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中国人发明了纸币却并没有推广普及，其实并不恰当，宋元明三代都曾大量发行纸币，并大肆推广。明代为此甚至执行过一段时间的钱禁——也就是只准许用纸币交易，不准用金银和铜钱。

但这样的管理却并没有让纸币被百姓们接受，反而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纸币缺乏信用，通胀严重，民间私币流行，劣币泛滥，最后只能被废弃。为什么纸币在中国行不通呢？甚至强推纸币的明朝还因纸币出现了严重危机？咱们今天就来一起了解下这段历史。

先天不足的纸币制度

明太祖当年为什么要发行纸币大明宝钞，这项政策是苛政还是德政？其实拿到当时，发行纸币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经过元末大乱，国家还非常疲软，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大量发行钱币。而且那时候民间经济已经初步恢复，也有不少富甲天下的商人。商贸的发展使用钱量激增，商人外出不便携带大量铜钱，也需要纸币这种便利的交易工具。

但与前代相同，明初的纸币政策是没有保证金的。简单来说就是老百姓可以把手里的真金白银换成纸币，却不能拿着纸币换取金银。本质上还是一种对民间财富的掠夺。而且明政府在发行纸币时不加控制，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即便政府再强制推行纸币，社会对宝钞的认可度依然很低。

而且这一问题在宝钞发行没多久就被发现了。水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就因纸币发行太多造成宝钞滞胀，提议实行户口食盐法，借以回收民间过多的纸币。因为当时盐茶经营被国家垄断，所以趁着每个月卖盐的时候，把部分民间的宝钞收回，不让民间流通的纸币过多。

但是大明政府并不是只收钱不花钱。尤其随着明成祖五次征讨蒙古。财政紧张的大明政府只能大肆印钞，又向民间倾注了海量宝钞。控制宝钞膨胀的尝试自然彻底失败了。

再往后，到仁宗即位，尚书夏原吉又提出增添“门肆、门摊诸税”，想通过这种方法回收流通中的纸币，提高纸币的信用价值和购买力，并提出了“官钞宜少出”的建议。不过苛捐杂税是多了，官钞却没有少出。这次控制通胀的尝试自然又失败了。

而后，刘定之等人对通胀控制的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到明英宗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436年，政府只能解除用银的禁令，允许自由交易。而这时候的大明宝钞的实际价值跟洪武年间比起来，已经贬值了一千倍之多，几乎不再流通。于是白银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大明的主流货币。

用白银代替纸币真得合理？

应该说，在当时用白银取代纸币是有很大必要性的！而白银也确实有很多的优势。首先，不同于其他朝代，在当时看来，

明朝并不缺银

。明代每年有上百万两白银流入中国，加上政府大力开采，明中期掌握的白银不下七亿两，这就有了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基本条件；此外，

白银本身就有较高价值

，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在纸币和铜钱都无法保持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推出白银已成无奈之举；最后，

白银携带方便

，能很好满足明代较发达的商贸需求。

但有这三个优点的同时，使用白银也存在两个隐患。

第一，

中国并不盛产白银

。银矿主要集中在云南等地，但那里从元代开始就大力采银。到明中后期实际上已经日渐枯竭。

第二，正因为白银价值较高，保值能力强。

王公富商们通常会选择储存白银来保值财富

。他们藏银无数，让这些应该作为货币的白银无法进入社会流通，最终造成了白银短缺的问题。

不过在当时人们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个问题，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这两个问题的严重。于是成化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487年，大臣丘濬以“物与币两相当值”为论据，抨击了当时发行纸币却不能兑换金银的制度，阐述了通货膨胀政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主张实行以银为主，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

不过，丘濬在个人理论上否定纸币流通的必要胜，是主张使用金属货币的。只是在制定政策时不敢否定当时纸币流通的现实，所以才提出了三币同时流通。这种观念从他的币制改革建议中也能窥得一二：

“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革伪钱之策，臣既陈于前矣。所以通过钞法者，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市以权之焉。盖自国初以来有银禁，恐其或阂钱钞也。”

把白银列为上币，突出了其地位，实际上就是把白银作为了价值尺度。虽然否定了宝钞，但这一观点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的实际。特别是在当时，整个朝堂对使用白银还普遍持有反对或怀疑的态度，统治者又不时下达禁银条律的情况下，丘濬敢于提出这种建议是很值得称许的。

但受限于时代，丘濬坚定的认为

“物与币相当值”

，也就是购买商品的货币应该和购买的商品在价值上应该相当，而一张纸的价值是无论如何抵不上一箱金银的，所以他是不认可纸币发行的。在他的改革中也自然没有对纸币的有效保护，也就造成了宝钞的迅速没落及退市。

