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人题涉西夏文献的内容，并没有局限于对宋朝时期有关西夏史事资料的整集，他们在辑佚这些繁杂史料的同时，也在各自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宋朝时期西夏历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评价。

透过这些记述和评论，我们可以体会察觉到明人对历史上西夏政权诸多问题的些许认识。

对继迁、元昊为代表的西夏君王的认识

当然，执掌国家大权的皇帝治理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治国才能和智慧，因为皇帝的治国理念及才能大小直接关系其在位时期国家的治与乱、兴旺还是衰颓，所以，皇帝有时候也是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象征。

既然皇帝在古代社会中享有如此重要之地位，那么西夏皇帝又是怎样的一番面貌呢？如上所述，西夏君王群体是西夏政权国家的象征，他们既是开创西夏政权强有力的领导者，也是维系其政权稳定的核心力量，更是促进西夏政权持续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动力内核。

特别是西夏立国前后，继迁、德明、元昊祖孙三代人，生当中原衰弱之际，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他们深谋远虑，在自己力量弱小、不足以与宋朝相抗衡之时，采取灵活外交，主动归附辽朝、结好辽朝，对宋则坚持抗争，充分发挥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不屈不挠。

不断取得对宋战争的胜利，西夏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得益于其领导群体持之以恒、前赴后继的抗争，所以说他们祖孙三代人为西夏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很多奠基性的贡献。

当然，明代士人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站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境内曾经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君主。因此，在明代士人看来，宋朝时期之继迁、元昊与明季之努尔哈赤，有太多相似之处。

他们一个是党项族，一个是女真族，虽非同一族属，却都曾是服从于中原王朝治理下的少数民族首领。他们联结部族，起事边陲，叛离朝廷，抗拒朝廷权威。对于明季努尔哈赤之乱，明人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他们害怕努尔哈赤的势力持续坐大，害怕酿成宋朝时期西夏继迁、元昊之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当年李继迁起事抗宋之时，北宋建国时间还不长，国势正蒸蒸日上，应该说，当时的宋朝完全有能力解决好李继迁及后来的西夏问题。当时的宋朝君臣一面秉持在战略上极其藐视李继迁等人的态度，一面是对李继迁等人先后采取了备御、战斗、安抚等一系列措置。

然而，宋朝君臣经略西夏所取得的成效却乏善可陈、不堪入目，最终致使西夏日益坐大，直至宋夏景德和约的签订，双方才又基本恢复了和平局面，这样的历史结局显然不能让纠结于如何抗御女真的明代士人满意。

明朝人探析、解读宋朝时期西夏兴衰史事，试图寻找宋朝人抗御、制服西夏成效不大的原因，寻找党项西夏政权军事持续强大的原因，进而在汲取宋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寻求一条不同于宋人的御边道路，来推动和促使明季努尔哈赤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关注历史上宋朝时期开创西夏政权基业的诸位君王（国主）生平事迹，就显得特别有关照社会现实的意义。实际上，明人在接触宋朝时期西夏历史文献时，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

而后宋夏形势历经演变，数次激烈的军事冲突之后，竟然形成了一隅西夏与偌大宋朝长久对峙的局面。小小的西夏政权不仅先后与辽、北宋，金、南宋等政权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而且还可以在与辽、宋、金等政权的和战交往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对继迁、元昊为代表的西夏政权的认识

在明人胡汝砺编撰的《（弘治）宁夏新志》中有一部分题为《拓跋夏考证》的内容，这是明人专篇专文记载西夏历史的典型代表，堪称一部小型的西夏简史。胡汝砺记载西夏历史，以西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为脉络。在对西夏政权创建始末及兴衰历史作一简单记述的同时，还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简要介绍了西夏立国前后二十二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包括拓跋赤辞、拓跋思恭、拓跋思谏、彝昌、仁福、彝超、彝殷、克睿、继筠、继捧、继迁、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佑（祐）、安全、遵顼、德旺、晛。因为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的缘故。

中原王朝的政事制度对党项拓跋氏建立的西夏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夏建国之后，参照同时代的宋朝和辽朝的皇帝制度，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君王制度，而且还逐步完善了有关皇帝尊号、谥号、庙号和墓号制度。

