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宋朝十八帝之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2.与王安石的爱恨合离

其二，分歧

“熙宁新法”中的青苗法实施之后，宋神宗与王安石产生了分歧，以致宋神宗“终以韩琦所说为疑”，自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引起王安石提出辞职，而在王安石提出辞职，告假在家期间，宋神宗甚至“谕执政罢青苗法”，要求宰执大臣停止执行青苗法，只是因为参知政事赵抃想在王安石重新履职后再议，而王安石上班后说动宋神宗，青苗法才得以继续实施。

与此同时，“熙宁新法”中的“募役法”，在实施中同样引发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分歧。

熙宁元年五月初九，同知谏院吴充向宋神宗上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杯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陈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宋神宗下诏，将吴充的奏章送中书门下省议处。

二年三月，宋神宗“谕大臣曰”，告诉大臣说：“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近日阅读国库“内藏库”管理官员奏章，外地州衙有派征用百姓担任的“衙前”吏员专门进京，向内藏库缴纳7文铜钱，接着说到“衙前”差役伤害农民、农事，最后下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研究天下衙门征用农民承担差役，无偿为政府提供劳力的利弊。

三年八月，宋神宗批示：“近令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事。”

九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曾布担任司农寺副长官“同判司农寺”，很快上奏宋神宗，“改助役为免役”，将以前施行的百姓无偿“助役”改为“免役”，即必须不再无偿为政府提供劳力，而是缴纳“免役钱”代替。

其实，讨论、研究改革“役法”，并不是自熙宁元年开始，在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在位的治平四年，就已经议过。当年六月二十五，宋英宗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祖宗以来，务加惠养。比下宽恤之令，赐蠲复之恩，然而历年于兹，末极富盛。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深惟其故，殆州县差役仍重，劳逸不均，喜为浮冗之名、不急之务，以夺其时，而害其财故也。愁痛亡聊之声，上干和气，深可伤悯。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

宋英宗下发这道诏书的原因，则是此前时任国家最高财政机构“三司”长官“三司使”的韩绛曾向宋英宗上言：

“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

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阀，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售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余戕贼，农民未易遽数。

欲望以臣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偏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

“役法之议始乎此。”

经过长达3年多的延宕后，役法改革终于在熙宁三年九月实施。

然而，役法改革实施几个月，就遭到朝臣、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反对、抵制。

四年三月初三，宋神宗在资政殿召见“二府”即“东府”中书门下省、“西府”枢密院大臣，拿出“陕西转运使司”报告庆州“军乱”的奏章给大臣看，“深以用兵为忧”。

枢密使文彦博说：“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

参知政事冯京说：“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行保甲，人极劳弊。”

宋神宗说：“淤田于百姓有何患？若比令内臣拔麦苗，观其如何，乃取得淤田上，视之如细面。然见一寺僧言：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故，遂得麦。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

文彦博说：“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大一保，则其劳扰可知。”又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文彦博的这句话，需要高度注意。这句话是意思是，宋朝皇帝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理天下。这句话后来既成为后人批评反对“熙宁变法”的官员不关心百姓的焦点之一，也成为后人总结宋朝政治特征的一个基本认识，对宋史研究具有极大作用。

听了文彦博这话，王安石说：“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

文彦博说：“务要人推行耳。”

王安石说：“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

但王安石似乎过于乐观。

四月，针对夔州转运使孙构、张诜上言“杜安行等平夷贼，斥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三百，粮六百余石，见安集夷户佃莳起输租赋”一事，宋神宗下诏派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走驿道快速赶往夔州，协同转运司办理征集“夷户”即少数族人口为朝廷运送粮草等“租赋”。

章惇到达夔州后回奏宋神宗：“经制渝州疆土，难遍历诸州，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条约，权行于一路。”宋神宗批示：“诸州役事不同，难止用一法。”

当月，“京西提举常平等事”陈知俭请求，“先罢许州衙前管勾公使库，以军员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宋神宗“从之”。起初，“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陪费，有破坏家产者。及是，遂更用军员代之。其后遍及诸路，悉用此法，人以为便。”

然而，五月十一，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杨绘”就向宋神宗上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使平一。然闻干其任者，惟务敛之多而行之峻，至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负责具体实施“免疫法”的官员只追求多多聚敛财富，甚至将国家规定数额之外的盈余纳入私囊，以致天下百姓不能完全明白、理解朝廷体恤百姓的心意。

十四，更发生了开封府东明县“民以县科助役钱不当，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数百家”的群体性上访、围攻当朝宰相的事件。

