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东欧以及前苏联境内，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这便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拓展阅读：

一文概览：苏联兴衰的历史轨迹

）。

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

这些国家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迅速转向了资本主义道路，

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重创。

如果将这场“由社转资”的大变革视为“第一次革命”

，那么在多年以后主要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颜色革命”，足以被视作“第二次革命”。

对于“颜色革命”的兴起，很多学者将其视为

“社会主义世界大变革的衍生物”。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些国家境内会爆发“颜色革命”？

为什么“颜色革命”能得到大批群众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民主化进程”的“后遗症”

“第一次革命”之后，

各国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失去了执政党地位，他们或沦为在野党，或干脆停止了活动。

与此同时，前国家领导人们纷纷下野，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了“改革者”的手中。

为了全面推动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造”，

“改革者”们不仅引进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诸如多党制、选举制、私有制、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理念也迅速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在理论上

成为了所有人都不可逾越和挑战的原则。

1）“由社转资”的天然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

前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资本主义化改造”，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走上正轨。

具体而言，这些国家在政治文化、社会条件以及思维方式等环节，与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样的大背景，极大影响着各国在“革命”成功之后新的政治形态的形成。

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但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是前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员。

因此，这些人的身上一直呈现着极为鲜明的矛盾性特点：

他们是新国家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老一代的社会精英；

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引入者，但过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

他们尽管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但早已习惯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矛盾”。

比如选举制和多党制要求

“国家政权只能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党派都

“不能自己赋予自己垄断国家政权的权力”。

但作为对比，无论是新的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派，都将

“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

视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

由此可见，

这是一个过渡的社会时期，几乎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显得矛盾和不协调。

但不管怎么说，

新的政治原则至少在理论上成为了国家运行的最高准则。

以选举制、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为代表的民主化所要求的基本形式，逐渐成为了民众普遍接受的政治制度。

因此，尽管各国在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实践中，存在着进度不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情况，但

这些国家的领导阶层们都在致力于让民众相信

，“自己的一切行为都符合这些民主化原则，新的国家从未想过挑战和颠覆这些原则”。

2）“民主化”衍生出的“新危机”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些“由社转资”的新国家而言，

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举措，意味着国家不得不进入一个“全面向西方开放的政治系统”。

换言之，国家的行政机器很难阻止因“民主化”所引发的的民众的社会意识的变化。

以前苏联各加盟国为例，如果从苏联解体开始算起的话，35岁以下的各国居民，几乎都是成长于新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一代人。

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与生于前苏联时代的老一辈人有着结构性的差异——

他们关注的重点并非是现政权“是否民主”，而是现政权与理想的民主政体“存在多大的差距”。

社会意识的显著变化，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培育新的人文精神，提出新的政治诉求，

最终形成了新的政治发展空间。

正因如此，在各国的“颜色革命”中，

青年组织与团体表现得异常活跃。

简单地说，

在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境内，几乎都有代表性的青年组织，它们所起到的舆论宣传和冲锋陷阵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由此可见，

“民主化进程”造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颜色革命”浪潮的基本政治背景。

但需要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尽管也伴随着“改朝换代”。但是，“颜色革命”取代或推翻的对象不是政治制度，而是国家政权或执政党。

因此，“颜色革命”不是对“第一次革命”成果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第一次革命“成果”的继承和深化。

2）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化进程”固然为“颜色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政治条件。不过，单纯依靠“民主化”的口号，很难掀起一场波涛汹涌、全民参与的社会革命。

原因很简单，

打着民主旗帜的政治反对派，

组织核心只是一小部分社会精英而已，

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极低，社会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根本原因在于反对派动员起了大量各阶层的普通民众。

简言之，“颜色革命”的发动和组织者可能是政治反对派，但响应者与参加者的主体是数量庞大的普通民众。

需要重申，这些“参与革命”的普通民众，大部分并非“严格要求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也不一定都具备“亲西方倾向”。

造成民众怨忿和不满情绪的根源，无外乎是

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

情况。换言之，

“颜色革命”给了他们表达不满的机会。

1）首要原因：贫困

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的经济发生了雪崩式的下降。

与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相比，1994年格鲁吉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72%，工业下降了84%，农业下降46%，基础建设投资减少95%。

从1995年开始，格鲁吉亚的经济终于有所好转，

但恢复速度非常缓慢。

直到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比1994年增加了63%而已，依然没能超过苏联解体前的水平。截至2002年为止，90—95%的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

曾被誉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一度拥有着良好的农业条件和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