明人对西夏皇帝尊号、谥号、庙号和墓号等问题亦有关注。具体表现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五“谥法考”《西夏伪谥》中对西夏自李继迁起历代君王谥号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

明人有关西夏皇帝尊号、谥号、庙号和墓号的记载皆源出宋、辽、金三史及宋元以来题涉西夏文献的记载，就文献内容本身而言，并无多大创见和新意，但明人将西夏历代诸位君王的尊号、谥号、庙号和墓号集结在一起的做法，确实能体现出他们对西夏君王的关注。

明人不仅记载了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封谥，其中还有“西夏李仁孝天庆五年尊为文宣帝”的记叙，可见，明人对西夏李仁孝当政时期尊奉孔子为文宣帝的事情亦甚明了。

然而，明人终宄自视承继的是宋朝正统，他们认为同时代存在的西夏政权并不能置于正统王朝之列，所以他们对西夏皇帝尊号、谥号、庙号和墓号的记载，统统冠之“西夏伪谥”之名。

又如明人章潢《图书编》卷七十八在记载“宋伪国”时，就将党项拓跋氏建立的西夏政权作为“伪国”中的第一个来叙述。实际上，明代题涉西夏史事文献中对西夏李继迁、李元昊等人物活动都冠之“伪”、“僭”、“叛”等词的描述，这样的记载不在少数。

据所列举材料可以看出，明代士人虽然不同意元朝史家三史同为正统的修史原则，但他们在对待西夏历史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大致相同，即拒不承认西夏政权在宋朝时代与辽、宋、金等国同等的历史地位。

而且，在他们看来，党项拓跋氏建立西夏政权并妄自称帝的行为实属大逆不道、叛离朝廷的非法活动，所以只能算作是一种“僧越”行为。因此，明代题涉西夏文献中，每当述及西夏元昊建国称帝一事或对宋朝时期西夏政权定性时，总是免不了要冠之以“伪”、“僭”、“叛”这样的词语。

如《（嘉靖）宁夏新志》卷之四《沿革考证》记载：“汝砺论曰：……夏州在禹贡为荒服，在周为秦侯裔裾之地。入汉设郡县，征兵赋，犹为中国有也。晋衰而赫连炽，唐末而拓跋兴，加以继迁、元昊之徒，世济其奸，寻僭大号，挠沸疆圉，陷没郡县，……”字里行间，充斥着对西夏立国前后之继迁、元昊的親蔑。

而且有关正统与否的讨论总是会在中华大地陷入混乱时期时更加激烈，伴随着同时期儒士有关正闰、夷夏的争论。

分裂时期的各王朝往往都自称‘中国’，把与它并存的其他国家政权称为‘北虏’或者‘南夷’，也就是把它们看作处于‘中国’边缘的附属地区。明人坚称自己承继的是宋朝正统，那么西夏就只能是“僧越”政权。

况且，在明朝历史上，边疆民族冲突始终都是朝廷中央难以彻底根除的痼疾，所以，无论是在兼代还是明代，西夏都被天然的看成是在一定意义上“附属”于宋朝的“藩辅”或者“僧越”政权，当然，主政西夏国事的历朝君王自然也不会获得明朝人过高的评价。

对韩范经略西夏事的认识

明代传世典籍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宋代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这些类纪传性质的文献记载表明，明人不仅注重明晰宋代文臣武将的生平履历及文治武功，还对其人其事给予相应的评价，并探讨其荣辱成败的个人及社会历史原因。

对于历史上宋朝士大夫谈论边防、备御西夏的活动，明代士人给予了特别关注，特别是以韩范二人为代表的诸臣经略西夏事宜。尽管宋明两个时代相隔数百年，但相类似的边患遭遇和边疆形势，却使得身处不同时代的两朝文人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因为他们都能深刻体会到朝廷在边疆备御过程中捉襟见肘时的困窘。

明代士人关注宋朝诸臣的言行，重视北宋名臣在抗御边疆祸患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成败得失。在他们看来，北宋时期的韩琦、范仲淹等人堪称为人臣之楷模，是天下读书人学习的好榜样。

