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渡江解放军（陈毅、粟裕的三野）挺进国民党所重兵据守的上海，上海战役正式打响，而在历时16天的鏖战后，这场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以解放军的大胜而告终。

在上海成功解放之后，我军最先要做的就是接管上海的经济，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整顿，因此与国民党投降官员进行工作交接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于是在全面解放上海的当天，也就是5月27日，解放军军管会代表顾准等人接见了之前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此人不仅是一名国民党少将，还是陈诚的心腹。

不过当时在交接见面时，这名国民党少将竟然要求与顾准单独私下谈谈，顾准一开始很是吃惊，但他心想若是自己拒绝，就显得共产党人没诚意、没风度了，也就应声答应下来。

不久后，这位国民党少将带着顾准走进了局长办公室，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并告诉了顾准一个差点让他惊掉下巴的情报，即：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还是1924年就入了党的老党员。

其实也难怪顾准会惊讶，因为在当时的时局下，是个人就很难相信一位年龄已经53岁，头发还有些花白的国民党少将会是一个党龄比自己长11年的同志。

为了印证此人说的是否属实，顾准颤抖着拿起了电话，拨通了新任副市长潘汉年的电话，经过上面确认后，顾准得知：此人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21年的一名红色特工，他的名字叫汪维恒。

顾准

在知道来龙去脉后，顾准兴奋地握住了汪维恒的手，一直重复着说：“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激动得实在想不到用什么词来迎接同志的归来。

不过当时因为时局还不稳，所以即便上海解放了，他本人也回归了，但他的身份依旧需要暂时保密。

因此在两人秘密开完会，一起走出办公室后，交接的仪式仍是按照原计划进行，所以大家也都不知道这场国民党财政局长向解放军交接的会议，早就变成了红色特工回归的一个戏码。

在流程走完后，顾准也不墨迹，迅速派专车送汪维恒去见潘汉年，然后汪维恒将他从台湾带回的军事情报以及他在上海掌握的一些近期情报，全部亲自交给了潘汉年。

1949年8月，上海时局稳定后，汪维恒正式担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长，此时他原来的特工身份也算正式被公开了。

对于汪维恒而言，21年的潜伏生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们若是想要详细地了解他这么多年以来经历了什么，还得从头开始说起。

汪维恒

一、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896年，汪维恒出生于浙江诸暨县一个地主家庭。

虽然在他童年时期家道中落，但终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底还是算殷实，能够负担得起他读书，因此他也得以接受到持续性教育，而这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

物以稀为贵，人也是一样，当时读书的人少，读书人就自然更加“金贵”一些。

所以在当时，他凭借着自身的那点学问，去找一个能养家糊口的活并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他也的确这样去做了，在21岁他在老家诸暨县的一个小学当上了一名教师。

不过像他这样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的人，在那个乱世，那个年纪实在是很难静下心教书。因为他这样的新青年往往都有着十分强烈的求知欲，他们都希望继续学习一些更“深刻”的东西，然后帮助国家走出困境。

因此仅仅过了一年教书生涯后，他就去了上海法文翻译学校接受维新思想，之后他又投笔从戎，赴北京军需军官学校进行为期2年的学习。

1921年，也就是共产党成立的这一年，他从北京军需军官学校毕业，此时的他只有25岁。

作为当时军中少有的文化人，他很受上面的重视，不久便被指派到浙江浙军里面工作，还先后在这里担任过营、团级的军需官。

张秋人

后来在浙江宁波期间，汪维恒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工作中结识了共产党人张秋人，由于两人是老乡，加上性格相投，他们彼此相见恨晚，很快就成为了好友，而且时常会有书信来往。

而张秋人见汪维恒与他一样，都有着共同的理想抱负，所以一直都会给汪维恒灌输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而汪维恒也很认同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念。

1924年，汪维恒在张秋人引荐下正式加入共产党，就此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4位党员之一。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体现我党的诚意，我党有不少人进入了国民党体制内工作，典型的就有周恩来这样的大咖，而汪维恒也没有例外，最终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跨党加入到国民党军中。

1926年，浙军在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号召的起义中被北洋军阀击败，为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汪维恒索性退出浙军，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诸暨暂时潜伏，等待新的时机。

次年，也就是1927年1月，汪维恒收到了组织新的命令，即：在整顿国民党党务之际，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

而正当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发展愈发迅猛之际，在短短几个月后，蒋介石便在利益熏心之下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就此中共党员开始被大规模清洗，而汪维恒所在的浙江地域一带也未能幸免。

