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乡村民变的人员构成及权力结构分析
【摘要】19世纪中叶，社会动荡。在江南乡村，以抗粮抗税抗租为主要类型的民变多发频发。从19世纪40-50年代的道光咸丰时期，到60年代初太平天国统治时期，民变愈演愈烈。从人员构成上分析，与前20年间清朝统治下的同区域民变相比，太平军治下民变的领导形式、领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属性既有前朝传统的延续性，又有战时太平天国自己的特殊性。就权力结构而言，知识分子通常在民变中拥有关键性地位，农民虽构成参与主体，也是民变的基础身份，但不宜夸大农民在民变中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很难建构土地因素、人地矛盾与农民参加反抗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通常是迫于环境和生存压力，以及接受外界利益诱导两种情形的结合促使农民广泛地参与抗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官僚集权体制下难以调解的官民矛盾，仍旧是该时期较大规模民变频生的一股重要推力。
《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
19世纪中叶，清王朝内忧外患。这是皇朝转衰，千年变局的关节。处动荡时代，民变频率高发，种类繁多1。本文统计了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始至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败亡止，江南乡村发生的174起民变，并以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席卷江南划分前后两个时段，进行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江南民性素称温和，也部分趋于反抗，说明处此社会环境下的某些群体已经到了难以忍受不得不反的地步。故以该时段该地区为个案，有着典型意义2。
根据太平天国时期的时代特色，综合民变领导者和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从事职业、知识层次、存在状态各划分标准，对相关史料记载的人物常见身份类别进行归纳和分类。大致有如下几类：士阶层是指举人、贡生、监生、生员、革生、武生、童生等群体。边缘层是指无功名之儒生文人（正在读书应试的儒生，无功名的塾师、医生等）、庶民地主、庶民富户等群体，介于士民和平民之间。从明清时期到晚清、民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士阶层对地方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垄断被新兴群体突破，边缘层在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游民层在社会上代表了一个特殊而广泛存在的阶层3，本文是指无稳固职业，史料未标明其他身份的群体，比如莠民、奸民、刁民、无赖、流棍、地棍等，流民、饥民、灾民、难民等（4）4。此外还有“农民”“工匠”“商贩”等阶层。在区分各阶层的具体身份类别时，只好认为“士阶层”、“农民层”、工商业者等阶层与“游民层”有着相对稳定的界限。这不会对民变人员构成的量化分析造成绝对影响。因为“游民层”的主体仍是其本意的身份属性，史料对民变人员游民身份的指涉也多以其本意为主，含混不清者是少数。又，这里不是严格的阶层区划，可能存在身份类别重叠，各身份类别之间的界限本就不决然稳定，有的人可以实现身份转换，有的人兼有多重身份。所以仅就在记载民变的史料中常见的人物身份类别，观察哪些可以归入该群体，不刻意强调身份类别的重叠部分和阶层界限。尽管记载民变的历史文献对事件领导人和参与者身份背景的描述存在局限，但是初步统计的结果呈现的趋势和比例在符合这一时期主要史料反映的社会发展基本走势的情况下，仍有助于加深对该时期民变宏观状况的了解。
一、领导人和参与者的量化分析
据本文统计，咸丰十年以后太平军治下江南乡村的民变计70起，其中由士阶层和边缘层作为事件主要领导者的比重最高，占民变总数的24.29%。因边缘层作为士阶层的延伸和扩展，两者间的界限存在交叠。实际上，史料记述对此很少区分，如咸丰四年（1854）五月，安徽黟县抗粮事件的领导者为“各乡绅董”，史料没有说明“绅董”是否具有功名（1）5。鉴于晚清以来“士绅”内涵的模糊性，较可靠的方法是认为这次事件是由士阶层和边缘层共同领导。再如，咸丰十年十二月，常熟昭文西北乡民众反太平军掳掠的行动，史料虽没有记载领导者的身份，但事件明显由前一日（十二月二十日）太平军“穿陈益芳去”而起。陈益芳的身份是富户或是有声望者，《庚申（甲）避难日记》的作者（蒙馆老师）称其家为“黄莺沙陈家宅”，太平军“烧其门橽烘火”（2）6，陈姓或在“边缘层”中。陈某被掳之事刺激到同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感到生命财产受到太平军威胁，因此可能也是边缘层成员首先倡议行动。至于领导者有无功名，是否士子，史料没有提及。又如同治元年（1862）二月，浙江秀水民众上书抗争的例子，乡人联名上禀军帅30余次，请求严惩掳掠士卒（3）7。“集体上书”是传统时代“士变”的主要形式之一。当然边缘层因具备文字书写能力，也可以领导上书，且事件本身波及范围较广，无法排除边缘层成员的领导。所以不妨把民变的士阶层领导者和边缘层领导者合而为一，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看待。那么在太平军治下的江南乡村，除去不明身份的民变领导者，由知识分子领导民变的比例占24.29%，远远高于游民层（8.57%）、农民（8.57%）、商贩（2.86%）。
