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治时期。

其开国时改立三省六部，新设刑狱官司的举措

，在促进士大夫政治发展、推动封建官僚体系进一步演变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分权划归，重视人事考校，策论选举，是宋初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

细分职能的各权事部门在开国初期，

曾经起到了巩固皇权，稳定政府的作用

，研究宋代官僚机构的新演变，对于今天的学者们来说，才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些新设机构之中，审官院作为宋初朝廷考校人才的最高人事机构，伴随北宋王朝走过百余年岁月，其每一步的演化变动都与宋王朝的历史足迹形影相随。

欧阳修喻其为“天下抡材之府”，司马光称之为宦治要害。

对宋王朝来说如此重要的审官院制度，究竟是因何而起，又折射了怎样的政治内涵？

一、从“差遣”到“选审”：淳化初立，宋代审官院之擘始

审官院的制度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淳化初立，熙宁更名，元丰复归。

这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昭示着审官院如何在近百年宋史演变中，从重要的中央人事考校机构，到最终归权精简，回归吏部

。

其背后是宋朝分权政治的不断尝试，更代表着中国古代士人们最早对公权“分权制衡”思想的思考与实践。

宋代审官院制度从何而来？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吏治传统，实行以科举选拔为基础的文官政治的国家，自古便有考核官员政绩，以决定升迁奖贬的传统。

从唐末五代开始，

中央六部中主管人事的吏部便有着一套完整的选任系统

，每一项工作都被精细到单一部门，从考核升迁到官员调配，都牢牢掌握在吏部官员及专门考校人员的手中。

官员以政绩决定升降，以工作成效观察是否胜任，是否需要更换职位，从而保证中央各部门的效率化运行，也保障了地方能否得到有效的治理。

然而，

唐朝末年，宰相权力膨胀，皇权衰落

，相权通过中书门下等秘书机构直接干涉六部工作。

并将原本属于吏部的选课职能分权授予“使职”，即不属于中央六部，仅听从于秘书机构的下级官员。

吏部首脑直接统领这些秘书官，

以一套流程解决所有人事问题，不再专门区分考核、选调、升迁等职能。

这样的选官制度，导致中央的管理运行出现了极大不便，很多有重要作用的官职，都被胡乱拿来当作虚职或是头衔，被授予王公贵族，甚至一些常年戍边的武官。

吏部所属的官职，只剩品级，不见职能。

而宋朝的审官院制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面对旧制下考课院、差遣院导致“官强君弱”的困局，

宋朝全面更新考课制度，分散中书、吏部权力，建立磨勘京朝官院等新的基础人事考核机构

。

顾名思义，无论考课、考校亦或“磨勘”，虽名称多样，看似复杂，但其本质都是考核政绩，协调人士的政府机关。

此三类人事机关，多设置于地方、京兆，或是与基础的官僚机构并行，职能与前代类似，包括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人事调动，选拔能者担任职位；对接上级派遣官员；以及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定期进行考核等。

淳化四年正月（即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

中央政府取消原有的差遣院，与专门掌管都城及京兆官员政绩考核、人事变动的磨勘京朝官院合并；

三月，磨勘京朝官院正式更名为审官院，其职能范围进一步被固定，独立于吏部的人事考核机构——宋初审官院制度正式形成。

二、制度变化的伴随品：宋代审官院的发展至废除

在差遣院合并入磨勘院、且正式更名为审官院后不久，

审官院便被明确为专事考核言官御史，下级文官的京官考核机构

，担负少卿监以下六品至九品京朝官的考课功过与铨注新职两项任务。

此时审官院制度考察的关键词，是“京朝官”。京朝官，顾名思义，便是监督朝廷的在京言官，本身便身负监察地方，汇报中央，上传下达的职能。

而审官院便是“监察监察者之所”，

也就相当于是限制言官的又一道保险

。

到熙宁年间，即王安石变法前后的宋神宗年代，审官院被进一步细分为东院和西院，这次的审官院制度变化，与神宗时期的武官制度改革息息相关。

效仿前代专门为考校武官而设置的枢密院，

审官东院依旧负责中低级文官的考校

，而审官西院则分走一部分枢密院的职能，用于管理武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微调看似变动不大，但从整个宋代官员管理体系来看，却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在熙宁年间的这次微调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细节。

