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轩辕黄帝执政的上古时期开始计时，至封建王朝最后一抹余晖的清王朝宣统帝下诏退位为止来计算中华民族走过的历史，中华民族走过的历史长河都超过了4000年，这是中华文明走过的时间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前4000年历史。

中华历史上第四次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再度发生”：元明清再度“集权”，导致争相做这一“贱人”——奴才

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于1997年出版的书里面曾经说过：崖山之后无中国。

虽然我们可以站在民族自豪感的角度狠狠地谴责田中芳树：怎么说话的？难道今天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了？难道明朝就不是中国了？也可以用一堆理所当然的“证据”措辞严厉地反驳田中芳树。但平心静气而言，田中芳树所说的话很有几分道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

崖山之后的元明清，本质上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

田中芳树对于宋朝，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宋朝以前的中国，他是高度认可的，但对于崖山海战之后的元、明、清，他觉得可以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

为何这么说呢？我觉得有如下理由：

众所周知，唐宋期间，皇帝持宽容的态度对待世界。这种宽容体现在了两个层面：

1，不再抱着“我是天下第一、我就是天下第一、我一定要做天下第一”的心态，这显然是对秦朝以来建立的集权制度的一种反思，也改变了事事带正统思想、事事以圣人标准评判的极端。

这种不走绝对、不争高下的思想使得人人之间相处、国与国之间贸易更加顺畅，真正达到了互利共赢的地步，这在宋朝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地盘不及大一统王朝的1/3，但创造的社会财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却是大一统王朝的几倍、几十倍，《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无不诠释着这种幸福感和精气神。

反观元、明、清，不是在集权，就是在集权的路上，以至于到了清朝，封建集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作为铁腕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只能颤颤兢兢、苟延残喘地活着，面如死僵、毫无生气，要么争相做这一“贱人”——“奴才”，谄媚溢于言表，这与《清明上河图》中的精神抖擞、人来人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奴才”的卑贱程度，不必多说了吧，将集权专制刻在了骨子里、注入到基因中，并世世代代传承，才会乐此不疲地做这“贱人”。

对“奴才”的过分追求，随着清朝君主专制到了顶峰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了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身份象征：满人可以自称奴才，但是汉人只能自称“臣”，没有资格称奴才。毫不客气地说：国人争相做奴才之怪现象的发生，就是一次严重的文明倒退。

虽然元朝和清朝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非中原正统情有可原，但作为中原正统的明朝却也没有吸收到丝毫的文明气息：作为乞丐、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在他一生的思想当中是没有科技、人文这些概念的，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称王称霸、繁衍子嗣这些原始动物的本性。

故而当他当了皇帝之后，他立马就高喊：老子天下第一；当他坐稳了皇位之后，一边大肆屠杀功臣良将，一边不停地多生、超生，并且不分柳绿桃红一概封王，给予他们最好的财富和“特权”：当京城发生内乱时，他们可以接管地方兵权。

这是自然界中典型的动物本性：只管自己种族发展壮大，尽可能打压别的种族，全然没有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更没有发展科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远大理想。

故而，明朝末期，纵然崇祯皇帝一把鼻涕一把泪，依然无法感动那些食皇粮的体制中官员。他们对明朝的覆灭可谓没有丝毫留恋之情，有的只是解脱和再次开启新征程的想法，这与崖山之战十万百姓宁死不屈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2，对更多事物的宽容态度

唐宋的宽容体现在了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更多事物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宽容。

唐朝时期，圣旨不再是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威之所在，而是一道普通的命令。如果执行官员觉得命令有误，是可以驳回圣旨的；宋朝时期，女子不再是男人的衣物，也不用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是在夫家过得不舒坦，可以离婚。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宽容之胸怀，唐宋时期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著名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就是发生在宋朝。商业的异常繁荣、资本主义道路的前程似锦近在咫尺。

元明清之后，这种宽容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在中华圣人的行为规范中、在“老子天下第一”称王称霸的动物本能中，中华民族又回到了那个只认君主、没有小民，只认圣人、没有普通人的集权社会。自此之后，中华民族看似达到了巨无霸的高度，却如同一行尸走肉，完全没有了灵魂和战斗力。

如此分析，元明清“再度集权”，官员们争相做“奴才”这一贱人，导致中华历史上第四次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