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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加快联苏步伐采取的主要行动，是开始与苏联代表进行谈判。

从1935年秋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两国代表在南京进行了多次谈判。

参加谈判的代表，苏方是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中方是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宋子文和张群。南京谈判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最重要议题就是围绕中苏联合制日这个中心展开。

而苏联最关心的却是蒋介石对“广田三原则”的态度，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广田三原则”，它为何让苏联如此恐惧？

1、“广田三原则”出台前后

1935年，在日本军人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日本外交当局同南京政府进行了关于“广田三原则”的交涉。两者双管齐下，互为策应。

广田弘毅自1933年起担任日本政府外务大臣。在1935一1936年期间，他根据日本政府决定，提出对华三原则，与南京政府进行所谓“调整国交”谈判。

“广田三原则”的内容，简言之是要中国彻底禁止排日，默认伪满洲国，与日本共同防共。实际上是要中国一切听从日本摆布，成为它的附属国。

中日“调整国交”的谈判和“广田三原则”的炮制与出笼，都经历了一个过程。

1935年1月22日，广田弘毅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声称日本政府实行“对邻邦不威胁、不侵略的根本政策”，并“甚望中国早日安定”，使中日两国间的悬案早日解决。广田施放的“和平”空气，使蒋介石增加了对日本的幻想。

他说：

“广田外相对华政策之演说，…吾人对之感想颇深，至少可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

他决定让担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王宠惠在返任途中顺道访问日本，以探明究竟。

2月9日，蒋在庐山致电汪精卫，提出：

“王亮畴（宠惠）兄不日离国回任，拟请其取道日美转欧，便在东京历访日当局交换意见，以探明日方之真意。”

在汪精卫和黄郛的安排下，王宠惠从2月9日到3月5日访问日本，和日首相冈田、外相广田以及朝野人士多次晤谈。

他在会见广田外相时，提出“中日亲善”三原则：

“（一）中日两国彼此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之完全独立，即完全立于平等地位，如对中国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也。

（二）中日两国彼此维持真正友谊，凡非真正友谊行为如破坏统一、扰乱治安或毁谤诬蔑等类之行为，不得施于对方。

（三)今年中日两国间之一切事件及问题，均须以平和的外交手段从事解决。”

1935年5月，中日两国使节升格（由公使升为大使）。由驻日公使升为驻日大使的蒋作宾继续与日本广田外相会谈。

在6、7月份的会谈中，中方要求日方停止策动华北“自治”，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日方则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如暂时不能承认，也要使与“满洲国”接壤的河北、察哈尔等地增加人员和经济来往。

在9月7日的会谈中，蒋作宾除了重申并解释王宠惠提出的“中日亲善”三原则外，还提出“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以及华北事件等须一律撤销，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

蒋作宾向广田保证，只要“日本承认上述条件”，南京政府即“设法停止排日排货，并置满洲问题不谈，中日两国经济在平等互惠贸易均衡原则下可商量提携”，“倘经济提携成绩良好，两国之民互不猜疑，并可商量军事。”

这就是说，南京政府准备以牺牲东北、默认伪满洲国等重大代价，来换取日方对“中日亲善”三原则的承认。

在进行了长达90多天的准备后，日本终于在10月抛出了“广田三原则”。

这三项原则虽冠以“广田弘毅”名字，但它绝不只是日本外务省的意见，而是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共同提出的方案，并经10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

显然，它是日本政府制订的对华政策。

“广田三原则”是作为中方提出的“中日亲善”三原则的对案提出来的。

在10月8日的会谈中，广田对蒋作宾说：

“对于贵国所提三大原则认为应当照办，惟实行顺序，贵国需先同意下列三点。第一点，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藉欧美势力牵制日本，如仍旧阳与日亲善，阴结欧美以与日仇绝，无亲善之可能。

