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我们的邻国，现在分裂为南北朝鲜，之前是朝鲜半岛上的中华藩属国。历史上，朝鲜半岛有多次转变为中国中央政府直辖行省的机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结果。

在被朱元璋赐名为“朝鲜”之前，这里被称为高丽，王室为王氏，来自古代新罗。蒙古军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首次进攻王氏高丽，高丽与蒙元的战争持续了近40多年，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元军攻占高丽军队控制的济州岛才最终结束。次年高丽元宗去世，忠烈王继位。他为借助元廷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压制百年来的武人专政，忠烈王向世祖提议娶蒙古公主为妻。而为了加强对高丽的控制，世祖忽必烈将自己的长女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高丽庄穆王后）下嫁忠烈王。

成为元朝驸马的忠烈王，按习惯法蒙古族的女婿即养子，高丽王立即获得了黄金家族成员的高贵地位，原本颐指气使、分庭抗礼的元驻高丽官员们，也得给个面子。虽然忠烈王在自己强势的蒙古族王后手里，老是被当众打骂，被王后举着棍子满王宫追打，折磨得偷偷躲在一边掉眼泪，但高丽国的灭国危机却渡过了。

正是由于元丽和亲政策，国王虽然牺牲了家庭幸福和个人性福，但高丽王国却得以保持了独立。此后，高丽国王为元朝驸马成为惯例，而且必须要以蒙古公主为正妃。

1、 元朝时期行省化危机

至元二十四年（1287）再设征东行省以筹备征讨日本，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同时将战争时期被元朝占领的部分高丽领土包括平壤、济州岛等地，还给了高丽，以后更逐渐扩大高丽国的自治权，屡次发粮运钞赈济高丽民众。

此时的高丽征东行省，与元朝其他行省性质不同，仅受元朝皇帝的直接管辖，类似于今日香港、澳门的特别行政区。高丽王国在1287-1356年之间，毫无疑问是中国元朝政府下辖的一处特别行政区，其间更数次面临沦为中国普通一省的命运。

起初，元朝对高丽采取“从其国俗”即保留其原有文化传统的政策。但忠烈王为讨好元朝，除每年朝贡元廷并献贡女、宦官外，还在至元十五年（1278）下达了胡服辫发之令，鼓励高丽人采纳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此后高丽的王世子都必须送到元大都为人质，起着蒙古名字按照蒙古贵族的习俗抚养，待长大成人后方可回到高丽。在位国王也曾多次携王后前往元大都朝见元帝，退位后的上王、废王也多留居大都，不肯或不允许再回高丽生活。

忽必烈之后就有元朝大臣想要将高丽“内地化”，“并征东辽阳为一省，移司东京辽阳。”英宗至治三年（1323），由于高丽忠宣王在仁宗死后陷入元朝的政治斗争中，被流放吐蕃（先置日喀则，后移甘南。泰定初放回，旋卒）。与此同时，高丽国内谋夺王位的沈王王暠屡次在元廷指控高丽忠肃王不忠，忠肃王被元英宗召到大都，滞留无法归国。而王暠党羽高丽大臣柳清臣、吴潜也上书请求在高丽设置像内地一样的行省：“上书都省，请立省本国，比内地”。

元廷高层集议，讨论是否将高丽彻底变成如元朝内地行省一样的政治单位，是时高丽两位国王一流放西藏一羁押大都，国内群龙无首，眼看亡国无日了。

《元史》记载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王约在中书省的讨论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诏下中书杂议，约对曰：‘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丞相拜住称善，奏罢议不行。高丽人闻之，图公像归，祠而事之，曰：‘不绝国祀者，王公也。’”

这个王约曾钦使高丽，帮助忠宣王处理父子矛盾，著有《高丽志》四卷，所以对高丽国情有所了解。作为高丽问题的权威，他的意见一时之间解救了高丽亡国的命运。

同时高丽臣属也纷纷展开活动以图救国，先后上书元廷，请求保存国体。在大都的文臣王观、李齐贤接连上书中书省，请求元廷继续“世祖皇帝圣谋，”遵从成宗、仁宗时不改行省“ 不更旧俗以保其宗社”的“存恤之深意 。”“更念小邦地方不过千里，山川林薮，无用之地十分而七。......于国家用度泰山之微尘，不足有以供奉其万一。加以地远民愚，言语与上国不同，趋舍与中华绝异，”请求不立行省。