“王安石既说论令退”，却把事件的起因归于东明县知县贾藩，禀告宋神宗说：“知东明县贾藩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殆不可用。”宋神宗“以为然，因令究东明事”。

十六，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上奏：“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见逐乡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钱，多愿依旧充役。”

宋神宗下诏，命“司农寺令诸县晓谕，如有不愿纳钱之人，除从来不当役年月，令依条认本年役，候年月至，则赴官充役，更不令纳役钱”。

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又奏：“乞差府界提点司官分诣县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户。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致人披诉，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论，不以赦降原免。”宋神宗“从之”。

但宋神宗“疑初官户取助役钱少”，怀疑在实行“助役法”时拥有“免役”特权，实施免役法后却要与民户同样出钱的官户即家中有人做官的人家出钱少。

“安石至是白上曰”，王安石至此才禀告宋神宗说：“官户、坊郭（坊郭户，城市人口）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议论。坊郭等第户须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

宋神宗说：“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

王安石说：“本取助役钱有剩者，将以禄此辈。”

宋神宗说：“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纷纷，亦多此辈扇惑。”

王安石说：“早定诚然，畏此辈扇惑非也。当令此辈不敢扇惑而已。人主若不能益天下，则不能胜天下，反为天下役。为天下役，则乱矣。”

其后，杨绘向宋神宗上言：“比者畿邑之民来诉助役之不便，陛下霈发指挥，令取问民之便，愿与不愿而两行之。中书门下已作札子，坐圣旨颁下，而司农寺缴还，遂从其请。臣窃谓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则一二年中，自将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则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愿者，亦自有役以差之，亦必无放者，但形势官户女子单丁素无役者，令出役钱，则已行之矣。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岂得无罪乎？”

但宋神宗给予杨绘的答复是“不报”，不予回复，也不在朝堂公开。

杨绘“又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百姓既无所诉，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当与指挥，不令升等。’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等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

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盖自下而上，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县，岂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农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报府，直下县，欲其畏威，不畏异议。若关京尹，或致争执，所以不顾事体如此。

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

但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宋神宗“诺之”，表示认同。

二十二，王安石向宋神宗“呈役钱文字”。宋神宗“以为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坊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第，更与稍裁之无害”。

王安石说：“今取于税户，固已不使过多，更过当减，但为厌人言，即无当于义理。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多耳，此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宋神宗说：“此兼并所以宜摧。”

王安石说：“摧兼并，惟古大有为之君能之。所谓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则恐陛下未能胜众人纷纷也。如两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然陛下已不能无惑矣。”

宋神宗说：“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

王安石说：“此与治道极为毫末，岂能遽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

六月，杨绘又上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亦有五：民难得钱，一也；近之州军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力定制。”

七月，“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上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臣丞司农之乏，而又备官属于中书，凡御史之言，预自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臣请一一而陈之：

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入衙前之后，故今之所输钱，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无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八九。田里之人困于徭役，使子弟习于游惰，临于刑罚，至于追呼劳扰，贿赂诛求，无有纪极。今输钱免役，使之安生乐业，乃所以劝其趋南亩也。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数，所在各异。然昔第一等，则概充中等之役，虽贫富相辽，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输钱，逐等之中，又别为三等或五等，其为均平齐一，无以过此。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常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官物，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论差乡户，不获募人，人户今日输钱轻于昔时应役，则为良法，固无毫发掊敛之意。如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率钱七千万缗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县。贾藩为县令，固当奉行条诏，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许其自陈。乃不肯受，使趋京师喧哗词诉，其意必有为也。

至于差役之法，昨看详奏请出榜施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皆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论司农，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开封于民事何所不与？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当言，而言未尝及也。自非内怀邪波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至。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措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直为曲，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责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论，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责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区区，所以守陛下之职不敢不尽也。”

在朝堂之上，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宋神宗问：“何如？”

王安石说：“欲札与绘、挚，令分析。”想把曾布的奏章发付反对“免役法”的杨绘、刘挚，令他们做出回答。

但冯京和另一位参知政事王珪“以为不当使分析”。冯京又说：“刘挚近日别无文字。”

宋神宗说：“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

冯京、王珪说：“恐复纷纷不安。”

宋神宗说：“待分析到更相度。”并接着说：“绘作富弼诰词云云，乃更称誉弼，殊不体朝廷意。”“遂以布所言札与绘及刘挚，令分析以闻”。

几天后，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辩”，且说：“臣之情状，已具四奏。”