第二点，中日满三国关系须常能保持圆满，始为中日亲善之根本前提，欲达此目的先须中日实行亲善，在日本方面中国能正式承认满洲，方认中国确有诚意，在中国方面或有种种关系有不能即时承认之苦，然无论如何仍对于满洲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

（一）须设法使满洲国与其接近之华北地位不启争端。

（二)须设法使满洲国与其接近之华北地区保持密切之经济联络。

第三点，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

广田接着表示：“以上三点中国政府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对于贵国所提三大原则即逐渐商议实行。”

蒋作宾当时答道：

关于放弃以夷制夷外交问题，请“观以后事实不必怀疑”；关于默认伪满洲国问题，“关系复杂，当报告政府加以研究”；关于共同防共问题，“中国将来或不至绝无商量之意。”

日本害怕其“广田三原则”和独占中国的行为引起其他国家干涉和中国人民反抗，特别叮嘱蒋作宾“勿向外公表，以免惹起实行上之障碍”。

2、苏联为何如此担忧“广田三原则”？

苏联对“广田三原则”一直十分敏感，担心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联日反苏。

所以它时刻注视着中日交涉的进展，几乎每次谈判都要询问这个问题。

苏联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它国家的安危，又是它确定对蒋政策和态度的重要依据。

早在1935年3月15日，李维诺夫在莫斯科会见颜惠庆时，就“对于中日关系询问甚详”，提到黄郛与日本总领事须磨谈判事。颜惠庆开始否认中日会谈，后来承认汪精卫与日本人确曾谈判过。

他最后对李维诺夫表示：“中国对日缓和情势使然，并非与其他各国疏远”。

后来当日本报刊透露蒋介石曾以日本停止策动“华北自治”为条件接受“广田三原则”消息时，鲍格莫尼洛夫于1936年1月22日会见蒋介石时严正表示：“我政府对蒋同意广田三原则，要联日反苏，极感惊诧。”

蒋介石拒绝正面回答鲍格莫洛夫就这一问题的询问，更引起苏联方面的怀疑。

苏蒙互助议定书签订后，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则把苏蒙协定与日本侵占东北和华北相提并论。所有这些，给苏联政府带来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全面改变对苏立场”。

苏联政府接连给鲍格莫洛夫发电，指示他了解中日交涉的内幕，蒋介石是否已接受“广田三原则”，华北几省是否已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协定，中日对苏蒙互助议定书所持态度，以及南京政府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态度，等等。

5月27日，鲍格莫洛夫与孔祥熙会谈。鲍格莫洛夫根据莫斯科指示，向孔祥熙提出上述一系列问题。有些问题孔祥熙作了回答。

关于中日交涉情况，孔说：

“日本已向南京政府提出质问，中苏是否有蒙古的秘密协定？孔否认。另日本还问，中国仍在准备军事行动，矛头对谁？孔不否认，日军行动引起中国人民仇恨”。

关于中国是否与日本签订反苏协定问题，孔郑重回答：

中国“反对目前与日本缔结条约以采取共同行动反对苏联。”

孔还声明：“中国政府准备在中国独立受到侵害时起而抵抗外侮。”

关于对日本增兵华北的态度，孔祥熙说：“中国政府已向日本提出抗议，反对增兵华北”。至于华北宋哲元与日本的谈判，孔祥熙说：“宋未向南京政府报告详情，也未要求政府赋予全权进行谈判”。

11月初，宋子文与鲍格莫洛夫会谈。宋子文应鲍格莫洛夫的要求，向这位苏联大使通报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11月2日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官员时的重要谈话：

日本在华北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先是坚持五省自治，后改为三省，而现在则只要求冀察自治。关于在中国以‘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为借口分派卫戍力量的问题，日本人觉得有以上两省就够了，至于其他各省，他们坚持基本上按中国政府要求以后再谈这些问题。”

11月7日，鲍格莫洛夫与张群会谈一开始，就请求张群简告“中日谈判进展情况”，他说：

“许多报纸载日方提出共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要求。因有许多日本材料解释说这是中日采取联合反苏行动的要求。我政府不能对此等闲视之！”