但在苏联解体后，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1999年，乌克兰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5%，约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为了生计，数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打工。对此，一些乌克兰学者表示，在所有独联体国家中

“乌克兰经济是搞得最差的”。

尽管从2000年以后，乌克兰的经济有所恢复，但多年积累下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根除。

与原本“家底殷实”的乌克兰不同，

苏联解体之前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一直都是经济最落后的加盟国之一，

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其中，农村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66%，工业化程度很低。

苏联解体后，持续的经济衰退，使得该国经济雪上加霜。直到1999年，全国500万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高达60%，部分地区的贫困线以下人口甚至超过了80%。

直到2002年，全国的贫困人口依然占到了52%。

进入21世纪之后，尽管该国的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

但贫困的现状依然非常严峻。

资料显示，当地70%的乡村没有自来水，41%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没有交通服务和公路，人均月收入一般不过20—30美元，一些人的月收入甚至不到10美元，13%的居民收入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2）贫富分化与官员腐败

在“全民贫困”的大背景下，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大小官员聚财敛富的情况极为猖獗。

在苏联解体之初，格鲁吉亚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是10%最贫穷居民收入的2530倍。

乌克兰境内所有大型银行的领导层，几乎被前苏联时期的领导干部所包揽；原乌克兰议会的450名议员中大多数，都成为了top级别的富翁。

讽刺的是，尽管民众的生活日益困苦，

但各级大小官员们非但没有想着“为民请命”，还大肆利用手中职权捞取利益，

“能捞一把是一把”。

因此，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泛滥，裙带关系盛行，民众的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

更为讽刺的是，

连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家属们也纷纷加入到了“抢钱大队”当中，

丝毫没有避嫌的意思（

拓展阅读：

特权腐败！这才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

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女婿是一个大型移动通讯公司的老板，一个侄子在石油生意上赚得盆满钵满；

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在娶了总统的女儿后，很快便成为了亿万富翁；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的女儿和儿子都当上了议会议员，女儿成立了“政权党”并担任领导人，儿子一度有“接班”的计划。

最高领导人的家庭虽小，但对社会影响极大。

他们的家庭一旦出现负面新闻，特别容易激起民众的反感心理。

不客气地说，吉

尔吉斯斯坦境内爆发的“颜色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反对现政权统治”的社会革命。

生活困苦的抗议者们，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因此彰显出了极其强烈的破坏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革命很快演变成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暴力行动和社会骚乱。

一言概之，生活贫困以及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等因素，是“颜色革命”在这些国家境内爆发的社会背景。

3）不容忽视的民族与地域对立

除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因素之外

，各国境内普遍存在的地域和族群对立，也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

地域与族群的对立，不仅反映了宗教、文化、历史的差异，

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大阵营最基础的框架。

在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颜色革命”进程中，对立双方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地域和族群对立特征。

1）“橙色革命”与“俄乌对立”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主要分为东部和西部地区“两大阵营”。

东部与俄罗斯为邻，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社会生活与俄罗斯息息相关；西部与波兰接壤，基本都是乌克兰族，社会生活受波兰的影响源远流长。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历史中，

乌克兰的土地几乎一直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因此，历史上的乌克兰的东部和西部地区，有着十分不同的遭遇和命运（

拓展阅读：

俄罗斯和乌克兰，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直到今天依然纠缠不清？

）。

从1654年起，东乌克兰被纳入进了沙俄版图（

拓展阅读：

三百多年前，为什么乌克兰主动请求“加入”俄罗斯？

），西乌克兰长期处于波兰的统治范围之内。

1917年底，东乌克兰建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18—1920年间，西乌克兰的东加利西亚和西沃伦等地被波兰占领。

1922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国之一，西乌克兰彻底沦为了波兰的殖民地。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9月17日，斯大林命令60万苏联红军越过苏波边界，在进攻波兰东部的同时占领了西乌克兰。

次日，苏德两国以“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瓜分了波兰。11月，东西乌克兰实现了“合并”（

拓展阅读：

一文概述：什么是“乌克兰大饥荒”？

）

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乌克兰东西部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另外，乌克兰东部集中着国家70%的工业，经济产值一度占到了全国的70%以上；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经济相对落后（

拓展阅读：

理性讨论：为什么一些乌克兰人选择主动站到俄罗斯这一边？

）。

一言概之，与生俱来的结构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共同造成了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存在着巨大的隔阂

。

在某种意义上，“橙色革命”足以视作乌克兰东西部矛盾的大爆发。

2）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对立”

