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原有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错乱，真伪混杂，考古发现的新史料因此显得特别重要，不仅可以补充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且可以纠正原有史料的错乱，并用作鉴别真伪的标本。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的重要性。

北宋时期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开始重视古代石刻和铜器铭文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因而唐初发现的《石鼓文》得到重视，从凤翔迁到了京师。并且在嘉祐、治平年间，先后在凤翔(秦的旧都雍所在)和朝那湫(祭祀湫渊水神的所在)等地，发现了《秦诅楚文》石刻三块，得到苏拭、欧阳修等文人学士的重视，加以著录和考释。

原石和原拓南宋已不见，现在只有南宋的《绛帖》和《汝帖》所载以及《元至正中吴刊本》，近人容庚曾依据《绛帖》和《汝帖》编入《古石刻零拾》，并作了考释。郭沫若又依据《元至正中吴刊本》，另作《诅楚文考释》(收入《郭沫若全集》第九卷《考古编》)。这是秦王使宗祝在巫咸、大沈厥湫等神前，咒诅楚王，请神加祸于楚王从而“克剂楚师”的。

宗祝这个官，是宗庙的巫祝，具有巫师性质。巫咸是巫师的祖师，据说能沟通人间和天堂而上通于天神的。大沈厥湫是湫渊的水神，据说如同河伯一样，能作祟而为地宫的主宰。据此可见，当时秦国和宋国一样，流行着在战前由巫师咒诅敌人君主的巫术。容庚断定这是秦惠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秦相张仪欺骗楚王献商於之地后，楚大举发兵攻秦时，秦王使宗祝咒诅楚王的作品。这确是一篇很重要的史料郭沫若以为《诅楚文》的《亚驼文》出于宋人仿刻，是可能的。

《绛帖》和《汝帖》都未收《亚驼文》陈炜湛《诅楚文献疑》(《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不理解这种巫师咒诅之辞的性质，以为《诅楚文九四二年九月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被盗掘岀土的《楚帛书》(或称《楚缯书》)，现在陈列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摹本最早见干九四四年蔡季襄所著的《晚周缯书考证》。一九六六年大都会博物馆用航空摄影的红外线胶片摄制照片，使许多模糊字迹重新显现。许多学者对此作了考释。帛书略近长方形，四周分别绘有四季十二月的彩色神像，每月神像旁边，记有神名和此月所适宜或禁忌的大事，四角画有青、赤、白、黑四色树枝叶，可知这是一种简单的月历，主张按阴阳五行家“天人感应”之说来事的。

这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即《礼记·月令篇》)相比，性质相近而富于神话色彩。帛书中部有两段文字，一段八行，另一段十二行。八行段先讲雹■(伏戏)使四神轮流主管一年“四时”(即四季)，再讲炎帝命令祝融，使四神下降，奠定天地，主管“四时”变换和日月昼夜运行，是段主要讲日月运行不当，四时气候失常，要造成天灾如果不敬百神，祭祀不庄重，上帝就要使四时和日月的运行紊乱。可见中间这两段文字是和四周所载四时、十二月神像相配合的。这是楚国阴阳五行家的作品，和《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重黎(即祝融)奉命开天辟地、主管日月运行的神话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四八年陕西鄂县出土的《秦封右庶长■宗邑瓦书》，是先刻字于干坯，再经高温窑烧成，字划涂朱，瓦面光滑。原藏西安段绍嘉，今藏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首先由陈直作简要考释(《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期)。这是秦惠文君四年(公元前三三四年)策封宗邑的文件，指派官吏送宗邑所在，经过相应仪式而埋藏于地下，有似后世的土地凭证。

瓦书载四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即《秦本纪》所记秦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六国年表》同九八◎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木牍，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九年)命丞相甘茂及内史厦“更修为田律”。木牍载二年十一月己酉朔王命丞相戊内史區口口更修为田律”，戊即甘茂，“戊”与“茂”通，《韩策一》和《说苑·杂言篇》正作甘戊。据《秦本纪》，此年“初置丞相”，甘茂为右丞相，正与木牍相合。这是具体说明秦的田亩制度的重要史料近年在湖北、湖南两省考古发掘战国墓中，时常发现竹简，大多是遣册死者的随葬品记录)，从此发现楚国有许多文献不载的封君，如从随县擂鼓墩两墓和江陵拍马山一墓的简文中，发现了十一个楚惠王时的封君，又从荆门仓山二号墓的简文中，发现了二十三个楚怀王时的封君。由此可见楚国封君之多，而且越封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