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刘秀为了巩固发展文官制度，“退功臣而进文吏”，将东汉中央、州、郡、县各级机构中军功人员的官职基本剥夺干净。为保证政权的正常运行，刘秀在“退功臣”的同时，又引进了大量“文吏”。对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所引进的“文吏”，包括三种人：儒生、文吏、儒法兼通的人。下面将东汉初年刘秀“进文吏”的情况做一下分析。

（一）引进替代功臣职位的文官

建武十三年以前，在东汉中央机构任职的功臣，主要是云台二十八将当中的功臣，这部分功臣因战功较大，职务也较高。建武十三年，刘秀基本上是将这部分功臣的官职剥夺去的。

刘秀在引进替代这些功臣的文宫时，主要是通过征召在社会上有声望的前朝退职文官，特别是那些不仕王莽，保持节操的隐人逸士，以及学识著于乡里的名儒。这部分文官也大多属于儒法兼通的人，因此受到刘秀的重用，官职也较高。下面主要根据刘秀时期三公中大司徒、大司空的任职情况，对刘秀引进的的文官进行分析。

东汉初年，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削弱了三公的权力，加强了尚书的权力。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有一个过程。从“总摄群司”可以看出，刘秀称帝后，大司徒所掌握的权力还是相当大的。建武三年伏湛之所以能够替代邓禹任大司徒是具有三个基本条件的。

第一、伏湛为西汉旧臣。

刘秀之所以用西汉旧臣是有其原因的。西汉末年，“汉再受命”理论、“谶纬”神学，以及“人心思汉”等现象在社会上十分泛滥。因此，各地割据军阀都利用这些思想，纷纷打出“拥刘”旗帜，以在广泛的社会领域树立自己正统权威地位，从而争取民心，增加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同时，运用社会舆论，美化自己，仇视敌方。

如绿林军拥戴刘玄为皇帝，建立仍然称作汉朝的更始政权；赤眉军则推戴汉景王之后的牧牛娃刘盆子为皇帝；梁王刘永是西汉梁孝王八世孙；卢芳则诈称汉成帝之孙刘文伯，被匈奴立为“汉帝”；王朗则诈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隗嚣则“承天顺民，辅汉而起";公孙述割据之初则“假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

刘秀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树立自己西汉皇室正统继承人的身份，也借助和运用了这些思想理论，但为了与其他军阀区别，以显示自己是真正“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他在运用上述思想的同时，还釆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可见，刘秀任用前朝旧臣也有迎合当时社会思想，树立自己正统权威的目的。此外，刘秀任用前朝德高望重的旧臣，也有争取人心的目的。刘秀给予卓茂的荣誉赏赐，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在当时天下大势尚未明朗时，这对于能够引诱更多知识分子前来投奔东汉政权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刘秀用西汉旧臣，有树立自己正统权威争，取人心的目的，起到了招揽人才的作用。

第二、伏湛为名儒。

第三、伏湛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刘秀称帝后，先后任尚书大司徒司宣，邓禹西征关中时，代行大司徒事。由于伏湛不仅为前朝旧臣，而且儒法兼通，建武三年，刘秀才用其替代邓禹为大司徒。

在邓禹以后，刘秀再也没有任用过功臣为大司徒。但在伏湛以后的七位大司徒中，侯霸、蔡茂都为前朝旧臣，且儒法兼通；欧阳歙为前朝博士，也儒法兼通；玉況除为名儒外，曾为陈留太守，同样儒法兼通；戴涉情况不详；韩歆因攻伐有功；冯勤则因在事精于任职。

东汉刘秀时期有七位大司空。其中王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李通为刘秀妹夫，曾有过军功；窦融为刘秀亲家，且为新臣，也有过军功；朱浮也有军功；只有宋弘、杜林、张纯完全为引进的新官。东汉初年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是一个过程。因而，在建武二年这个时候，大司空是有相当大的权势的。

建武二年，刘秀用宋弘替代王梁为大司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宋弘为前朝旧臣，且有气节。

第二、第二、宋弘具有一定的学识。尽管传中没有宋弘文化学识的确切记载，但从上面这句话可以看出，宋弘应是有一定的学识水平的，否则就不会对通博之士有较深了解的。

第三、宋弘有丰富的行政经验。西汉哀、平间作过侍中，王莽时为共工。刘秀称帝后，征拜为太中大夫，并且以清行致称。

可见，由于宋弘不仅为前朝旧臣，具有一定的气节，而且也是儒法兼通。建武三年刘秀才用其替代王梁为大司空的。

杜林是在建武二十二年任大司空的，张纯在建武二十四年任大司空的，这两人都一样，不仅都为名儒，而且都有理政之能，可谓儒法兼通。除此之外，杜林为西汉旧臣之后，其父成、哀间曾为凉州刺史，张纯西汉哀、平间曾为侍中。

从刘秀时期大司徒、大司空的任职情况可以看出，东汉初年刘秀在中央机构“退功臣"后，基本上是通过征召那些既是前朝旧臣，又是儒法兼通的人为官的。引进这些人为官，既可以起到为刘秀树立形象，争取人心，招揽人才的作用，又可以起到引导意识形态，理政治民的作用。