与乌克兰相似，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有着极为严重的“地域对立”情况。

基于地理和历史，流经吉尔吉斯斯坦的锡尔河，将中亚地区“切割”为了“游牧区”和“农耕区”——锡尔河以南为农耕区，锡尔河以北是游牧区。

简单地说，中亚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区别

。具体而言：

农耕区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更早，伊斯兰化程度更深，民众的宗教意识更为浓厚，社会生活习俗也相对更保守；

游牧区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较晚，伊斯兰化的程度较浅，宗教势力影响较小，民众的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社会生活更世俗化。

结合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可以看到：

南方地区

与属于中亚伊斯兰教核心区域的费尔干纳盆地相连，“伊斯兰化”的程度较深，像奥什和贾拉拉巴德都是著名的伊斯兰文化古城，

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农耕文化特色；

北方地区

毗连哈萨克大草原，“伊斯兰化”的程度较强，民众的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社会生活更世俗化，

呈现着较为明显的游牧文化特色。

由此可见，两大区域的对立，

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种文明”的对立。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尽管吉尔吉斯斯坦的

南方地区

人口众多，但基本

以农业为主

，其他产业的规模比较有限。

作为对比，北方不仅是该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国家的大工业

也基本都在该地。

因此，与北方居民相比，南方居民的生活更为贫困，社会问题更为严重，对“北方人把持国家政权”的情况更为不满。

实际上，该国的“颜色革命”就是从南方发起的，南方居民也是这场社会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

地域和族群的矛盾与对立，

可以视为“颜色革命”爆发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倘若离开对这一因素的探究，我们很难全面理解“颜色革命”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4）西方国家的“煽风点火”

文章接近收尾，我们不能不提出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起到的“巨大作用”。

事实上，美国从未对此有过掩饰。理由很简单，

“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一直都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

早在2005年3月，美国国会就在《2005年推进民主法令》草案中明确要求：

“美国应该利用所拥有的手段，支持和协助外国巩固民主原则、民主秩序和价值观念，包括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保证全民的选举权利等”。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政府每年会拨出大量经费，用于支持这些“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改造”。

1）美国人都做了什么？

美国政府所起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进行前期筹备，比如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培育亲西方力量，助力反对派势力的发展；其次是直接促使革命的启动，影响和操控政局的发展，间接帮助反对派夺取政权。

具体推行这种外交战略的的机构，也被分为两类。

一类是官方机构，包括驻当地国家的使领馆以及政府、国务院、议会与其下属机构。

另一类是非政府组织（

拓展阅读

：

美国的NGO，是如何向全世界输出“颜色革命”的？

），比如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为代表的各种基金会组织。

2）如何具体推动“颜色革命”？

具体推动“颜色革命”的基本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柔性干预，另一个是金钱资助。

一般情况下，

美国官方不会直接插手这些“非民主国家”的“颜色革命”进程，

但大多会进行“柔性干预”。

比如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向当权者施加舆论压力，向反对派提供信息和策略咨询，组织对选民的投票问询调查，间接支持反对派的游行示威等等。

金钱资助是另一个很重要的推动手段。

活动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官方用于“民主改造”的拨款，另一个是各种非官方或半官方的金钱资助。

比如在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先后向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和反对派资助了约6000万美元，旨在用于为大学生积极分子提供培训、为“独立”报刊和电台提供支持、为选举提供监督和民意调查等活动。

3）如何评价美国人的“小动作”？

对于乌克兰境内爆发的“橙色革命”，

英国《卫报》评论员在专题文章中如是写道：

“这个运动（橙色革命）是美国人的创造，是根据大众营销和推行西方品牌的方式、经过周密和精确的计划制造出来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同国家境内爆发的“颜色革命”完全都是美国一手策划出来的，也不能认为“颜色革命”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美国的资助和支持。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颜色革命”并不一定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一定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成功。

由此可见，

美国是“颜色革命”爆发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

5）尾声

总的来说，

各前社会主义国家境内爆发的“颜色革命”，

主要各国推动的“民主化改革”进程为政治背景，以各国国内普遍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为社会条件，以各国境内地域和经济结构的特点为历史文化基础，以美国的大力推动为外部因素。

由此可见，

“颜色革命”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极其多元且复杂的。

更为关键的是，“颜色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出现，

且并不会局限于上述提到的这些发展中国家。

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国家内部，都存在着诸如贫富差距过大、地域发展失衡等可以引发“颜色革命”产生的因素。

因此，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与政治家的个人品质，将会对于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全局性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