御史刘挚则写了长篇大论，奏报宋神宗：“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圣旨，批送曾布札子条件诘难，令臣分析者。陛下以臣言为是耶，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为非耶，则贬黜之而已。虽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

然至于臣等以职事为言则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农挟宠以护改作，大臣误法以蔽聪听尔。因事献忠，敢一言之。

今天下之势，陛下以为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为未安未治也，则以陛下之睿智，言动起居，躬蹈德礼，夙夜厉精，以清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谁致之耶？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望以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又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劳民而无功；又求淤田也，则费大而无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又起东西府地，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财也，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

古之贤人，事君行道，必驯致之有渐，持久而后成。至于施设，皆有次序。今数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使者旁午，牵合于州县，小人挟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轻用名器，混淆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挟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凿民者谓之通变；能附己者，不次而进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谋议，所以措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属掾曾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乃在布后，致奔走乞丐者布门如市。

虽然，犹有系国家之体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百年之成法，则剗除废革，存者无几。陛下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凡几人？陛下亦常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

“奏至，安石曰：‘绘所奏前后反复，今并不分析布所言子几何以为私，蕃何以为公？且绘云当忠以报国，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凡人之情为人所知，纵不能私，宜以平遇之。如绘所言，专为不平，此必有所坏也。’”

“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又诏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

八月，屯田员外郎、阳武县知县李琮升任“权利州路转运判官”。“役法初下，琮处之有理，畿内敷钱独轻。邻县挝登闻鼓，愿视阳武县为比”，宋神宗因之召见了李琮，并提拔使用。

十月初一，朝廷颁布实施“募役法”。

初九，利州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鲜于侁升任“权发遣转运副使”。起初，宋神宗下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利州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侁以为本路民贫，二十万足矣，与瑜议不合，各具利害奏”。宋神宗“是侁议”，认为鲜于侁的观点对，“因以为诸路率，仍罢瑜，而侁有是命”。

侍御史知杂事邓绾则向宋神宗上言：“利路役钱岁用九万六千六百余缗，而李瑜率三十三万缗有奇均役，本以裕民，而瑜乃务聚敛，积宽剩。提点刑狱周约亦同签书，乞重绌以警诸路。”

李瑜及周约“皆坐责”，都因之受到处分被罢职，但“寻复之”，很快又恢复职务。

邓绾又上言：“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

臣以为王者赋役敛弛，皆以为民，丰穰则取，饥馑则与，为政之实也。借或下户役钱一千，以分数各减二一百及三四百，或三十五十，亦不免赴官输纳，岂有所济？当立为信令：凡遇凶歉，使诸路如蠲放税赋法，不待奏禀。岁小饥，则免最下等户，中饥则免以次下户，免讫以闻，示信于民。如此，则凶年有施舍之惠，法令无动摇之变矣。”宋神宗“从之”。

但在执行之中，仍有官员作弊，十一月十七，宋神宗下诏，凡官员“职田占佃户过岁及影庇差役，并科违制之罪”，以抗旨论罪。

五年五月，宋神宗下诏，“权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提举常平仓金君卿落‘权’字，仍赐敕书奖谕”。此前，金君卿上奏：“昨王直温、苏澥同议科定役钱，召募入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本司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遂用熙宁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书指挥，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施行。仍以向者王直温等陪纲钱数太多，相度每细绢万疋，止支钱一百缗足，钱万贯，支钱七十缗足。募到官五十余员管押，及差人船上京交纳，并不差乡户衙前。乞自今后依此。”

此时王安石禀告宋神宗说：“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稍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行，则替罢官人人争为此。”

“然上亦素疑其未便”，然而，宋神宗却怀疑不宜如此，当王安石进呈相关文件，宋神宗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又保正只合令习兵，不可令贰事。”

王安石说：“保丁户长，皆出于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充保丁催税，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情无所苦。谓保丁只可令教阅，即《周官》十五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至于五沟五途封植，民皆出职焉。若止令习兵，不可贰事，即不知余事令谁勾当？”

宋神宗说：“周公之法，因积至成王之时，非一代之力，今岂可遽如此？”

王安石说：“先王作法，为趋省便？为趋烦扰？若趋省便，则至周公时极为省便，然尚不能独令习兵而无贰事。则今日欲止习兵无二事，恐不可得也。”

经过王安石一番劝说，宋神宗才下诏，指示司农寺、条例司“具应言废罢耆户长壮丁利害，编写成册纳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