平民层领导民变的比例合计为20%，低于知识分子领导民变的比例。这证实太平军治下江南乡村民变领导者的主体是由士阶层及边缘层文人构成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这符合传统时代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特征，知识分子比平民层更适合、更有责任担负维护地方利益的职责；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和土地拥有者，他们的利益在战争中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再者，作为刚刚从旧社会结构中分化出的群体，他们的反抗行动说明现有社会结构不稳定，至少在共同经济利益方面他们还未完全认同新政权。
太平军据守江南前20年间，同区域的104起民变的领导者，身份比例略有不同。除去不明身份的民变领导者，游民层作为主要领导者的比例占民变总数的35.58%，居首位，远高于知识分子（17.31%）和农民（3.85%）、工商业者（3.85%）。该时期民变领导者的主体是游民层，或与鸦片战争后20年间游民层数量激增有关。这些人大多数依附于城乡经济寻求生存，他们逐渐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社会经济冲击巨大，同时增加了社会流动，游民层在各阶层中流动性较强。由于太平天国实行对城市军事管制的政策，限制了这部分群体的生存空间，乡村地区社会经济条件不及城市，亦饱经战乱，不是游民层首选的依附渠道，迁避外出和流动是他们战时优选。太平天国乡村基层政权对游民层的吸收和利用也可能造成游民层领导比例下降，没有离开故土的游民层选择依附或投效太平天国牟取利益不失为上善之道（1）8。
19世纪40—50年代，江南知识分子领导民变的比例占民变总数的17.31%，高于农民和工商业者领导民变的比例或两者比例之和。可见知识分子在民变的领导和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保有较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太平军统治时期比例低，说明太平军治下知识分子参与民变的积极性增高。但太平天国统治时期知识分子在民变中的领导地位和他们领导民变的量不能作为“绅权”扩张的表现。一方面，他们本来在传统地方社会事务中掌握主动权，领导民变是由他们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利被压榨或形成利益冲突，知识分子才被迫出面抗争，抗争的目的是维护既得利益或要求合理权益，权力展现和扩张不是第一位。但知识分子主动领导地方武装，造成地方军事化，影响政治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则属另类情况（2）9。
两个时期农民和工商业者领导民变的比例均较低，特别是工商业者在两个时期领导民变的比例均不及5%，显示这一群体在民变中的积极性不高或相对保守。通常情况下，只有在自身利益遭受直接损害时，如捐费多、非常规勒派等情形，工商业者才会挺身而出。典型的案例是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十二日，嘉兴新塍商人反太平军勒派的罢市行动，“因长毛施天燕索金子三百五十两，新塍不能供故也”，直接激起商人们前所未有的愤怒（3）10。与三四十年后辛亥革命前商人群体自觉抗争意识的增强明显不同，传统时代真正由商贩铺户主动领导罢市的例子鲜见。商人罢市，有的是他们害怕受战乱波及而歇业闭店，《花溪日记》常见“罢市”之词，“长安、海宁二月廿六日罢市，嘉兴三月初一日罢市，俱迁逃一空”“湖州、长安等处复罢市”“当门紧闭罢市”“花溪闻风亦逃亡罢市”“因捉船闹事……罢市皆走”“掳人罢市，渐掠乡里”（4）11。这些是商人的紧急应对。还有商人偕同卷入民变的情形，如咸丰十年，宁波鄞县抗税罢市行动波及千人以上，“一日街上喧哄，市民焚香，候考棚（团练公馆）外者不下千人。市民跪禀为巡夜索费，坊保带同乡勇向市中铺户强取巡费，街民不服，相率闭市”（5）12，商人的行动比较明显地附从于市民（市镇之民）。
工匠和商人一样，在传统时代领导民变的事例不多，据统计仅有1起在太平军治下工匠参与的民变。除非直接关涉生计，工匠才会被迫出来维护自身利益。工匠和商人的自觉抗争意识薄弱是长期以来传统社会结构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集体心态造成的。毕竟在两千余年的小农社会中，他们不是统治阶层关注的重点。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世经历大变局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阶层比重的扩大、思想的解放、新式行业组织的形成，促生20世纪初联合罢工、联合罢市、全国串联式的工商运动，这种现代的特殊性在仅仅30多年前的咸同兵燹时期没有丝毫映现。
19世纪40—50年代，江南民变领导者身份类别比例的显著变化是游民层领导民变的比例超过知识分子而跃居首位。这可能是鸦片战争后江南地区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经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军治下民变领导者身份类别的比例重新回归传统时期的常态，即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平民层次之，游民层又次之，反映了该时期民变领导形式、领导背景具有传统的延续性。但这一“常态”也仅是针对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和江南区域而言，不具全国范围的代表性。