因为元朝高层意见的不统一，加上高丽臣属的奔走活动，为稳定东藩，元廷最终对行省高丽的建议未予采纳，高丽国终于得保江山。

此后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内乱频仍，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日益衰落。恭愍王借机“北拓”，发兵夺回双城总管府等今朝鲜东北地区。至正十九年起，红巾军四次攻入高丽，二十一年更攻陷开城王京，恭愍王南迁以避之。次年，高丽军收复王京，击溃红巾军。此时元廷又欲另立傀儡（那个始终觊觎高丽王位的沈王后裔）控制高丽，选派兵将万人攻入高丽，高丽军民奋力抵抗，元军全军覆没。元廷只好恢复恭愍王王位，王氏高丽至此已基本摆脱了元朝政权的控制，获得了完全独立。

2、 明朝晚期的“监护”危机

高丽王朝在明朝初期被大将李成桂篡国。

李成桂发动兵变，经几度废立，自掌大权，并于1392年8月5日（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登上王位，与明朝重新建立宗藩关系，确立了对明朝事大的基本国策。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批准“朝鲜”这一名称为新王朝的国号，从此朝鲜半岛上新时代开始了。

朝鲜以中国明朝为学习的榜样，兴儒学办科举，对明朝的朝贡使、贺岁使年年不绝。万历二十年（1592）初，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十八万日军渡海侵略朝鲜。四月十二日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分兵北犯。“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日军迅速占领王京（汉城），进而攻占平壤。在三个月时间里，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国。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

李昖同时还提出：如果大明允许，他宁愿放弃国号王位，留在中国做一名贵族郡王。明朝没有乘人之危，出兵抗日援朝，鏖战多年之后赶走所有倭寇，收复朝鲜全境，明军随即撤离，完璧归赵。

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人各部，以七大恨举旗反明，毁抚顺，拔清河，公然建国僣号“后金”。明廷以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使经略辽东。1619年二月，明朝发起萨尔浒战役，企图一举剿灭后金，诏令朝鲜出兵2万助战。此战的结果众所周知，明军损失惨重。助战的朝鲜火枪手在接战时出工不出力，被后金军包围后干脆投降。

在萨尔浒大战之前，辽东巡抚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新任经略杨镐曾经先后咨文朝鲜，要求出兵“助剿”。朝鲜国王光海君态度消极。双方几经交涉，朝鲜才勉强出兵。为了避免遭受损失，光海君一手策划了与后金政权的秘密接触。同时密嘱都元帅姜弘立“观势向北”“见机行事”，“毋徒一从天将之言，而唯以自立于不败之地为务。”（《光海君日记》）

朝鲜史籍《乱中杂录》中，也有姜弘立投降后金，报启光海君的密函，足可证明“鲜奴通好”确属事实。

萨尔浒之战后，六月份开原陷落，明廷更加震动，天下大惊。万历皇帝感觉到了事态严重，急令熊廷弼出关以解救辽东危机。此时，朝中重臣纷纷上奏讨论守辽事宜。而明廷大臣们此时普遍对朝鲜的政治倾向表示不满。明军东路战线的彻底崩溃，朝鲜有重要责任。以光海君为首的朝鲜王国，在历史的重要时刻，背离了明朝。明朝大臣们对朝鲜的怀疑，并非完全出于推测。

当年六月二十八日，时任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练兵的徐光启上《辽左阽危巳甚疏》，开篇即是：“伏见逆奴稔祸、建国僣号、攻陷开原、将士覆没、辽阳广宁、岌岌不保、关内人心、惶惶靡措、此其势非昔年之俺答、实宋朝之兀朮完颜亮也！”指出了形势的危急。

这份奏章共分五大段落：前四条皆是求人才、选练新兵、买火器等常见应付危急的对策，而第五条提出了一个战略计划：“亟遣使监护朝鲜，以联外势。”

“……臣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监于方伯之国。汉开河西四郡通西域。置护羌戊巳挍尉都护长史司马。以控制诸国。断匈奴右臂。监者察其情形。护者扶其颠危也。朝鲜形势。略似西域。寇氛之恶。亟于匈奴。安可置之度外乎。……臣之愚计、谓宜仿周汉故事……因而监护其国。”

