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奥斯曼帝国实施的土地政策，进行了哪些改革变动？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米德哈特帕夏曾参与起草帝国1864年《行省法》以取代旧有的《省法》，新的《行省法》旨在推进改革，加强中央管理。《行省法》最早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些行省实行，米德哈特帕夏建议素丹逐步将其推广到其他地区，同时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调整，到1867年时，除了巴格达和也门外大部分地区都已成功实施了行省法。米德哈特帕夏1869年4月到达巴格达，5月就着手实施《行省法》。

行政改革

按照《行省法》巴格达省被分为10个桑贾克，桑贾克之下又分49个县和58个村。省长由素丹任命，桑贾克由素丹任命的穆塔萨里夫管理，县由帝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卡伊麦卡姆管理，镇由镇长纳海管理，村由民选的穆赫塔勒管理。

摩苏尔和巴士拉都隶属于巴格达省，1879年摩苏尔从中脱离，自行成省，由伊斯坦布尔直接管辖。

巴士拉曾在1875年脱离，但是1880-1884年间重又附属巴格达省，直到1884年才单独成省。为了在部落地区顺利推行《行省法》使部落定居下来，米德哈特帕夏常常采用任命部落谢赫担任新的行政机构的要职以及减免税务的办法。

如蒙塔菲克部落表示愿意将部落土地置于帝国管理中，他的部落谢赫纳西尔就担任了蒙塔菲克桑贾克的穆塔萨里夫。

同时帕夏还对愿意定居下来建造住房的人豁免50库鲁什的人头税，而那些住在帐篷里的人则要继续缴纳人头税。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沙马尔部落，米德哈特帕夏承诺除十一税之外不收取其他税并使沙马尔部落谢赫担任新的沙马尔桑贾克的穆塔萨里夫。米德哈特此举在安置游牧部落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对逐步解散该省的部落结构至关重要。游牧和半游牧部落的定居也为该省的安全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土地改革

奥斯曼帝国首次在伊拉克实施的土地政策，旨在将部落土地置于国家所有权下，即国有土地，使得国家可以从中收税获益，但这导致部落不满，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军事抗争，帝国不得不改变了这种政策，将国有土地租给部落谢赫。

将土地作为采邑分封出去，从领主那里获得它需要的军事力量，采邑制实施的同时也伴随着包税制的产生，政府早已在1839年提出废除包税制，但是并没有成功，直到1858年《土地法》的颁布后才得以废除。

1858《土地法》旨在重新确立国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为每个耕种者提供其土地的安全所有权，以促使农民致力于提高生产，增加税收；取消包税制度；并使游牧部落定居在他们的土地上。该土地法将土地分为5类：私有土地、宗教瓦克夫土地、国有土地、公共或共有土地、闲置或贫瘠土地。

大多数伊拉克部落土地都属于第三类。

而部落对于土地的观念阻止他们将土地交给国家所有，他们认为部落土地属于部落集体所有，甚至也不属于部落谢赫，谢赫只是部落土地的保护者。米德哈特帕夏认识到这一复杂性，他向素丹建议，将伊拉克的国有土地以“塔普”地契的形式分给农民。

目的在于使半游牧部落定居，消弭部落和帝国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冲突，同时通过取消土地集体所有制，代之以小型的个人所有制，如果农民发生冲突，由其所有者到法院裁决，而不是由部落谢赫仲裁。

这将使部落成员绕过谢赫，直接向帝国负责，以此割裂部落谢赫和部落成员的联系。

《土地法》第78条规定，凡是占有并在一块土地上连续耕种10年的农民，即可获得帝国授予的土地所有权，由政府颁发“塔普”地契。虽然严格意义来说，国家控制着土地，拥有土地最高所有权，但通过地契，将土地实际耕种权授予农民，除了缴纳税款外，农民几乎可以拥有与土地私有者相同的权力。

为了使游牧和半游牧部落尽快将土地进行登记，并定居下来，帝国向他们承诺只收取少量的税款。

但是《土地法》在伊拉克的实施过程中，却并没有使广大农民获益。游牧部落四处迁徙的本性，导致他们很少能在土地上耕作超过10年，从而获得土地所有权。

加之人们对帝国的仇视与不信任，认为新的土地政策，只是为征税、征兵提供便利，于是将部落土地登记为部落谢赫的名字。而且根据《土地法》78条第二三款规定，凡能够支付土地价格或拍卖中标的人也可获得土地塔普权。这就导致一些投机商人通过购买或竞拍得到大片土地。于是这些拥有大量塔普土地的部落谢赫和商人就成了大地主，部落成员沦为佃农。

