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为何能在明朝获得强权？
正德元年(1506年)三、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要求退休。他自明武宗即位以来，像以前一样，为改良明王朝的政治而「孜不倦地处理其职责范围内的各项政务。为了汰除传奉官，不惜开罪掌权的太监，而太监因此对他极为怨恨。这时，八党见到马文升的乞休奏疏，遂顺水推舟，劝说明武宗下旨，允其“乘传归，赐玺书优礼之”。
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意在拔除眼中。代替马文升任吏部尚书的焦芳为人邪恶，一心向上爬，但皆被刘健、谢迁所抑，“乃深结阉宦以自固”。正德皇帝即位不久户部尚书韩文报告财政吃紧，大臣们廷议认为，“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俭”。当时任吏部左侍郎的焦芳参加了这次讨论，他知道左右有窃听者，就故意大声说：“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邪！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他就是靠这种投其所好的办法取得了明武宗和宦官们的欢心。他之被任命担任吏部尚书，是明武宗和宦官们任用亲信的一个重要事件。
明孝宗为明武宗留下来的“忘身徇国”的大臣兵部尚书刘大夏，在正德元年五月也被批准退休。他在明武宗即位后屡次建议裁撤镇守太监和传奉武臣，又曾上言：“镇守中官，如江西董让、蓟州刘琅、陕西刘云、山东朱云，贪残尤甚，乞按治。”这些都惹得明武宗和其周围的宦官们大为不悦。在批准刘大夏退休时，明武宗亦“赐敕驰驿归，给廪隶如制”。这种礼遇与对马文升的处理办法一样，不过是表面文章，其真意仍是排斥异己的正直臣僚。正直的臣僚在排斥、打击面前不易其节，其继续留任者仍在不断提建议、进谏言，对日非的朝政极力匡正。
正德元年(1506年)六月，许多大臣以灾异而应诏陈言，刘健等看到这些奏章后，为了便于明武宗“朝夕观省”，特地将之摘录、分类，送给明武宗，请他置于案头。其所分类别有：“无单骑驰驱，出入宫禁”，“无频幸监局，泛舟海子”，“无事鹰犬弹射”，“无纳内侍进献饮膳”等，皆针对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而言。八月，刘健等又上言批评明武宗视朝太晚，指出“近者两月以来，或至日高数丈，侍卫执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纵横坐卧，弃仗满地，四方朝见官吏，外国朝贡使臣，疲于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废时误事”。此外，还明确地向明武宗说：“早朝乃人君首务”，要求他不要将“圣心别有所系”。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刘健等又决定设法铲除“八党”。
当时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论劾八党，明武宗把奏章下内阁议论，刘健等“持之甚力”。接着户部尚书韩文合九卿诸大臣又上一疏。这个奏疏由郎中李梦阳具草，韩文删定。韩文认为“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览弗竟”，因而写得既简单，又通俗。它简洁明快地声讨了八党的罪恶，分析了其严重后果，严正地要求明武宗“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
明武宗看了乃至“惊泣不食”，于是一天中三次派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至内阁商讨处理办法。明武宗的意见是把刘瑾等安置在南京，但刘健、谢迁等人却打算趁机杀掉他们。刘健“推案哭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何面目见先帝！”王岳是宦官中难得的一个正直人士，平时对刘瑾等八人的胡作非为就非常不满，他把刘健的话全向明武宗作了汇报，并言“阁臣议是”。阁臣刘健等与韩文及诸九卿相约第二天伏阙力争，而与太监素有勾结的焦芳把消息飞报刘瑾。刘瑾大惊，率马永成等共八人连夜去见明武宗，围着明武宗哭泣，明武宗为之心动。
刘瑾乘机告黑状，说：“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明武宗听后大怒，立即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西厂成化十八年罢，这时又设)，并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充净军。第二天诸臣上朝将伏阙，发现形势大变，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个内阁大学士遂上疏乞休。明武宗与得胜的太监们批准了刘健谢迁致仕，而李东阳因前此争论刘瑾等问题时语气稍为缓和，得继续留任。王岳在赴南京途中，被刘瑾派人杀害。从此中外大权悉归刘瑾，刘健、谢迁等的除八党活动彻底失败。时在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