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等国的街头，随处可见的流浪汉早已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但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心中大都有一个疑问：那个岁月为何没有街头流浪的人？

一开始，英美也觉得这事挺新鲜。

但是，1980年代初，西方逐渐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准备制裁苏联。

作为亲历者，现为俄罗斯媒体主编的医学副博士彼得·卡缅琴科，讲述了这一段风波的来龙去脉。

流浪汉去哪儿了？

1983年初，克格勃首脑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向上级报告：“西方情报机关准备在1983年奥地利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上实施新一轮对苏制裁。”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决定将苏联同行逐出大会，主要基于一份报告，该报告收集了大量案例，证实苏联系统性滥用精神病学，让民警把流浪汉集中送到精神病院，强制住院治病。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82~1988年，彼得·卡缅琴科在莫斯科第15市立临床精神病院做大夫，他回忆了自己当年亲眼目睹的事情。

当时，不少患者是确实强制收治的。警局、醒酒所和机关接待室都有权呼叫精神病院出车接人，特殊情况下，病人被径直带到医院值班室，由值班医生立即开住院单。

如此一来，精神病院实际收容了许多外地人：流浪的、告状的、突发奇想的、讨说法的，多数被从街头、火车站和机关接待室直接送来。

1985年春，卡缅琴科正在值班，文化部接待室送来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手里拎着塞满旧报纸的皮箱。他是科斯特诺马州人，来莫斯科递交自己用旧报纸制作的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碑全尺寸设计稿。据他说，纪念碑高约100米。

在护工监视下，卡缅琴科请这位民间艺术家展示纪念碑设计稿的局部。

大约半小时后，诊室里出现一个摇晃、歪斜、怪异的纸质结构。

男子说，这就是手的样子，牺牲前紧紧攥着党证的手。

文化部的人无法欣赏这尊造像的优点，运气欠佳的艺术家进了“急症”病房，纪念碑艺术很可能因此失去潜在的一幅杰作。

还有一次，民警送来一名“恶意造币者”。

这个倒霉蛋把报纸仔仔细细裁成长方形，用圆珠笔写上“卢布”，付款时被抓。

虽然他拒不认罪，但病还是要治。

强制收治最多的是流浪汉。

民警会把来自外地的流浪汉集中起来，统一送到市立精神病院。

流浪汉洗个澡后，马上收入病房。

医生先问清楚他从哪来、受了什么委屈。

写个入院诊断根本不是问题。喝不喝酒？喝！那就写：“慢性酒精中毒导致的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

不肯住院的，直接用宽条粗帆布捆扎，印象里从没见过给人穿拘束衣的。

到了病房，有暴力倾向的，先在观察室打屁股针，让其冷静下来，必要时用华夫格毛巾固定在床上，双臂双腿绑于床架，十分牢靠。

观察室一共12张床，护工24小时值班，女观察室当然是女护工。

市立15院的女护工传统上来自谢尔普霍夫，因为医院靠近卡希拉公路，从那边儿招人相对方便。

这些五六十岁的妇女身强力壮，训练有素，勇猛果决，可以闪电般放倒并捆上暴力患者。

病人进了病房，门一锁，命运完全取决于大夫的专业技能和道德良心。

这些流浪汉如果到今天的精神病医院，按照现行标准进行诊断，至少20%的人也是要收治的。

可惜，当时不光有这些人，也不光只有流浪汉。

“问题青少年”

刚当大夫那几年，卡缅琴科的精神病学实践基本在青少年女性病房。很大，一百张床，占据两层楼。“三个半”医生负责，也就是每人要管30位患者。

患者都是14-18岁的女孩子。由于国内其他地方没有专门的青少年精神病机构，所以最难治的全送来莫斯科了。

患者多，自然任务重，有时超额收治，达到110-120人。

好在工作人员业务熟练，药品不缺。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制药业十分发达，足以向苏联提供高品质药。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人只是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行为就被送来。逃学、离家出走、饮酒、性关系、反抗老师等，都被认为是“该关疯人院”的充分理由。

那些青少年，可能仅仅因为晚九点后在单元门口、广场或凉亭结伴同坐，或因举止无礼，或是地段民警看不顺眼，就被抓了起来。

他们先被带到居住地警局登记，接着办拘留，再叫父母来问话。

多次警告之后，负责青少年问题的警员就会联络莫斯科，送孩子进医院。

对当地来说，只要一个问题青少年被诊断患病，那么警局就不再对这个“疯子”负任何责任，可以减少自己的麻烦，提升管段的治安业绩。

可医生怎么处置他们？

实际上，被强制拖来的孩子，一些是小阿飞，另一些则是安静忧郁的宅家少女、患严重神经性厌食症的女学霸、恶性癫痫患者……后者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需要挽救。

在拥挤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把二者完全隔离。

“行为有病”的会跑去欺负“心态有病”的，躲着工作人员辱骂嘲笑她们，抢东西，甚至动手打。早晨查房，“安静房间”的病号多半有点鼻青脸肿。

不用说，患者、家属包括工作人员都不喜欢发生这种事。我们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

有一次，医院安排若干人9月1日之前出院，好让她们准时开学。否则难免要补很多课，更容易出现旷课问题。

上午开会，医院的主任医生得知许多人要出院，就大发雷霆。发火的原因是，今年夏天医院没有完成诊治人数增长计划，所以他禁止任何人出院。

有人告诉他孩子们需要上学，主任医生面红耳赤，跳着脚尖叫：“你教她们吧！……每个都得留下来治！”

这些人已进入康复休假阶段，有些人根本没病，只是被困住，再不让出院其实就形同犯罪了。

比如下面这个案例。

一个17岁的十年级女生，暑假在法院做助理文员，同事们不友好，屡屡欺负她。一天，女生再次被训斥，情绪失控，因为是最后下班的人，就放火烧案卷。虽然她马上后悔，奋力扑救，可惜无济于事。

结果，一个歇斯底里、灰头脏脸的“疯丫头”进了疯人院。

这个女生其实挺可爱，医生能理解她遭遇的麻烦，认为这是“一个有行为和情绪偏差的青少年的急性应激反应”。

由于不让出院，她又呆了半年。

后话

1980年代，苏联精神病学被西方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为惩罚手段，在卡缅琴科看来，这至少是不公正的。

为了抗议这种指责，或者说为了避免被人家耻辱地逐出，1983年，苏联主动退出世界精神病学协会。

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卡缅琴科认为，人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另一个时代的人和事。当今社会认为的许多可怕的、反常的事情，在苏联年代稀松平常。反之亦然，当今坦然接受的许多事情，在那时被视为极不道德、无法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