张群说：“中日谈判情况极为不利。有两个问题棘手，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这两个问题是：

南京政府“主张取集中统一的政策，但日本总是追求与地方当局谈判，企图实行吞并中国领土的政策”；关于反苏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我们不容任何外国的干预。日本不止一次提出要与我们共同反苏，但我们一向断然拒绝之，甚至根本不与之谈及此事。”

鲍格莫洛夫接着又问：

“也许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指的是报刊上（尤其日本报刊)谈的中日携手反对外国即苏联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

对此，张群答：

“日本从未与我们直接谈及此事，他们的借口无非是说：‘共产党，我们有，你们也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我们还是一块讨论共同打共产党的办法吧’。当然，日本指的是苏联，但是他绝未向我们暗示过。日本曾两次想提出这个问题，一次是苏蒙协定后，一次是成都惨案后，但两次均遭拒绝。”

张群在通报完上述情况后对苏联大使说：

“无论如何请相信我，近来中苏关系正日益改善。中日关系则相反，日益恶化。我可以声明，在这一点上中国绝不让步。”

在1935年末到1936年的中日交涉、谈判中，日本曾使用各种手段迫使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但均未达到目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中苏会谈中，苏联对这个问题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它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活动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牵制作用。

3、蒋介石为何要求苏联援华？

南京政府代表在谈判中要求苏联援助中国抗日。

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与鲍格莫洛夫谈判时提出：将来“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通过海路难以获得任何军需物资”，“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对此，苏联政府很快就给予肯定性答复。

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11月15日通知鲍格莫洛夫：

“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在谈判中，苏联提出希望与南京政府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

在10月18日的谈判中，鲍格莫洛夫根据莫斯科指示，对蒋介石说：

苏联政府希望改善苏中关系，希望两国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因为中苏两国受到了来自同一地方的威胁和同样的危险。

他还声明，尽管他认为签订贸易协定及互不侵犯条约仅是形式的，但他赞成这些协定。他还暗示，想同苏联签订“有实质性的协定”，这个协定要能够真正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

蒋介石还说，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主席，而且作为军事指挥官提出这个建议的。

十分明显，他是想同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

苏联代表在同蒋介石等人的谈判中，发现“他们总想加剧我们同日本间的冲突”，但鉴于南京政府已开始改变对日政策，苏联政府没有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关于中苏签约的提议。

12月14日，苏联政府电令鲍格莫洛夫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同意签订协定，并准备同中国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苏联政府口头上答应了蒋介石的提议，但在行动上却极为谨慎，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还不大明朗。斯托莫尼亚科夫12月28日写给鲍格莫洛夫的信明确地反映出了苏联政府的这一顾虑。

信中写道：

“我们赞成蒋介石关于共同合作和互相帮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同时我们从这个合理要求出发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潮流。如果蒋介石真正参加抗日解放战争，我们准备给中国以力所能及的支持。

不过，我们认为，虽然在中国传播着同日本斗争的思想是无疑义的，但在日本武装侵略的情况下同蒋介石缔结互助协定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蒋介石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实行让步，尽管这种让步比以前少多了。

虽然他在目前所作的这种让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以改变力量对比关系，使之有利于中国，特别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这种做法更为明显，但毕竟不能排除他企图利用同我们的谈判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的可能。”

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又谈及两国签约事。蒋问：“苏中可否缔结友好条约？”他还亲自“要求苏联援助”。

蒋介石解释说：

“中国不要求苏联去保卫已被日本占领的地区，例如察哈尔的六个县。但是他想，可以签署一个条约，一旦日本向蒙古、绥远或山西发起进攻时，中苏两国政府根据条约承担互助的义务。”鲍格莫洛夫当时答复说：“我可向苏联政府报告，呈请指示。”