就主要参与者的事件数分析，从两个时期民变的总体情况看，农民成为事件的参与主体，构成基础身份，两个时期农民作为主要参与者的事件比例均在85%以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层在参与者事件数的比例中占绝对优势，他们在民变中单独提供士阶层、游民层均无法提供的人力资源和体力支持。可以说在整个运动发展过程中，农民的付出是最多的。两个时期各阶层作为主要参与者事件的比例分布大致相同，农民作为事件参与者的主体，其次依次为知识分子、游民层、工商业者。唯一存在的明显差别是在太平军治下的民变参与者中，“市民”群体异军突起，其作为主要参与者的事件比例为25.71%，超过知识分子和游民层（均为10%）。这里的“市民”是相对于居住在乡村的“村民”“乡民”而言的“市肆之民”，史料记载主要指居住在市、镇的“镇民”“里民”，不是像欧洲社会那样随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的拥有市民权的“市民阶层”。
在19世纪40—50年代，江南乡村民变之主要领导人与参与者的身份类别中，妇女、僧道、会党等构成的其他身份类别比例不小，作为主要参与者占6.73%，作为主要领导者占9.62%。妇女作为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往往被官府视作男性的怂恿而不予追究。在咸丰六年（1856）嘉兴桐乡饥民攫食的集体行动中，还能看到妇女领导者的身影，“妇女幼孩千百成群，以为殷户莫可如何，长官亦难禁止”，最后官府“择为首之妇女惩办一人以警大众而此风遂息”（1）13。在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几乎未发现类似群体作为事件的主要领导者或参与者：僧道有悖于太平天国宗教而被明令禁止；会党被同化收编，或自行其是，或与太平军敌对；妇女人口大量流失。但余治的《江南铁泪图》绘有一幅“携孤觅食节妇呼天”图，妇女可能还在咸同兵燹时期难民、饥民、流民抢米坐食等集体行动中扮演一定角色（2）14。
二、知识分子在民变中的领导角色
在多数案例中，知识分子作为主要领导人，农民作为参与者的主体，两者组成相对稳定的联盟格局是保障民变有效动员并取得良好预期的前提15。
知识分子对经济生活的变化较为敏感，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压力和攻击是双向的。其一，更有可能作为有产者，特别是粮食的直接拥有者，因之常在文献中被记作“产户”，他们会在抢米暴动、饥民攫食、流民闹赈和佃农抗租运动中成为直接遭受攻击的对象。凡以业户、富户为抗争对象的案例均说明了这点。其二，更有可能作为土地拥有者和法定纳税人，在政府试图增加财政收入的时候，他们又往往表现出积极的抗官性。类似在夹缝中求安的处境在战争时期显著，使太平军治下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这是为什么太平军治下时江南知识分子作为主要领导者的事件比例较太平军据守江南前20年间有较大回升并跃居首位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分子在民变中的双重角色使他们通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地方社会事务的领导能力、应变经验。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在事件中拥有的关键性地位绝不仅是由于他们具有动员或指挥运动的文化知识，还有赖于他们对官场情况的熟识以及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斗争技巧。正如萧公权所说，对抗现存政权体系的“叛乱”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所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运动得到绅士和文人提供的有力领导，他们为运动带来组织和技术”（1）16。太平天国时期也常见知识分子领导民众反抗清政府的案例。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军安庆，皖北各地“土匪蜂起，肆行抢掠，千百成群……其中兼有生监武举为首，拒捕杀人，良民惊扰”（2）17。粤西湘南一带，“有一阶半级者，即怙势与官抗，官不敢言催科事”（3）18。
失意的知识分子，由于在科场和官场的抱负未得到全部满足，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高涨，与处境相对较好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在社会运动中更可能挺身而出担负领导角色。一是因为他们同样具备领导民变所必须的文化知识——尽管知识技巧可能不够成熟，社会位阶还不够高；二是因其感于前途黯淡、进身无望的苦闷与愤慨，较易转化为对现实政治的敌视。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对当时失意知识分子的观察颇具代表性：“所有在省试落败的人均是无官阶的平民，他们与从未取得生员身份的数以万计的功名候选者，所拥有的可付诸实践的文化能力与当政官员无异。其中许多人冒着失去功名和遭受制裁的风险，扮演职业性煽动游说者的角色。这些人常为私利威胁和牵制地方官府。”（4）19一旦这些人在民变中发挥作用，预期成功的可能性愈大。太平军治下的江南地区由士阶层和边缘层文人领导的民变案例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有效动员或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常熟东乡王春园领导的抗粮“从者千人”，“四乡闻风来聚，二万余人”，规模庞大。王春园的身份是“医士”，但他“百亩田产”（5）20，又与监生绅董钱伍卿有交，绝非普通医生（6）21。事后王姓虽向常熟太平军当局请罪罚银，但“一图竟霸不完粮，乡官亦无奈何，终寝其事”（7）22。同治元年（1862）正月，台州太平县有“新河匪徒王玉兰聚众千余，将赴乐清，先经县城肆掠，城中大惊”，乡绅林振扬率乡民阻抑，监军林少筠飞禀台州守将李尚扬将王玉兰部调走。林振扬的身份是清朝武生（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