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移居柬埔寨的母国因素

历史思考：明清时期，华侨移民柬埔寨的缘由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制度，对于移民迁移原因的分析，国际上常常使用移民迁移理论“推拉理论”。这一迁移理论最早由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在19世纪末研究而出，他总结出移民移居的七大迁移定律，并将重点放在移民的吸引力上，即“拉力”。

1938年，赫伯尔（R.Herberle）进一步发展了莱文斯坦理论，提出了推力—拉力模式，在推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促使居民发生迁移行为。20世纪60年代，李（E.S.Lee）在《移民规律》一文中，将促使人口流动的因素归类为“推力”和“拉力”，“推力”被视为“负”因素，居民受此消极因素的推动远离原居地，“拉力”为“正”因素。

居民受这些因素的吸引而前往迁入地。

纵观推拉理论，各位学者都在寻求移民原居地的推力及迁入地的拉力，此种理论框架虽然从微观上还仍有待补充，但其宏观方面的理论框架发展较为完善，可以作为解释移居行为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人向柬埔寨移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古至今，一直未中断。

古代柬埔寨与中国的交往主要为朝贡贸易，随着朝贡贸易的逐渐发展，中国和柬埔寨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国交往也逐渐深入，华侨迁移行为也不断增多。明清时期移居柬埔寨的华侨属于传统移民，这种移民多出于传统的经济原因而迁移他乡。

朝贡交往和民间贸易的往来共同推动了华侨迁移柬埔寨的进程。柬埔寨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距较近，

自古以来与中国就有往来，两国交往的最早形式为使节往来，伴随而来的是两国官方贸易的发展。

至迟在西晋晚期，柬埔寨就与中国建立了官方贸易往来，《南方草木状》记载，扶南从广州进贡甘蔗、云丘竹和抱香履，“泰康六年，扶南国贡诸蔗，一丈三节”“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寄生泰康六年，扶南贡百双”“云丘竹，一节为船出扶南。”宋朝时期，宋太宗开市舶司管理与东南亚诸国的朝贡往来，这一时期，中国与柬埔寨的官方贸易得到发展。

同时，宋朝依赖海外贸易的财政收入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了民间的贸易发展。

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并行，大批沿海民众从事商业贸易，产生了“押冬”商人，他们在每年的冬天和春天至柬埔寨进行贸易，在夏秋季节时再把柬埔寨的特产和商品运回到中国，这批由于通商贸易而滞留当地的商人成为柬埔寨的早期移民，他们在柬埔寨从事市场交易，吸引了众多民众。

“当时吴哥仍是东西方的汇合点，充满经济活力，在繁忙的市场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商人，他们或以物易物，或用银条来做大买卖。”除了商人定居之外，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也记载了宋元时期就有沿海民众远赴柬埔寨，在柬定居娶妻从事商业往来的史实。贸易的繁盛及柬埔寨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多的沿海民众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为华侨移居柬埔寨奠定了历史基础。

华人移居柬埔寨的历史现实

明清时期移居柬埔寨的多为广东、福建的沿海民众，这与广东、福建地区的人地矛盾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沿海地区土地与人口压力加剧，剩余劳动力人口增多。广东、福建自古多山少地，耕地面积有限，至明清时期人口却不断增多，土地可承载量远低于当地人口的需求量。

早在南宋时期，由于人口南迁，闽粤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土地逐渐难以满足所需。

《东涧集》中记载：“闽淛之邦，土狭人稠，田无不耕”及闽峤地区“和岁丰仅以不乏”，可见，闽粤之地的土地鲜有多余，即使是丰收之年所获粮食也仅可以勉强糊口，难以满足所需。明朝中叶以后，人口持续增长，且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闽粤地区的人地矛盾也逐渐开始显现。

明太祖统一之后，全国人口上升到6000多万（1389年），其中福建人口达392万，田地约1462.6万亩，人均田地约3.73亩，广东人口达301万，田地约2373万亩，人均田地约7.89亩。万历年间，闽粤地区人口持续增加，但耕地面积有减无增，人均田地较明初更为下降，闽粤地区民众生存压力增大。

入清以后，清朝人口大幅度增加，“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超过3亿”，闽粤沿海地区的人地矛盾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更为突出。清朝中叶嘉庆十七年时，福建人口增至约1478万，田地约1452万亩，人均占地数不及一亩，仅有0.98亩，广东人口达1917万多人，田地约3203万亩，人均占地数约为1.67亩。

