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要忍受压迫和剥削，而且世世代代都要忍受，不能轻易摆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古代皇帝要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要保证大量的人成为农民，让农民老老实实耕种。如此一来，农民才可以生产大量的粮食，供给统治阶级消耗。倘若很多农民都成为商人，那么土地将会无人耕种，统治阶级就没有太多的利益可以获得，农耕文明也会土崩瓦解。皇帝要实行愚民统治，除了宣扬“君权神授”的属性，带头搞迷信活动，自称为天子，要行天道，而且还要推行改造了的儒家道德体系，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而内在起根本作用的是法律，制定法律的是统治阶级，而不是老百姓。法律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会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也就不会存在“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原则了。皇帝要实行愚民政策，让老百姓老老实实种地，成为农民，而不能让他们懂得知识和文化。老百姓从小就会懂得一些封建礼仪道德，却并不会懂知识和文化，只能老老实实耕田。他们的耐受度很高，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即便忍受了极为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也仍然老老实实种地，不会反抗。只有当他们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才会逃荒要饭，发展成流民，聚在一起就会闹事。

古代官场的官员们都是知识精英，并非没有知识和文化，他们通过知识和文化来欺压老百姓，欺压农民。不管是法律还是道德体系，都是知识精英们建立起来的，也都被知识精英熟知并能被熟练运用。民告官从来没有告赢过，有这方面的道理，当然和权力系统的打压有关系。老百姓不敢和官员对话，见了官员就要逃走，因为他们说的都是粗俗的乡间俚语，并不会说官话，也不能和官员有效对话，当然要抱头鼠窜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压迫和剥削农民，而且会层层加税，还要让他们服兵役，服徭役。在饥荒年月，官员会逼得老农民家破人亡。只要涨上去的税收就没办法降下来，农民为此承担了太重的负担，却无法改变现状，只能忍受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读书，不识字，没有知识和文化，不可能发现官场太多的奥秘，也不明白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当他们之中出现了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就会产生革命理论，农民们会知道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根源是什么，但这种所谓的根源只是一种把矛盾转移到官员身上去的说法，却并没有发现制度本身的问题。即便经历了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之后，农民也仍然要受到压迫和剥削，命运又没有多少改变。

农民想要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就要从小学习知识和文化，但他们没钱进学堂，没钱买书本学习，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农民们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就要积攒三代人以上的劳动果实，培养一个书生，让书生去参加科举考试。书生考中了就可以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考不中就算百无一用，准备以后再好，或者流落异乡，不敢回家。还有的书生因为屡试不第而自尽，已经中了科举考试的毒。而皇帝有意降低科举考试录取率，就是为了消耗民间书生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把大半生的时间全都浪费在科举考试上，就无心纠正社会弊端了，当然也就看不到贫富差距的问题，不会带领农民们闹事了。农民们似乎不能发现自身的悲惨命运，只是响应官员的号召，要努力种地，多产粮食，还会知足常乐，不思进取。只有当他们经历饥荒和战乱的时候，才会想到自身悲惨的命运，才想要做出改变，不然只是种地自己吃，叫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当农民遇到官员欺压的时候，遇到土匪强盗抢劫的时候，就会知道自身是多么渺小了，也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多么悲惨了。

没知识、没文化的农民很容易受到官员的欺压，也很容易走向迷信的歧途，他们会崇拜神灵，崇拜皇帝和官员，崇拜富商，相信命运。他们相信权贵的前世一定是权贵，而他们自己的前世一定是一个受苦的人，既然前世不可改变，命运不可改变，那么就认命吧，只有认命才可以静心养气，知足常乐，而不至于这山看着那山高，以至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农民接受了皇帝宣扬的迷信思想，也接受了自身的命运安排，就会老老实实种地，倘若遇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就要忍辱负重，花费几代人的努力，培养一个书生，让书生去赶考，以此获得翻身的机会。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主动改变命运的，也不会主动挑战体制，即便有农民起义，也只是为了把皇帝推下龙椅，自己去坐龙椅。

农民阶级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做指导，也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作指导，目光短浅，只会看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甚至为了蝇头小利打得头破血流。倘若用伟大的革命理论把他们号召在一起，就要出现农民的代言人，出现解决农民切身利益的人，甚至要让广大的农民获得眼前的利益，才能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倘若农民都有知识、有文化，就会看到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也会看到权贵行使特权的秘密，当然就会奋起反抗，而当权力系统和资本开始渗透进农村之后，农民们似乎学会了投机取巧，并不只是老老实实种地，而是到城市打工，获得多份收入，当然也在另一层面上实现了知足常乐，而认识不到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更看不到造成自身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根源在哪里。

看来，历朝历代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似乎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