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但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明治维新？

古代中国不同于古代日本，同样是封建国家，但古代中国文化属于亚欧地理的产物，而古代日本文化属于海洋文化。一个具备封闭性和保守性，一个具备开放性和对外扩张性。本身结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变法效果。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变法，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都是为了增强封建统治，却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商鞅变法让秦国强大起来，但没有资本的介入，有的只是加强皇权的统治，王安石变法本来设想很好，但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执行，最终变了味，不但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福利，而且给老百姓加重了负担。官僚层层扒皮，得不到好处就不执行，就像他们私自加税一样，对新法进行了歪曲的执行，也就弄得民怨沸腾了。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皇帝身上，当然也就不行了。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古代中国是行不通的。

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有两千多年，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发展都表现为封闭保守的特性，不会像海洋文明一样具备开放性。日本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全盘西化，几十年的光景，就把国家弄得头头是道，兴旺发达，而古代中国也经历自上而下的改革，却并没有全盘西化，没有把国家弄得蒸蒸日上，究其实还是封建大陆文化的保守性决定的。

古代皇帝和官员信奉“祖宗之法不可变”，“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要顺乎天道，其实所谓的天道就是他们信奉的封建统治秩序，而这种秩序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吸纳人才，却具备天然的排他属性。即便马可·波罗到元朝任官职，郎世宁被任命为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画家，也不能说异族的人完全可以担当朝廷的官员。朝廷官员必须是一些贵族们组成的，即便是朝廷下属的各级地方官员也一定是贵族组成的，不可能由普通人担任，普通人要想做官，就要经过科考试，成为官员，也就成为贵族了。于是，在封建王朝建立起来之后，皇帝和官员们要依循前朝的旧例来实行，按照前朝的政治秩序来确立本朝的政治秩序。如此一来，代代相依，就让封建秩序传承下去。谁要是想提变法的事，谁就要做好变法失败之后，遗臭万年的准备。

属于内陆文化的汉族文化同化力极强，有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还有满族建立的清朝，都被汉族文化同化，最后都成了大一统的帝国。虽然内陆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的开放性，也没有海洋文明中的对外扩张性，但内陆文化有着保守甚至顽固的体制，不是一般人能够改变的。要是有英明神武的皇帝，想要改革弊政，也总是被庞大的文官系统制约，不得自由。他们照样得效仿祖宗之法，不能轻易做出改变。也就是说，皇帝是不自由的，要受到祖宗之法的挟制，而庞大的文官系统已经形成制度性的约束，让皇帝不能为所欲为。于是，皇帝和文官系统成为制度的主要支柱，甚至打仗的时候，文官们都要参与，而武将却并不是非常受到重视。尤其在和平时期，武将一般不参与政事。而文官们却可以参与政治，和皇帝讨论家国大事。如此一来，封建国家的制度成了皇帝和文官共同维护的制度，谁也不能做出太大的改变。内在的稳固性可以保证制度的长久执行，也可以保证国家少受外来文化的入侵。就像一个封闭的铁屋子，没有外来力量打破，是万难自己从内部摧毁的。即便有起义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推翻了旧有的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也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延续而已，并不是建立了民主的政权。

日本的天皇可以带头改革，甚至可以带头减少每天的一顿饭，省出钱来支援前线，而古代中国的封建帝王们大多在寻欢作乐，在搞宫廷斗争，内斗耗散了他们的精力，让他们只能为了人生的享受而浑浑噩噩，即便短命，也享尽了荣华富贵。他们更多地为自己，而不是为天下的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更别提制度性的建设了。从皇帝到地方官员组成的官僚系统要努力维护官僚体制的稳定性，从来不肯轻易做出改变。也就是说。依靠现有的封建体制，皇帝和各级官员充分享受到体制的好处。皇帝不劳动，却能够享受天下所有的财富，还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各级官员也不劳动，却手握权力，可以私自加税，可以贪污受贿，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吃得盆满钵满，也就颐养天年了。对于皇帝和各级官僚来说，现有的封建体制就是理想的制度，要是改变了，他们的优势地位就会荡然无存，也就不愿意改革了。而体制内允许的改革，大多都是巩固和加强了封建制度本身，让皇帝和各级官僚更能享受制度的福利，而不是消解这种福利，还给劳动人民。说白了，古代中国的改革都是为了封建统治者更好地享受，更好地管理而改革的，而不是为了老百姓更能享受福利，国力更加强大而改革的。尤其是近现代，基本上乏善可陈。

现在很多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看看医院和人们的穿戴以及互联网文化就知道西方文化入侵有多么厉害了。但并非是坏事，只要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有利于人民福利的文化进来，就可以借鉴和吸收，没必要复古。要是古代中国这么做就好了，即便是来一场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好的，说不定，现在的中国早就变得非常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