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关于元代宗王与中央的关系，学术界多从较大的视角来看宗王分封与事务的联系，关于元代王府附属机构与元中央及地方之关系，前人少有论及，而该问题则是事关元代宗王附属机构的重要问题之一，值得专门探讨。

在宗王附属机构中，王傅与达鲁花赤是其最主要的职官之一，故他们行为在很大程度就是该类机构的代表，因之今拟以其为中心，试对元代诸王王府附属机构与中央及地方之关系加以探讨，以期增进对元代宗王附属机构的认识。

从王傅看宗王附属机构与中央的关系，王傅的人员构成和身份性质

关于王傅的品级和份额，前文已有论述，在此重点讨论一下王傅的任命和人员构成。从现有史料来看，宗王王傅的任命是由朝廷进行的，未见有宗王直接任命王傅事，且各宗王初设王府或不久，便由朝廷直接委派王傅赴命。如裕宗（真金）封燕王时，“世祖命也先不花为之傅”。

至元九年（1272），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商挺）为王相”，其后增置的王相皆为朝廷任命。至元二十一年（1284），那木罕受封北安王，二十四年，“皇子北安王置王傅”。二十七年（1290），“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二十八年，置梁王王傅。世祖后所封宗王大体也按照此例置王傅，如大德八年（1304），封帝（海山）怀宁王，赐金印，置王傅官。此类置王傅事不一而足，但需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宗王初封时便有资格设立王傅。

如大德十一年（1307），镇远王牙忽都进封为楚王，方才赐金印，置王傅，至大元年，“淇阳王月赤察儿请置王傅，中书省臣谓异姓王无置王傅例，不许”，延祐六年，诸王诸王月鲁铁木儿改封为恩王时，方才给印，置王傅官。以上材料一方面表明王傅的权力来源为朝廷无疑，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将是否设立王傅当成区分宗王品级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各宗王王傅死或因其他事空缺时，则会由朝廷重新委派或宗王推举、朝廷确认的方式进行，任命情形类似于投下达鲁花赤的出任方式，但投下达鲁花赤属“外任官”，而王傅被划归为“内任官”，即朝官正三品，晋王内史更是从三品官员，这进一步说明了王傅的性质为中央直属官员。

王傅的职责虽多样，但其主要职责在于协助宗王处理王府及封地事务，包括辅政咨询、听狱理讼、提调军站等各个方面，在这些具体的工作中不可避免要对宗王负责，以及按照宗王的意愿行事，这样就使得王傅又兼具宗王属官的性质。如《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所记载的王傅脱欢等王府属官跟随赵王术安祭祀先茔事，《镇江路儒学复田记》所记载的王傅奉王令归还地方学田事，以至于晋王也孙铁木儿夺取皇位，内史倒剌沙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情况都可见宗王王傅作为宗王属官的地位。因此，宗王王傅因其权力来源和实际所处的职位，具有典型的双重隶属关系，既对朝廷负责，也要对宗王负责，因此在其人员选择上，也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世祖时任命的王傅蒙古人、汉人等皆有，但基本上都兼有其他常选官员的职位或品级，如甘麻剌封梁王时的王傅为云南诸路行省参知政事，此举目的一方面在于长期镇守漠北的甘麻剌出镇云南，以地方官吏充任王傅可以对王府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也有防止二者结党营私的成分在。

甘麻剌改封晋王时，所设内史为原北安王傅秃归、梁王傅木八剌沙、云南行省平章赛阳，估计也是上述原因。安西王所设王相皆为汉人，且原本为忽必烈所招纳知识分子，这与当时王相府的特殊性质有很大关系，而忙哥剌死后，为阿难答所立王相皆为蒙古人，也与其王府性质变化有关，关于晋王内史与安西王相的特殊性，本文第三章会有涉及，在此不多赘述。

无疑王傅的委任是经过朝廷谨慎思考之后进行的，往往会考虑到宗王自身的特点以及二者是否之前拥有从属关系。在官员出任王傅前，基本都会加有朝廷官职或者品级，此举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王傅对于朝廷的隶属关系，避免其与宗王产生更强的依赖性，同时以此高官厚禄实现王傅监视宗王，为朝廷通风报信的目的。但对于朝廷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宗王也不是无动于衷的，事实表明宗王与王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呈现出差异极大的表现形式。

宗王与王傅的关系

其一、宗王与王傅的联合关系。关于宗王和王傅彻底联合在一起的情况，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是周王和世?谋反事。和世?为武宗长子，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欲违背与其兄武宗海山“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约定，先在延祐二年（1315）十一月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赐一等兽纽金印，次年三月，敕萧拜住及陕西、四川省臣各一员，护送周王就藩云南。

目的是将其外放，入宗王行列，为立己子扫清障碍。以遥授中书左丞相秃忽鲁、大司徒斡耳朵、中政使尚家奴、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孛罗、翰林侍讲学士教化等并为周王府常侍，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唐兀、兵部尚书赛罕八都鲁为王府中尉。

对此，关于“常侍”的误记需要先简单辨析一下，元代所见常侍最典型的就是周王和世?的常侍府，但在周王之前，仍然是有相关记载的。至元三十年（1293），“安西王请仍旧设常侍，不允”，此则史料似说明，安西王曾经设立过常侍之职，但常侍并非宗王王府常设属官，很有可能是当时安西王所独有的，而且此官职代表了安西王所拥有的不同于其他宗王的权力，以至于忙哥剌死后，继任的阿难答连设立王相府的权力都被剥夺。

对此，笔者推断常侍可能即是指王相，其或是受到后期周王设立常侍的影响，《元史》在编纂过程中便把王相称为常侍，因其都代表了此宗王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不然，其他史料中均未见安西王与常侍有何关系，又何谈“仍旧设”一说。

但又有《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其中也出现了“常侍”之名，而且还与宗王附属机构扯上了关系，“八月，至也里可儿思其先茔，王傅脱欢，府尉也不干，典食司那合，常侍脱因、忽里，怯怜口副总管答剌罕来会葬，胥襄事而还”。

此碑刻主要记载武宗至大二年（1309）左右的事情，无疑此常侍与周王并无任何关系，而且常侍是作为次于王傅、府尉、典食司出现的，估计其职权较小，若是以此来看安西王请复立常侍一事，也不通，忽必烈没有必要驳回阿难答设立一个王府小型职权的必要，至于此处的常侍，估计指代的就是常常侍奉之人，并非具体的官职。

上述情形在史料中经常出现，容易出现解读失误，类似还有《张立道传》中“赂王相府官无泄其事”，其中“王相”应为“王傅”，此云南王设立的王府与安西王相府无任何关系，应为记载失误，《奉元路重修宣圣庙学记》所记载等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位下所立“王相”也属此类，此“王相”并无特殊之处，也应为王傅的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