徐光启从历史的陈迹中汲取经验，整合出了处理朝鲜问题的具体措施。“宣谕”只是幌子，“监”与“护”才是真正的目的。徐光启说“天子使大夫监方伯之国。”还要仿形汉朝都护西域，“以控制诸国，断匈奴右臂。”通过设立行政建置来达到直接控制的目标。如此一来，朝鲜国王之上有了一个中央派遣的“监护”、相当于总督，明朝中央政府可以对朝鲜内政外交全方位实施控制。

徐光启还在奏章中自荐前往朝鲜完成“监护”的任务。他说“此举兵家奇道”，把自己的监护朝鲜类比作班超出使西域。徐光启对朝鲜的策略还应包含“练兵朝鲜”一款。在《监护朝鲜疏》中他不满足于杨镐“咨行该国，激以大义，勉以自强”的做法。因为“朝鲜素习文弱，至于自强之策”“岂能勉强”。应该“令其渐强”，以便“可战可守”。他请求万历皇帝“不必多抽士众，只须议定饷给，听臣选择参佐义从二百余人，中带巧工教师，以便相机应用。”

徐光启要饷要人是要用于练兵，他一直主张要以新式火器练新兵。也就是说，徐光启的计划是先以少量明军驻军朝鲜，然后主导操练朝鲜兵。而且，徐的计划还要直接控制这支朝鲜军队，他的主张实际就是要把朝鲜变为如同藏区土司、苗族土司一样的特别行政区。

此疏一上，立即引起朝廷内部的热议，得到众多臣僚的拥护。以徐光启和熊廷弼为代表形成一派。阁老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礼部侍郎孙如游等另一派人物表示反对立。两派围绕着“监护朝鲜”一事展开了口水斗争。一帮迂腐的文臣以儒家礼仪之类的理由反对监护朝鲜。

七月二十四日，六卿科道齐请差送监护朝鲜。两天之后，吏部尚书赵焕等再次题请差遣徐光启“募兵训练，带往朝鲜，监护该国，就便练兵。” 万历皇帝下旨：“光启晓畅兵事，不依远差，着在京用”。这并未否定徐光启“监护”朝鲜的提案，只是等着另有合适人选。

十一月二十四日，熊廷弼拿出了具体的军事部署，他题请发兵二万，分别屯驻于辽东的镇江和朝鲜的义州。 这样，就在军事上做好了监护朝鲜的准备，只等朝廷选择合适的人赴朝鲜出任监护了。

徐光启说：“机欲潜深，法应秘密。”监护朝鲜属于明廷的政治机密，为防泄露连邸报都未发布。但是此项计划尚在内部讨论阶段，朝鲜人就已经派出了“辩诬使”前来北京：极力向明廷表示自己没有投靠后金，是有人在污蔑朝鲜。

这令徐光启大惑不解，他自己在多年后还表示疑惑：《监护朝鲜疏》当时“曾未发钞，不知从何泄之？”乃至于“鲜人辨疏，极力抵讳”。

《光海君日记》据朝鲜使臣的记载说：“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初八日，在礼部闻有徐赞善光启自请往我国练兵”。也就是说徐光启上疏一个月后，朝鲜人就已经知道了消息，赶紧派出使者来辩诬。明朝朝廷对于政治机密而言，完全是个漏风的筛子。

朝鲜辩诬使臣在辽阳遇到熊廷弼，熊廷弼也觉得事情蹊跷：“上年冬末俺始得闻，贵国此咨，发于腊月十一日，何以听得如此之速也？”朝鲜辩诬使对熊廷弼的解释是“上年冬初，千秋陪臣在北京驰启者也”以含糊其词的解释搪塞过去，不得要领。

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得到消息的朝鲜备边司惊慌启奏：“经略留兵义州之请，亦安知不与徐、张所见相为表里乎？”很显然，朝鲜王国在领土问题上对明朝深怀防备，对徐光启监护朝鲜的担心从何而来也很明显了。