由此可见，闽粤地区的耕地已严重不足，闽粤人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为了维持生活，闽粤沿海民众不得不向外流动，以谋求生路。清初蓝鼎元在《福建全省总图说》中记载：“山多田少农圃不足于供，则造物难平之缺憾也，所赖舟航及远逐末者众。”

《潮州府总图说》中记载：“人稠地狭，崇冈大阜，种稻、黍、薯、芋，如悬崖瀑布，尚苦不给，多佣力四方。”《论南洋事宜书》中也提到福建、广东外出谋生者占一半以上，“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广东十三行考》中记载闽粤地区人稠地狭，民众难以从土地上获益，遂多下南洋追逐贸易利益，他们的足迹遍布南洋各国，“闽粤地狭人稠，群趋海洋贸易，足迹遍南洋”。

据统计，到1890年，柬埔寨的华侨人口已达13万，占柬埔寨总人口的9.7%。

柬埔寨华侨中，闽粤人占主体，因此分析闽粤人的性格特征以进一步明晰其移民缘由。

“近代移居柬埔寨的华侨，潮州人为最多，有32.4万人,占柬埔寨华侨总数的76%，广肇人4.3万，占柬埔寨华侨总数的10%，海南人3.38%，客家人1.43%，福建人12%。”

明清时期，政府的具体统计数据难以收集，但依照族群来推理则族群变化应不会太大，仍以闽粤人为主体。

闽粤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他们自古以来就有向海而生的习惯，早在宋元时期就有大批沿海民众前往柬埔寨从商贸易，明清时期，到柬埔寨贸易从商者有增无减。

向海而生养成了闽粤人勇敢拼搏、冒险进取的群体性格，他们在面对国内土地困境时，将眼光转向海域利益，并积极从事海洋贸易，商贸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移民队伍的壮大。“闽南人文精神的冒险、重商、开放性，使闽南人成为中国人社会中最有特点的群体之一，这些特长连同其地理因素和周边政局，使闽南人执东亚商贸牛耳数百年。”

由此可见，闽粤地区因人口的增加使得人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粮食短缺、人多地少的现象日益严重，迫于现实生活的生存压力，勇敢重商的闽粤民众纷纷向海外寻求新的生存机会。

国内战乱的影响

中国国内战乱的影响是中国移民移居柬埔寨的重要原因。明朝中叶，严重的土地兼并下，农民可耕种田地不但没有增加，还不断减少，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

这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曾多次发动农民起义。

嘉靖年间，潮州、梅州发生农民起义，《续文献通考》中记载了起义领导者张链建城起义之事，“嘉靖四十一年，广东大盗张链等筑城纪元，建官攻劫”，起义失败后张链逃亡三佛齐。万历年间，盘踞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反清势力林道乾多次发动反明动乱，其在反抗失败后，带领余部逃往柬埔寨，后在暹罗的北大年长期定居。

除此之外，还有林凤等人也多次发动武装反抗。在明朝的多次动乱中，除了动乱之人及其余部因失败而移民海外，还有大批百姓受战争的影响而远赴海外定居。

受战乱影响而移居海外最明显的时期为明清朝代更替之时，明末清初，国内战乱此起彼伏，由此而掀起了移民的大浪潮。

其中移往柬埔寨规模最大的两批移民分别为鄚玖集团和陈上川、杨彦迪集团，鄚玖在河仙地区建立了独立的华侨政权，杨彦迪、杨彦迪开发东浦之地，进一步扩大了柬埔寨的华侨社会。

入清以后，大批明朝遗民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号反抗清政府，反清运动不断，其中台湾的郑氏集团和南明政权持续时间较长，反抗最为激烈，战争持续二十多年，而战场多集中于闽粤沿海地区，百姓深受其扰，向外移民者不绝。清朝中叶，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惠、潮皆倭寇不时出没之地”，百姓“去而从贼者日多”。而且广东多次兴起要粮风波，随着清廷不断从暹罗买米供应才有所停歇。

除此之外，清朝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大开后外患不断，西方列强通过多次战争获取在中国的权益，并割占中国土地及赔偿巨额赔款。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使民众的生命及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民众受此影响，产生向外迁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