃制被几千前所盛行的奴隶制取代，这从社会发展史上来说，是一种大倒退。

当然，说完全没有人因为可以“投充”到满洲人旗下而感到“快乐”那又太绝对了。一些奸滑的汉族地主还是钻了“投充”后可以免除赋役的大空子，高高兴兴地带着自己的地投到旗人的门下，和旗人相勾结，地实际上还是自己的，但再也不用向政府交税了，而且还能以旗人的名号横行乡里。

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尔衮不得不在“投充”令下达后的第三个月发布了“反投充令”，说“前令汉人投充满洲者，诚恐贫穷小民失其生理，困于饥寒，流为盗贼，故谕愿投充满洲以资糊口者听。近闻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甚至投充满洲之后，横行乡里，抗拒官府，大非轸恤穷民初意。自今以后，投充一事，着永行停止”。（《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宣布停止“投充”。

“反投充令”是颁下了，但“投充”恶政的施行时间实际上还在延伸，直到清中期乾隆四年还下令“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违者治罪”（《东华录缀言》，见《佳梦轩丛著》）。

而比“投充”持续时间更长，对汉族百姓摧残和迫害更深的即是“缉捕逃人法”。

所谓逃人，是指不愿意在满洲旗人庄园逃出来的奴隶。

这些奴隶，原本是明朝的普通百姓，清军入关以前，就曾在辽东、畿辅、山东先后俘掠一百万以上明朝百姓，分赏到旗下充当奴仆。清军入关以后，在征战和圈地和投充运动中，奴隶人数激增，更有千百万以上。

奴隶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子孙后代的命运也被钉死在奴役的枷锁上，为了破除这副枷锁，他们稍有机会，都会千方百计地奔跑逃亡。

奴隶就是满清权贵的私有财产，怎么能容忍你出逃？而且，一旦出逃数量过多，庄园田地上的农活也没法干了，满清大老爷们又怎么过日子？

所以，多尔衮严厉地推出了“缉捕逃人法”，称“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顺治十二年三月刑部尚书刘昌等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第八十—八十一页）。

鉴于逃人出逃后绝大部分是去投靠亲友，多尔衮又别出心裁地制订出“薄惩逃人，重治窝主”的方针，即“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对于抓回来的逃人，一次、二次只处以鞭笞、发回原主，三次便处以绞刑；而对于收留逃人的窝主则由处斩，左邻右舍也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无数灾难。史料记载：“国初最重逃人。逃人，旗下逃避四方者也。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荡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故获解逃人，必有无数无辜者受其累。凡地方获逃人，先解典史录供，然后解县。县官视逃人如长上，不敢稍加呵叱；惟严讯株连之人，夹者夹，桚者桚，监禁者监禁。逃人亦暂寄监，奉之惟恐不至。蠹吏狱卒，更导之扳害殷实有家者，于中攫取货财。逃人高坐狱中，而破家者不知其几矣。”（素心室主人编次《南沙枕秘四种》，见《明清资料钞》第二册）

前述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四项虽然恶毒缺德，但真正对全中国汉族人民的精神造成巨大伤害的，却是剃发易服令。

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都有剃发结辫的习俗，比如五胡十六国时期，人们就称剃发结辫鲜卑拓人为“索头奴”。蒙古人和契丹人也是剃发结辫的，剃光头顶，两边留辫子。辽金时代的女真人的发型和结辫位置恰好与蒙古、契丹人相反。《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环，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

南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公元1129年），金太宗曾强令占领区的汉人剃发，称：“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在金人统治区，士兵常常窜入市肆，见居民发式稍不如式，立即牵出当场斩首。

作为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继承了女真族旧俗，男子的发饰与女真族完全一样，将头发半剃半留，剃去周围头发，只留颅后发，编成一条大辫子，垂于脑后。以彩色丝线系结，再饰以金银珠玉等。

满族人经历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

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

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当地，汉民有时候被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他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卷五）

现在，随着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的相继覆灭，多尔衮认为强令天下剃发易服的时机定了，六月初五日，便下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六月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宣称：“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清世祖实录》卷十九。）

此令一下，全中国汉族人民不仅有亡国之怆，更有亡天下之痛。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大声疾呼：“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为了免除剃发易服，数千万汉族男儿勃勃不屈，抗争至死，南北中国，以水泼油，鼎沸不已，千万人头，滚滚落地。

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闰六月初旬，颁开剃之令，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又郡县奉檄发民除道开衢为驰马之地，人情益恇扰”（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

这样，一场以抗拒剃头为焦点的反清猛火迅速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