如明人郭良翰《问奇类林》卷十九“忠义”记载：“……皆有宋第一流人物，后人观此而斟酌焉，可以得师法矣。”韩范当宋朝时期，当时宋朝北有契丹辽国虎视眈眈，西有党项拓跋氏叛服不定，特别是当其首领李元昊在宋朝西边宣告称帝以后，新建立的西夏政权为了尽快取得中原宋朝政权的认可，接连发动对宋战争。

起初宋朝君臣不以为然，或曰“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若得出山布阵，止劳一战，便可荡除”，皆以为西夏区区蕞尔小邦，纵使百般猖獗亦不过如跳梁小丑，翻不起大浪来，故而不足为虑。

宋朝人的掉以轻心表现在边疆防务上便是疏于防范、备御不足，这导致宋军在接下来的宋夏战争中连连败阵，先后有三川口之败，好水川之败，定川寨之败，当时宋人谓之西夏盗边。

军事上的败让宋朝君臣大为震惊，他们决心调兵遣将，经制西夏。然而，事实却是一边西夏猖獗盗边，宋朝边境形势不断恶化，一边宋朝君臣在对夏策略问题上长期举棋不定，未能拿出一套较为有效的备御方略。

朝廷危难之时，文臣儒士出身的韩范二人却能挺身而出，练兵统军，抵御边寇，担负起朝廷经略西夏的大任，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因此，明人胡缵宗认为“韩范入朝，皆起自西夏，而其勋望，为宋人物第一。”

前文所述，在明代史籍文献中确实保存了大量记述和评论以韩琦、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诸臣备御边疆、经略西夏的文献。有明一代能够产生如此之多有关“韩范经略西夏”的史论文章，应当说是与明代士人之间形成的借古鉴今、谈史论兵的思潮有着密切关系。

而这种社会思潮的形成则根植于明朝江河日下，日甚一日的边疆防务形势。明朝末年，政事黑暗，国运不济，边事尤其倾颓，特别是努尔哈赤在辽东一带的侵袭，短短数十年间，国家边疆形势急速恶化，接着一步步逼近崩溃的边缘。

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天下有志之士莫不奔走呼号，谈史论兵，商议解除国家危亡的策略。借古鉴今、谈史论兵思潮所带来的思维模式迅速成为文臣士子议论国事，找寻国家出路的思维逻辑和基本途径。

明代士人奏议文章之中，对于宋朝时期名臣韩范经略西夏之事，多有记述。值得注意的是，明人对韩范经略西夏诸事的记载，并没有停留在对宋元以来史书中有关韩范事迹记叙的重复记载阶段，他们对宋朝时期韩范二臣在经略西夏过程中所采用策略的优劣及得失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感慨唏嘘之余。

处处都有关照明朝现实的痕迹。明人李维桢文集《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二十三“纪”中载有一篇题为《宋臣韩范经略西夏始末记》的文章，该文己在杨浣先生《明代题涉“西夏”文献考补》中全文标点刊出，此不赘录。

李维桢，字允宁，号槐野，嘉靖十四年乙未科进士。《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有传。明人李维桢《宋臣韩范经略西夏始末记》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两千余言。较为详细的梳理了韩范经略西夏始末诸事。

文章从元昊寇边、韩范二人受命入陕备御西夏开始，记述了二人入陕之后迅速整顿边务的实际行动，接着又记载了二人在备御西夏策略方面所各自持有的不同意见，韩范二人因对夏策略长时间不能达成一致，导致后来宋朝在对夏作战中接连遭遇失败，好水川任福战败，定川寨葛怀敏战败，其间杂叙韩范各自升迁之履历。

接着记述韩范二人重新被启用，并且再次相继担负起备御西夏的边防重任，其间又载宋夏之间有关修筑大顺城、水落城之事等。当时韩、范二人虽身在边防，皆锐意进取，有经略西夏之大计，西夏边人畏之，天下称焉“韩范”，而且当时宋夏边境上还流传着“寒骨韩、破胆范”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