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1900—1974年），湖南长沙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等要职。1950年4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

李富春同志

邵式平（1900—1965年），江西弋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邵式平与方志敏是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的主要领导人。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弋（阳）横（峰）农民武装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南昌解放后邵式平担任江西人民政府首任主席，后来担任江西省长长达16年，为江西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邵式平同志

苏区时期李富春任江西省委书记，是邵式平的老领导、老战友。两个人是生死之交，彼此敬重，感情深厚。

1950年9月底，邵式平夫人胡德兰身患重病，当时江西省的医疗条件不太好，无奈只能到北京检查治疗。

胡德兰（1905—1995年），江西星子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追随邵式平参与创建赣东北苏区的斗争。1927年2月，胡德兰和邵式平结为夫妻。新中国成立后，胡德兰先后担任江西省妇联副主任，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物资局局长，省计委第一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邵式平和胡德兰

邵式平和胡德兰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他们相互包容，感情融洽。他们一共生育了5个子女，在严酷的战斗岁月，他们或将孩子送人，或寄养在村民家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方寻找，只找到了大女儿，其他的孩子一直是音信杳无。

新中国成立后，邵式平和胡德兰是比翼齐飞，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建设新江西的繁忙工作中。

1950年9月底，胡德兰突患重病。当时江西省的医疗条件不太好，没有办法，胡德兰只能到北京检查治疗。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1年，百废待兴。邵式平身为江西省长，工作是千头万绪，十分繁忙，不能亲自陪同胡德兰到北京。他想了想，只好给老领导李富春发电报，请他们予以适当照顾。

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接到邵式平的电报，不但多次到医院探望胡德兰，还把胡德兰接到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周总理、邓颖超、蔡畅、李富春同志合影（左起））

胡德兰的病情比较复杂，在北京医院先后做了子宫摘除和左肾摘除两次大手术，两次手术的难度都非常大，也非常危险。

1950年10月底，胡德兰做了第一次手术。手术之后的第8天，胡德兰病情出现反复，医生会诊之后决定必须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

情况紧急，李富春和蔡畅不敢擅自做主，他们商量之后给邵式平发电报。在电报里他们把胡德兰的病情和医院的意见都告知了邵式平，并询问邵式平什么时候能到北京。

邵式平接到电报之后，焦急万分，他恨不得立即飞到北京。他考虑再三，发电报给李富春：“

有职在身，无令不敢去京，德兰病如果必须二次手术，且有把握，即由你俩决定，总之是要治病救人。”

电报发走之后，邵式平又提笔给胡德兰写信：“

你的病，我时在念中，也该来京，但既没有公干，又没有命令，我如何能离开岗位去京呢？”

病榻中的胡德兰深明大义，她复信给邵式平：“

没有公事，不必来北京。不能因私妨公，否则将来不好说话。虽然我在北京常会念着你，只是病人的情绪，多来信就好。”

夫妻情深。从1950年10月19日，邵式平给远在北京的胡德兰写第一封信，到1952年春天胡德兰病愈回到南昌，邵式平一共给妻子写了29封长信。这些长信全部都是晚上开完会、办完公之后写的。邵式平后来回忆道：

“办公夜半再写信，几多旧情和新情。”

邵式平不但写信安慰夫人，还写信给在北京的战友和熟人，请他们方便的时候去看望胡德兰，防止胡德兰思想波动过大。除了李富春和蔡畅，到医院看望胡德兰的还有康克清、帅孟奇、傅连璋、贺诚等老领导和老战友。

邵式平还特地把女儿派到北京，陪伴和护理胡德兰。邵式平和叮嘱女儿，每两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母亲的病情……

邵式平虽然没有去北京陪伴胡德兰，但是邵式平始终是胡德兰战胜疾病的一个力量源泉。

1952年初，胡德兰病愈回到了南昌，回到了邵式平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