白色恐怖

不过中共地下组织当时也并没有坐以待毙，为了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调任汪维恒为中共诸暨县县委组织部长，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并寻找适当的机会发动武装暴动。

但由于准备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导致党组织人员暴露，无奈之下诸暨县委只能暂时终止暴动，让参与人员迅速逃离，以免被抓捕。

二、潜伏时期暗中助力

在暴动计划失败后，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诸暨县县委书记，包括汪维恒自身都一致认为应该在这个时机打入国民党内部。

毕竟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这也可以让他成为我党埋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冷棋”，或许未来能够在某个时刻帮上忙。

在潜伏计划定下来后，汪维恒于1928年9月来到南京，并找到了自己曾在军需军官学校时的老熟人，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

陈良

作为好友，陈良一直都很欣赏汪维恒的秉性。

所以得知他来投奔后，立马给他安排在国民党军需署研究所学习，这个学习我们可以理解成是“镀金”，因为在结束之后，他就直接成为了少校军需科长。

后来经陈良推荐，他又成为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手下的一名心腹军需官。

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同胡宗南转战河南、山西，建立军队后勤补给基地，也算是逐渐在国民党内部站稳了脚跟。

可是谁能想到，由于党组织破坏严重，尽管汪维恒顺利潜伏下来了，却没有人来和他联系，不过他仍旧在一直在等待着组织的召唤。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会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帮助组织，当时有不少地下党员都得到过他的救助，或者是掩护。

直到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1938年8月，他终于等来了组织的人——当时中共谍报机关负责人找到了汪维恒，与其再次建立了联系。

此后汪维恒向上面输送情报，也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方便的途径。

蒋介石

1943年的时候，此时日军在战场上已经进入相对疲惫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分析国际形势后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已成定局，但如今共产党却已慢慢壮大，若此时不加以打击，以后将更加棘手。

因此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对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根据地发动了秘密军事袭击，以便抑制住共产党的发展速度。

由于这次是一次比较大型的军事行动，当时担任国民党西北军需局局长的汪维恒自然需要给军队做一些武器弹药调动，还有军队运输补给等后勤工作。

也是在这一次的调动中，他发现了胡宗南军队要对根据地下手的险恶用心，于是立马找机会前往重庆与共产党员钱之光取得联系，让他搭线去见周恩来。

钱之光听闻这个消息后，也是相当震惊，很快安排车辆，两人秘密前往共产党设在重庆的办事处，在这里汪维恒顺利见到了周恩来等人，并把他知道的情况给他们做了详细的汇报。

不光如此，汪维恒还顺便将国民党设在西北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布防图，兵力配置，装备设置等等情报都一并交出，在全部上报完毕后，才急匆匆的离开。

胡宗南

正是有了汪维恒送来的胡宗南内部情报，才让八路军做出了针对性的军事应对措施。

而蒋介石在看到八路军有军事调动后，也知道八路军已经有了防范准备，此时若执意出兵的话，不但军事上占不到便宜，舆论上还要受压制。

因此为避免吃“哑巴亏”，他只好将偷袭八路军的计划暂时搁置，而汪维恒也相当于在无形之中，帮助我党避免了一次重大军事危机。

在解放战争时期，汪维恒调任国民党中央，担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此时他的作用就更大了，他经常会利用自己的职务，将国民党的军队调动、武器弹药配置，还有军队运输补给情报传给党组织。

比如在著名的大别山战役之时，蒋介石下令让白崇禧率二十万大军围剿刘邓大军，汪维恒得知后，迅速将白崇禧的军队数量、行军路线，甚至是作战计划全部送到了我党手里，让我党有充分的时间做出应对准备。

再例如在辽沈战役打响前一段时日，汪维恒又借着到河北、东北考察军需配置的机会，继续为我党收集军队情报，他甚至曾将河北、东北各地国民党部队长官姓名、兵员人数及驻地布防这些十分具体、详细的情报都搞到手了。

三、从台湾回上海迎接解放

1948年6月，虽然此时三大战役还没正式开始，但蒋介石已经预感自己慢慢占据劣势了。

为避免在与解放军的角逐中最后失败，他开始给自己规划退路。当时在他的授意下，陈诚将汪维恒这个“军需重员”调到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