朝鲜国王的统治，须得到明帝国的册封才具合法性，才能保持内政的稳定。徐光启《监护朝鲜疏》中对朝鲜的怀疑，等于光海君统治的法统地位遭到了质疑。而监护一职的设立，无异于给朝鲜国设置了一个太上王，凌驾在国王头上。光海君以为“若不积极处置，则光启虽曰不来，又安知复有如光启者乎？”只有遣使辩诬，使明朝公开承认朝鲜与后金没有勾结，“监护”理论也就再无事实的基础。

第一位朝鲜辩诬使李廷龟在给光海君的《秘密札子》中说道：“光启辽疏，颇似识务，故台阁诸臣或状其胆义，服其忠猷；或言晓畅兵事，智略出人。旨久不准下，则六部伏阁联疏催下。兵部尚书黄嘉善一言持难，则科官劾以误国，请申三尺。光启之负天下望，其议之为一时重，据此可见。”

李廷龟也明白“监护”的真实含义：实际上就是把朝鲜的政治外交内政司法置于明朝监护之下。

1620年三月，朝鲜派出第二位辩诬使黄中允，在辽阳被熊廷弼斥责了一番，只好赶到北京会合李廷龟，找到一向偏袒朝鲜的兵部尚书王嘉善，通过关系得到了圣旨“依议不必遣官。”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天使监护之行。他和李廷龟等朝鲜使者深知明廷官场的规则，从偏袒朝鲜的阁老方从哲、兵部尚书王嘉善以及见风使舵的兵科给事中薛凤翔等人着手，利用明朝大臣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成功地在明廷内部将“监护朝鲜”一事彻底搅黄了。

五月二十一日，阅视边务吏科给事中姚宗文上疏指出“遣官宣谕，并拨兵防守，揆属国之情，皆所不愿。则惟有厚赉以嘉之，使自为守备，作我藩屏。”全盘否定了徐光启和熊廷弼的计划。

六月十七日，李廷龟终于领到明廷敕书，明确宣告朝鲜辩诬使的胜利。李廷龟完成使命，标志着光海君中立外交的胜利，也标志着徐光启一派在朝中的失败。方从哲还不仅仅在“遣使监护”上将徐光启一派击败，“又用姚宗文阅辽东，让经略熊廷弼去职，辽阳遂失”。明朝的大臣们，一向在内讧中表现出色。

徐光启在此事发生九年之后，整理自己文稿时在“监护朝鲜疏”后加了一段“自记”： “虽然若果行此、鲜国君臣、必相允从、练得鲜兵二万、可以坐制奴贼、而鲜君亦无他日之祸矣。”

他的想法有点理想主义，以当时明朝的实力及现状，很难在朝鲜维持局面。但世事无绝对，万一有什么意外呢？总之，朝鲜王国又安然渡过了一次被“监护”以致最终内地化的威胁。

3、 清未的郡县化计划

1636年皇太极发动了丙子之役（朝鲜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被迫出南汉山城表示臣服，清朝与朝鲜结成了宗藩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为止。作为藩属国的朝鲜要定期向清朝朝贡，而作为宗主国的清朝册封朝鲜国王，双方保持“事大字小”的关系。

到了光绪年间，中朝两国发生了围绕图们江的边界纷争，这既与朝鲜发生空前的自然灾害、边民越境开垦有关，也与清朝内忧外患加重，无暇关注东北边疆有关系。此时由于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和“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政策，东亚局势发生了巨变，进入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期，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1875年朝鲜和日本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朝鲜被迫开港，日本势力开始向朝鲜渗透。继1875年琉球被日本吞并以后，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闵妃集团迎合日本势力搞军制改革，结果引发兵变。清军在闵妃请求下派兵入驻朝鲜，履行宗主国义务平定了兵变。为了防止中朝两国的宗藩体系瓦解，清朝软禁大院君、借机派军队驻扎朝鲜，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与此同时，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建议下，朝鲜分别与美、英、法、德、俄、意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通商条约，李鸿章的目的是“以夷制夷”，防止日、俄势力独吞朝鲜，却带来了朝鲜自主意识的增强。

当时，为处理朝鲜兵变善后，清廷讨论了张佩纶的《善后六策》：主张公开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事务，练新兵、培养技术人员等，但是李鸿章认为公开插手朝鲜内政不妥。

