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台北辞修高中的一名高中生，正在学校图书馆打扫卫生。当天轮到他值日，任务是丢弃一堆旧书。在搬运旧书时，一份薄薄的卷宗滑落。封面上手写的“毛泽东”三字，吸引了这位台北高中生的目光。他捡起文件，看到标题写着：“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落款日期是“民国34年8月28日至9月30日”。

出于好奇，高中生将卷宗捡起，并带回家中保存。他有种感觉，这份档案不应该被当作垃圾丢掉。但此时年少的他还不知道，这份“抢救”回来的文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图1中和毛泽东握手，身穿制服者）呈报给军政部长陈诚的一份，对毛泽东的监视报告，时间是1945年。

当时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这份报告是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史料，而且是孤本，堪称珍贵。

这名高中生后来成为台湾“大同大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曾德宜。多年后曾教授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一时引起激烈反响。

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专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起，国民政府就派出武装宪兵对他进行保护，除了保卫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宪兵还担负着监视毛泽东行踪的使命。

当时没有可靠的窃听设备，因此只能靠卫兵贴身监视。宪兵们不仅要清楚辨认出来往之人，还要记下时间、车牌号码、携带了哪些物品等等细节，再一一记录。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尝试偷听毛泽东和来访客人之间的谈话，并详细呈报。

因此，这份出自宪兵司令的跟踪报告，就具有了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价值。遗憾的是，这份记录截止日期只到9月30日，时间跨度为一个月。从10月1日到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这十天的跟踪报告应该在另一个卷宗里，已经遗失。

在报告中，国民党特务提到中共人员，往往冠以“伪”“奸”等诬称，反映出当时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也是另一种历史的真实。现部分摘录如下：

......八月三十日下午五时十五分，毛泽东乘国渝2385号汽车至桂园（毛泽东一处下榻处）。下午七时，龚澎、乔木往桂园晤毛泽东，约谈一小时离去。七十五十五分，谭平山携一白发老人乘1247号车离桂园至上清寺50号。

.......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时，苏联大使馆送电影一部至桂园下午六时许，毛周等在办事处均未外出。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及其随员等7人乘国渝2832、1247号两辆包车来桂园。午后三时许，彼等乘原车去曾家岩50号。闻系毛氏等召见某领导人，甚为秘密，约半小时毛氏等乘原车返回化龙桥红岩嘴办事处。

......午后二时，邵剑秋步行来访毛氏，于三时许返去。现桂园一切事物及往访毛氏者，盖由王炳南负责。

......九月三十日本日整天毛、周、王等均未来桂园，亦无客来拜访。......

以上是报告摘录，原文字数较多，受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出，请朋友们见谅。从这份文档能够看出，当时特务对毛泽东的监视是非常缜密而详尽的，可以说毛的一举一动，无时不在特务的监控之下。

档案的奇特也正在于此：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繁忙的工作状态。

那么，这份秘密的跟踪监视报告，怎么会出现在台北的一个校园图书馆呢？这就要提到这所高中的名字：台北辞修高中，“辞修”正是陈诚的字。该校以之命名，可见和陈诚是有一些渊源的。

人们分析，报告属于工作档案，宪兵司令张镇呈报给陈诚后就应该归档。陈诚过世后曾将一部分藏书捐给辞修高中图书馆，这份报告应该就是在这次捐赠时，跟随藏书进入辞修高中的。

至于为什么本应属于工作档案的报告，会和藏书混在一起？这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陈诚本人或工作人员，将其夹在图书中又疏忽遗漏了吧。

不管怎样，在八十年代图书馆清理旧物时，这份档案被当作“无用之物”打算做遗弃处理，这才会被打扫卫生的学生曾德宜捡到，我们今天才有机会换个角度重温那断历史。

资料来源：山东画报出版社《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毛泽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