与陈良和胡宗南一样，陈诚也很看好汪维恒，他认为台湾有他在，后勤供应就能够得到充分保障，孰不知这位深受他们器重的国民党军需界少将竟一直中共的老党员。

其实在得到这个调令后，汪维恒完全有理由拒绝，因为此时国军败退迹象已现，他完全没必要再冒险了。但汪维恒想了想后，最终还是赴台任命去了。

因为他知道党组织还依然需要他，毕竟台湾的军事动向对于解放军而言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毅然赴台，而且还做好了随时为解放事业作出牺牲的准备。

而就在汪维恒于台湾工作的一年中，整个大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完全是兵败如山倒，尤其是在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精锐几乎是消亡殆尽。

在这个背景之下，汪维恒接到了组织的一封信。

这封信表面上的内容只是一首诗，但汪维恒很清楚这首诗其实是一则极其重要的情报，意思是让他迅速离开台湾，返回上海迎接解放。

陈诚

看到这个消息汪维恒的内心自然是十分激动的，但激动之余更多的是忧虑，因为陈诚对他极其看重。

其实受到国民党高官的重视，这在平时当然是有利好，但放在现在却不是啥好事，因为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没希望了，陈诚并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心腹助手回大陆去“冒险”。这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拖累了汪维恒了。

好在正当汪维恒找不到合理理由回大陆的时候，台湾省方面发生了一个突发情况——即供应局因局势变化要解散了，也就是说台湾已经暂时不需要他这个供应局局长了。

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打电话向陈诚告别，之后于1949年4月成功回到了大陆，来到了上海，准备接受组织的下一步指令。

而当汪维恒来到上海之后，国民党这边，此时他的“伯乐”陈良也已经是上海市代市长了，他见到汪维恒很是高兴，还推荐了他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这个官职可不小，而汪维恒也不想浪费这个岗位所带来的便利。

因此当时他在组织还没有正式下命令的情况下，就已经忍不住开始着手做一些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比如对财政局的档案、仓库进行盘查造册，还有保护市政建设的一些构图。

当然个人认为他做得最好的还是阻止上海的大批资金继续向外流。

毕竟上海作为当时整个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经济绝不能就此被拖垮。保证有足够资金留下来，才能更好地帮助战后的上海重建。

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经济上的贡献之外，汪维恒对于上海的解放也曾提供了一份不小的助力。某种角度上来讲，解放军能够在16天解放上海全境，他是有功劳的。

当时国民党军队负责上海指挥防御作战的是汤恩伯，他在面对解放军的攻势时，十分有信心的对外宣称：自己坚守上海6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这种“自信”虽然有些过于盲目，但其实只要给他充分的补助，肯定也是能给解放军增加不小阻力的。

但在上海战役开打之前，当汤恩伯亲自找到上海代理市长陈良，要求他拨款用于加强上海四郊的水泥地堡防御工事之时，汪维恒却突然站出来阻止了，他对自己这位多年好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不要做败局已定一方的殉葬人！”

一直以来，陈良对于好友汪维恒的建议就比较顺从，更不要说如今解放军兵临城下，汪维恒的建议也是为他着想，所以最终他以“财政空虚”为由，拒绝了资助汤恩伯。

若是当时没有汪维恒站出来阻止陈良，或许陈良就真的继续拨款给汤恩伯抵御解放军了，而这时解放军要想解放上海，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或许也就更高了。

总结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之所以能够不断以弱胜强，最终取得胜利，与我党的运筹帷幄，战士们的浴血奋战当然是分不开，但像汪维恒这样一直坚持在隐秘战线上输送情报的同志们一样是功不可没的。

在看完上文汪维恒的故事后，我们或许有人会刻板认为：汪维恒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当中站稳脚跟，并且逐步高升，很大一部分原因靠的是熟人帮衬。

但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能光看表面，更需要看到更深层次的因素。

他为何能够得到陈良的推荐，还有胡宗南与陈诚的信任呢？自然是因为他的人品值得信赖，为人正直，做派清廉。

而这样的一个人，往往天生就是管军需、后勤的料。

因为他不会贪污军饷，也不会去与人狼狈为奸，国民党的官僚体系虽然黑暗，但还是有一些人会向往光明的，他们这部分人对于汪维恒还是比较推崇的。

他们欣赏汪维恒作为国民党军需界的领导，能够油盐不进，无论多大的“腕”都不给面子的魄力。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汪维恒才能在国民党军需界拥有一定地位，虽然好几次被“有心人”给打压，但始终还是能活跃在国民党内部一线，为组织提供重要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