在当时宝钞真的一无是处吗？

宝钞因为过度发行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但纸币真的一无是处吗？并不是的！比如英宗时曾经极力建议控制通货膨胀的大臣刘定之就曾这么说过：

“珠玉金宝可以为用矣，而不能多得，谷粟布帛可以为用矣，而不能致远。腰万贯之缉，手方寸之褚，寒可以衣，饥可以食，不珠玉而自富，不金玉而自足，盖亦古人抚世便民之良规也。”

其实已经认识到了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巨大优势，具有金银铜钱和货物都无法具备的便利。而只要能保证纸币的价值稳定和正常流通，它自然能和钱币一样，让百姓交换商品，“自富”“自足”。至于为什么以前宝钞的流通，是“利民之事”，而今却成了“病民之本”呢？他认为：

夫前代许民以昏钞赴官倒换，而纳其工墨之钱，故钞无滥恶前代许民以交、会赴官收纳，而充其赋役之类，故钞有流通。……

今也不然，钞之造于上也，有出无纳，钞之行于下也，有敝而无换。及其征钞于民也，豪商大贾积钞子家而无征，奸管猾吏假钞为名而渔猎，阎左贫民胃田产质妻子，而后得钞以送之官，大臣谋国扰郡县暴间里，而后收钞以贮之库。

也就是核心问题还是在“有出无纳“”有敝无换”的发行方式，和贪官豪强不法行为对币制的破坏。但民间充斥了太多纸币，已经无法保证宝钞的价值平稳。所以他提议回收民间宝钞或者重新发行新钞，来重新划定纸币价值。并做到“上之所以赏赐傣给者以渐而出之，下之所以输纳赋役者时或而取之”，那宝钞自然会正常流通。

刘定之抨击了贪官豪强利用纸币鱼肉百姓的现实，对维持纸币价值稳定也发挥了积极地影响。不过，他的观点依然过于笼统，缺乏实施的条件和方法，并不能改变明宝钞迅速贬值的局面。而且他有意回避了明初发行纸币是为了掠夺民间财富的核心问题，注定不能解决纸币缺乏信用的问题。

四、明宝钞还有救吗？

明宝钞还有没有救？如果只看历史那应该是没救了。崇祯年间，受困于财政危机，就考虑过重新发行纸币，但还刚有这样的想法，政策没出就令京城附近的商贾强烈反弹，“绸缎各铺，皆卷筐而去”。其阁臣蒋德璟也无奈说道，“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可见当时宝钞制度在百姓心里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信任空间，属于彻底没救了。

但如果只说理论，那明末学者钱秉镫的观点值得注意。对于宝钞他曾经这么论述：

夫钞止方寸（尺），腐败之褚，加以工墨，命百则百，年千则千，而愚民以之为宝，衣食皆取资焉，惟其能上行也。盖必官司喜于收受，矛合不疑，自可转易流通。

他认为纸币能否流通完全取决于政府，

“命百则百，年千则千”“惟其能上行也”“官司喜于收受”

也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并保证货币发行的数量相对稳定，纸币才有信用，民心才不疑虑，宝钞才能转易流通起来，发挥其货币的作用。

同时他还认为，当时行钞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白银，认为二者难以并立：

“宋元以及国初，钞虽屡滞，犹能设法以行，至于今独不能行者，则以往代不用白金，而今专以为币也”。

为什么以前发行纸币没有遇到问题，现在却行不通了？就是因为现在使用白银。白银同样方便交易，便于储存。而白银本身价值很高，不易腐坏，保值和储存能力远胜纸币。自然就会取代宝钞。

在当时的货币政策下，他进一步提出实行银、钱、钞三者并用的办法，但要由国家强力干预，即

“每钱一千值银一两、钞一贯值钱一千，而银以五十两为锭，零用则钱，整用则钞，满五十两始用银，钱多折钞、钞多折银，而碎银以代钞之用者罪之”。

一方面严定银、钱、钞三者的兑换方式，另外就是按照交易规模规定使用方式。五十两以上的交易规模才允许使用白银，规模较小的交易中，严禁以银代替纸币或铜钱。

应该说钱秉镫的这些观点很有点货币国定说的味道，特别是

“命百则百，命千则千”

的理论，正是这一思想的典型表现。但他又把明代纸币的失败完全归于用银，企图通过限制用银的方式来推行纸币，这在当时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而且回顾历史，他的这套理论在明初是有相似制度的，但其效果也不算好。并不能控制民间私通货币甚至私铸货币的情况发生。何况晚明，国家对社会的掌控力已经严重不足，发行纸币都没办法，根本无力推行这样的制度。

那明代纸币政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纸币政策的先天不足。明朝廷发行纸币的目的并不在于解决民间的货币流通问题，而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掠夺财富。由此而来的制度又怎么可能推广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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