（二）引进其他文官

在许多人的通常意识下，认为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当中的“文吏”，只是指刘秀引进的那些替代功臣的文官，这是不恰当的。

第一、东汉建立后，所有的官职并非全由功臣能担任得了的，功臣只是担任了部分官职。因此，还需要引进其他文官充实到各级政府机构使政权能够正常运行。

第二、从统治方略上看，引进其他的文官与功臣同时任行政官职，可以牵制功臣，起到抑制功臣权势增长的目的。

第三、从统治方略上看，刘秀“退功臣而迸文吏”的真正用意是巩固发展文官制度，以维护统治，加强集权。巩固完善文官制度不仅需要大量的文官来充实各级行政机构，而且文官制度中的考核、监察、选拔等制度决定了一个职务上的文官是会经常更替的。

因此，东汉初年，刘秀除了引进替代功臣官职的那部分文官外，还引进了大量非替代功臣官职的文官。

1、引进名儒

由于儒生的理想主义，以德教化等是封建统治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在一些需要德化教育的位子上刘秀也引进了一些名硕大儒。例如，在太傅一职上，刘秀就引进了卓茂。可见，太傅一职其职责德化教人，树立德义，这一职位只能由名硕大儒来担任。

可见，太子少傅这一职位专门是辅导太子读书的，其人选当然也必须是名硕大儒。此传还载一件事：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后荣入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者皆怀之，荣独举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

刘秀引进这名硕大儒就是为“率斯道也”，引导全社会意识形态，以加强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发挥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

2、引进文吏

光引导不行，还需要管理。刘秀在引进名硕大儒的同时，还引进了一些文吏来加强吏治管理。由于通过读书入仕的人太多，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东汉初年，也有一些人，文化水平虽不高，而因善于理政在各级政府中任职，甚至被逐渐提拔到中央机构任职。例如，冯勤就是最初被辟为魏郡太守跳期功曹，因为有较高的才能，在事精勤，受到赏识，最终当上大司徒的。这些人也大多是通过察举的选拔方式，不断晋级的。

3、引进兼通儒法的人

引用兼通儒法的人，不仅能够以德教化，而且能够理政治世。东汉初年，刘秀引进了许多这样的人才。这些人因儒法兼通，往往具有更大发展前景，经过地方锻炼以后，许多人都能到朝廷为官，甚至官任三公。

综上所述，刘秀除了引进替代功臣官职的文官外，还引其他大量的文官。刘秀通过“进文吏”，特别是通过引进了大量兼通儒法的文官，不仅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养，还提高了行政效率。这对巩固发展文官制度，维护东汉政权的统治是非常重要的。

（三）引进公府州郡掾属

根据汉代的征召制度，各级官署长官自己可以征召辟用属吏，作为自己的掾属即帮办人员，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掾属和地方郡县的掾属。可见，东汉时期中央机构和地方州郡的长官都可以自己辟除属吏。东汉初年，刘秀引进新官后，由于这些新官没有参加过战争，他们在辟除自己的属吏时，一般不会辟除军功人员为属吏的，他们所辟除的属吏往往或是儒生，或是文吏，或是儒法兼通的人。

1、引进儒生为掾属

东汉初年，刘秀为发挥文官制度的统治，对儒家教育十分推崇，经学得到长足发展。士人的经学研习状况，就成为检验士人文化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准。此外，当时按照规定，不仅太学的博士弟子员毕业后可以为郎或为吏，州郡官学的学生成绩优异者也可以补吏，此外，私学受业的大量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明经入仕。

因而，大量儒生进入东汉各级政权各级机构为吏。中央机构和地方州郡长官辟除儒生，除了儒生“经明行修”，“志节清白”外，也有借助这些儒生的影响来提高他们的声望。

2、引进文吏为掾属

儒生虽然“经明行修”，对引导意识形态，激励气节，树立士风有一定的作用，但“口能言治乱，而无能以行之”，封建国家各项政策法令有效的执行，还需要“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的文吏。东汉初年，刘秀引进新官后，他们在辟除自己的属吏时，往往还要辟除一些优于理政的文吏。

从上可以看出，郭贺、虞延被辟为大司徒掾属前，都曾任过州郡属吏，有处理地方具体事务的经验，将他们辟为属吏有利于提高各官府的办事效率。

3、引进儒法兼通的人为掾属

儒法兼通的人，不但“经明行修"，具有一定的学识素养，而且还“晓习故事”，善于理政，是各级行政长官最愿辟除为掾属的。从“平徭赋，理怨结”、“举孝廉”可以看出，第五伦是儒法兼通的人。从钟离意通《春秋》、《诗》和举孝廉，以及“任以县事"可以看出钟离意也是儒法兼通的人。从上可以看出，第五伦、虞延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理政能力。他们被辟为掾属前，对于提高各官府的人才素质和办事效率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东汉初年，刘秀从巩固发展文官制度的统治方略出发“退功臣而进文吏”。在剥夺功臣官职的同时，将大批地主阶级的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统治阶级内部，成为东汉政权各级政府机构官吏的主要部分。这部分人大多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不少人都有过在前朝中央，以及地方基层小吏的工作经验，对理政比较熟悉，有助于东汉各级行政体系的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