不久，朝鲜出现了一批“开化派”，其中的激进派认为朝鲜应该独立，象日本那样学习“开化进步”，金玉均等人甚至喊出打倒清国、击灭事大党的口号。中法战争时期，清朝驻军减少，金玉均等开化派与日本势力勾结，在1884年12月4日发动了“甲申政变”。政变者一度控制了王宫和高宗国王，杀死多名亲华派大臣和武将，成立新政府宣布结束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废止朝贡制度。

开化派的政变是和日本人勾结的，而普通朝鲜人痛恨日本人，远超对中国的不满。因此，众多民众自发包围王宫，驻朝清军提督吴兆有和袁世凯乘机带兵强行入宫，与日军在王宫内开战。曾经在清军教官手下受训的朝鲜士兵纷纷倒戈，帮着清军进攻。政变士兵和日军败退，清军剿灭政变士兵，政变分子或被杀，或流亡日本，开化派新政权仅仅维持了三天。这次政变由清军平定，中国本来在朝鲜国内政治形势上占据优势，但是李鸿章此后与日本签订的《天津条约》却自动放弃了清军驻军权，还允许日本在朝鲜国内出事时有派兵权。这是李鸿章的一大失误，直接导致此后甲午战争中国在朝鲜的被动局面。

这次政变也震动了清廷，严酷的现实让清政府感受到压力，为了保住朝鲜这个藩属国，为自身威望计，清廷断然决定改变传统的宗藩关系。围绕此次朝鲜善后，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各种方案：

其一，监国论：在“壬午兵变”时，提督吴长庆的幕僚张謇就已经建议李鸿章派监国常驻朝鲜，张佩纶的《善后六策》第一条就提出要派大员驻朝鲜，管理内政外交“职似监国”。袁世凯作为长期驻扎朝鲜的官员，在甲申政变后也向李鸿章建议派监国驻朝鲜管理内政外交。

其二，置郡县论：这种主张是要彻底改变中朝关系，前述的张謇在甲申政变后也曾经提出：“对韩事，请援汉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出使过欧洲诸国的晚清外交家刘瑞芳也曾上疏说：“中国能收全土改行省，上策也。”此论支持者较多，多为在那个时代有些外交经验的官员。将朝鲜完全行省化，也就是剥夺属国地位并入版图，在甲午之战前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其三，中立化：此论主张朝鲜成为中立国，由中、日、俄等国签约共同保护，提出者是俄国、德国驻朝鲜的公使，在中国内部也有一些赞同者，包括李鸿章也曾经表示很感兴趣。但这样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宗主国地位，自我废除宗藩关系，清政府是不可能答应的。

李鸿章主持外交时喜欢模糊立场回避问题，因此他在对朝鲜善后对策上没有明确表态。当然，此时中国在朝鲜受到俄国、英国、日本等列强的掣肘，清朝也没法全力去执行对朝鲜的任何政策。不过，袁世凯还是以三品道员衔，作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被派遣到汉城，赋予了过问朝鲜国内经商外交内政的职权，实际成了朝鲜总督，俨然是“监国”。这是清朝政府加强中朝宗藩关系的一种措施，但失之于过于软弱、权限不明确。当时朝鲜国内，并非没有企图合并入中国的政治人物，但清廷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政策反而失去了人心。

即使如此，袁世凯还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把自己当做了朝鲜的太上王，在朝鲜各口岸派驻商务委员监视各国的行动，控制了朝鲜海关，干预朝鲜的外交活动，阻止朝鲜政府对外贷款而只许向中国贷款：朝鲜在1887年向美国派遣全权公使时，“朝鲜公使在清朝公使的引导下向驻在国递交委任状，坐在清朝公使的下座，重要事宜与清朝公使商议并遵循指示”。

袁世凯本人的日子也过得不错，，吃香喝辣，过着奢靡的生活，还娶了三位朝鲜美人作妾。他的飞扬跋扈、颐指气使惹得很多朝鲜开化人士非常反感。甲午战争爆发前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朝鲜人，从汉城外的麻浦码头登上汉阳轮，晚上，再从仁川登上北洋平远舰，狼狈逃离朝鲜，于7月21日抵达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12年的官宦生涯。

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两个月后，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半岛被日本控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最终在大韩帝国独立13年后，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朝鲜半岛遂沦为日本殖民地。1910年8月29日，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生效，大韩帝国被日本正式吞并。

参考书籍：《文献通考》、《明史》、《清史稿》、《燕行录》、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朝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