5月27日，孔祥熙向鲍格莫洛夫转达了蒋介石希望中苏两国签约的意见，孔说：“蒋介石认为现已可以公开签约，这对防止日本侵略有作用”。

1936年上半年，苏联之所以继续拖延与蒋介石就签约问题进行谈判，与此时发生的下述两件事有关：

一是1936年3月“苏蒙互助议定书”签订。对此，蒋介石大怒，南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

二是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谈判“广田三原则”，态度一度暧昧。

1月22日蒋与鲍格莫洛夫会见时，又“两次拒绝正面回答中国关于广田三原则谈判的情况”。

这使苏联对蒋介石的对苏、对日态度捉摸不定，甚至怀疑他有接受日本“广田三原则”、实行联日反苏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提出的签约建议采取拖延态度，是很自然的。

1936年11月，鲍格莫洛夫要回国。行前，他希望会见蒋介石，没有实现。11月7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会见鲍格莫洛夫并进行谈判。

这次谈判，除了涉及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日交涉外，双方还交换了中苏合作抗日和两国对签约的意见。

由于此时德、日已签订反苏协定，苏联受夹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鲍格莫洛夫在阐述苏联政府关于发展苏中关系的具体建议时，“建议谈判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谈判商约的签订”。

张群在会见中再次询问苏联对中国抗日持何态度，他说：“我国许多人主张在准备好之后，中国应当抗战。

请容我直率提出一个问题：

倘中国对日宣战，苏联持何态度？”

鲍格莫洛夫肯定地回答说：“苏联舆论界的一致同情都无疑在中国方面”，他接着说，两国签约“会说明我们两国有志进一步接近”。

4、中苏谈判中的国共关系

因为国共两党关系和中苏两国关系有关，它也成了中苏谈判中被涉及的一个问题。

当蒋介石要求苏联援华抗日和两国签约时，苏联政府之所以采取谨慎态度，除了不了解蒋介石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外，也不清楚他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

苏联政府认为，当时摆在蒋介石面前的头等大事是调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剿共变为联共，因为国共两党的内战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只有停止内战，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者。

同时，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不会将武器交给蒋介石去用于进攻中国红军，进行反革命内战。

斯托莫尼亚科夫指示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表明：

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同时还要向蒋表明：

苏联不准备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中间人，相信“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懂得，为在国际上获得苏联援助，在国内不得不做一些姿态，调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他清楚，苏联当时同样受到日本威胁，对同中国接近极感兴趣，因此他就想让苏联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做出让步，利用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就范，接受他的“收编”。

1935年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奉命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同意他关于中苏协议的提议。

蒋介石立即声明，他要以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蒋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他的这一提议遭到了苏联政府的拒绝。

斯托尼亚科夫指令鲍格莫洛夫，在同蒋介石谈判时要明确表示：“不能以孙越宣言为基础，”因为这个宣言“承认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组织不适用于中国国情”，

“这一条肯定会被蒋介石抓住不放，他会广为宣传，特别是在中国红军战斗的地区，那样一来，真的就会给英勇的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背后捅一刀。”

所以，苏联政府指示鲍格莫洛夫要向南京政府郑重声明这一点。

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孔祥熙陪同下会见鲍格莫洛夫。

蒋对鲍格莫洛夫说：

苏联“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对红军的处理问题，若能对此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则迎刃而解。”

蒋介石声明，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但要“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不能拥有军队”。他“要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对红军施加影响”。

蒋介石说，要使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就表明了苏联政府对南京的诚意，“南京政府则可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

鲍格莫洛夫根据莫斯科指示，郑重向蒋表示：

“苏联不拟在国共两党间斡旋，红军存在与否纯系中国内政。”

接着，蒋介石作了让步，他说红军只要承认中央政府权威并服从其指挥，可以保存现有官兵数，参加对日作战。

两个月后，3月21日，孔祥熙在会见鲍格莫洛夫时告诉他，蒋介石已开始同中国共产党秘密谈判。

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推进了国共两党的接近，两党间近十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党合作抗日的秘密谈判由此拉开帷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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