其一，

在于审官院东西二院职能的划分

。

古代讲究“南尊北卑，东首西次”，管理文官的东院从地位上来说，在西院之上，宋朝初年起便讲究“以文制武”的观点由此显现；

其二，

在审官西院开设之前，文官选调需要经过三个层级

，有负责高级官员的中书门下，有负责中低级官员的审官院，还有负责地方官员的流内铨。

但武官则只有两个等级，即大将由枢密院调遣，小的五官就由三班院管理，随着武官队伍的逐渐庞大，这样的管理体系已经无法对相关人员进行细致的管理。

审官西院的开设，使得武官权力在中央得到专门机构的统辖，与文官机构的选拔层级统一起来，更加便于管理。

这一改变为后来的“元丰改制”奠定了基础

，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即，宋政府机构冗杂，人员过多的弊病，在立朝初期就已经开始存在。

武官队伍的壮大，固然是选拔制度改进的结果，但也有大量恩荫入仕、杂流补官人士占据官位，导致武官行列日渐臃肿。

长此以往，机构进一步细化，人事日渐庞杂，

势必会造成决策上的缓慢与层层拥堵

。

而宋朝又是一个边患格外严重的朝代，外有辽、金、西夏乃至蒙古等势力虎视眈眈。

宋朝统治者及上层官僚们也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元丰三年前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制度改革就此开始。

此时，距离1070年审官院名称微调刚好过去10年时间。

以苏颂等人为首的官员提出，如今机构庞杂，冗官冗费，

是前代帝王为制衡中央，分散六部权力而导致的积弊。

例如审官院成立之初，便是分走了中书门下与吏部对接的人事职能，西院的权力也来自于兵部、吏部二部。

言官御史们纷纷上书，在改制中各抒己见

，宋神宗与大臣们探讨出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回归旧有六部，裁撤多余机构，收紧中央权力。

直接在吏部分设“四选”，取消吏部之外的审官机构。

元丰五年，新的官制实施，

审官院制度也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

三、权力制衡的尝试：宋代审官院制度背后的现实原因

终结了审官院制度的元丰改制是宋神宗执政期间，

宋朝重要的一次政治尝试

。

虽不如王安石变法那么有名，但元丰改制的确取得了应有的积极影响：裁撤多余机构，归纳中央权力，终结了持续近百年的审官、审刑院制度。

从审官院制度的变化发展中，要想理解审官院制度变化背后的现实意义，

我们就要关注其制度变化的重要关键词，即“分权制衡”。

作为宋朝官制的重要尝试，审官院制度的本质便是发乎于中央六部、乃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制衡。

无论是为分散中书门下专权而产生的建立初衷，还是最终弱化相权、导致审官院制度消失的元丰改制，

其本质都是中央集权国家的政府上层一次关于分权制衡的尝试

。

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是中国官僚政治中永恒难避的主题。

自古以来，吏部便被誉为六部之首，其掌握的人事选任，被司马光誉为是“国之致治在审官，官之得人在于选士”。

汉朝、魏晋时期，

九品中正制最终的乱局是人情官场的典型产物

，隋唐时期，门阀实力依旧强大，士人保举盛行，地方军阀收揽门客，为祸一方。

宋朝统治者吸取唐末教训，在权力分散与制衡上多有尝试，对监察谏议，人事选拔，军事调配，财权银两等等方面都单独设置监管机关，或是独立的外附机构。

这样的做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

且完善了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

，某种意义上来说为后来的朝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

但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宋朝灭亡的祸根。各个机构层层套叠，处事缓慢，且这些外设的监管机构并不能保证自身的完全纯洁性，腐败发生的可能反而大大增加。

因此，尽管经历数次改革，

但行至暮年的北宋王朝依旧无力回天

。

结语

审官院作为北宋前期特有的官员管理机构，其产生与发展承前启后，演进过程更与宋朝官僚机构的改革息息相关。

从审官院制度中，

我们能够看到宋朝官员们敢于改制常识的创造性精神

。同时，机构繁杂导致的国力衰败、官僚主义带来的危害，也值得我们在今日机构管理的一些问题上以史为鉴，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