部落谢赫和部落成员间的阶级地位差别、财产利益分歧渐显，部落谢赫的可信赖度下降，部落体制出现危机。新的土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蒙塔菲克部落的萨顿家族。

在部落谢赫纳西尔帕夏的领导下，萨顿家族的成员购买了大量部落土地迪拉，获得了大笔财富。

一方面，这激起了其他部落成员的愤怒，他们不仅要缴纳帝国的税务，还要供养地主，部落间冲突不断。另一方面，纳西尔的兄弟曼苏尔拉开了反叛的大旗，两派斗争不断。沙马尔也是一样的处境，沙马尔部落谢赫法尔罕接受了穆塔萨里夫的职位，推动部落定居，联盟内部爆发反奥斯曼帝国的叛乱，导致近一半部落脱离部落联盟。

也有一些确实接受新土地条例的谢赫发现，他们获得的土地被其他部落占用，这就导致部落间的摩擦，甚至引发战争。

大部分谢赫深谙新的土地改革最终会将部落带向征兵与纳税，所以拒绝登记土地，此时那些投机商人以及政府官员趁机获得了部落土地，但他们却发现这片土地上的部落并不服从他们的权威，因此常常爆发政府与部落之间的冲突。

在土地改革之下，部落面对的内外挑战不断，由此，从18世纪开始对巴格达构成严重威胁的大型部落联盟开始解体。另一方面，在库尔德地区，库尔德大酋长国的权力在1831年后被摧毁，权力移交给贝格和阿加，以及塔里卡斯家族的谢赫。在土地法实施后，塔普的大部分土地移交给了他们。

因此，土地关系与塔普制度之前的时期非常相似，那些以前以税农和放债人的身份获得财富和权力的人现在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获得财富和权力。

由于奥斯曼政府无法直接向耕地者征税，向耕地收税继续为知名人士提供重要的权力基础。

其结果是贝格家族和阿加家族之间长期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斗争，因为商业农业和区域贸易的发展增加了税收耕作和土地占有的重要性。

塔普土地制度的实施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政府从塔普土地上得到的税收减少；土地被商人、部落谢赫甚至土耳其皇室侵吞占有，土地私有化加剧等。到1892年，只有不超过五分之一的可耕地被登记为塔普土地。政府也很快意识到这些问题，1881年，取消发行新地契，终止了这一政策。

部落的定居

在历史上，部落成员偶尔会从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或半定居状态，反之也是自然的，因此，农业定居社区和与其相邻的沙漠社会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

城市中心有城市人口定居，在城市周围居住着半游牧民和农民，部落离城市越远，游牧程度就越深。

部落定居使原本四处迁移的人们固定在帝国划定的各级行政单位上，成为依附于土地的生产者，便于帝国的中央集权管理，有助于发展农业，增加帝国收入。

部落定居也是去部落化的结果。帝国推动《行省法》的实施，并将部落谢赫或其他部落名人纳入帝国行政机构体系，割裂传统部落谢赫与部落成员的关系；担任帝国官员的谢赫推动部落成员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为个人利益压制部落成员；部落传统上就以游牧尊于农业定居，部落起源于游牧血统，这些鼓励定居的行为对传统游牧部落来说，则是致命的打击。

19世纪下半叶的伊拉克见证了大部落联盟的衰落。

游牧部落的定居化是伊拉克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趋势。据统计，伊拉克游牧部落从1867年占总人口的35%，下降到1890年的25%，到1905年仅占总人口的17%；农村部落人口呈正增长，而城镇居民占比则未有明显变化。1900年，来自伊拉克旅行家和当地居民的报告称，自1865年以来，定居点的安全性有了显著改善，这正是米德哈特帕夏改革的一个成果体现。

总的来说，从游牧部落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存仍然依赖于畜牧业和长途贸易，帝国的强迫定居政策侵犯了他们的生存领域。国家试图使游牧部落定居下来的努力并不顺利。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采取了从劝说到武力的政策，推动沙马尔和阿纳扎部落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