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从马家窑文化的民族构成看，石棺葬的主人应当是南下的氐羌系统民族。

生活在黄河上游被称为“西戎”某一支氐羌系民族在向东北和西南迁徙的过程中。

将这一葬具传播到西南的“西南夷”诸族当中，随着“西南夷”继续向南迁徙，这一文化特征也进一步传播至缅甸北部及印度东北地区，

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石棺葬的分布状况。

然而，在中缅印交角区范围内，石棺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差异，

局部地区发掘出的石棺特征不同，与其相关联的民族集团也各不相同。

具体看来，在大渡河以北的岷江上游地区，石棺墓的年代多集中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其形制多为单人一次葬，石棺也较为窄长，

陶器主要以双耳罐为代表，与西北地区存在联系，在晚些时候则又呈现相互渗透的形态。

而大渡河以南的地区的石棺墓除少数个例外(香格里拉石棺墓与西藏、青海的关系较为密切)

应为独立起源。

段渝教授曾指出，位于甘肃中东部和南部地区马家窑文化中的寺洼文化类型，

应属于古代氐族的文化遗存。

根据俞伟超教授的推论以及《后汉书·西羌传》《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等史书的记载，众多学者都认同在西周时期，氐人和羌人共同杂居，

并以“西戎”为名，但他们各自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童恩正教授对石棺的分布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石棺葬在青海地区往南传播，

在川西高原(青藏高原东部)、藏东高山峡谷区(西藏)、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云南滇西北)等几个区域的分布最为广泛。

在这一区域范围内不同区域的石棺同样属于不同的民族集团，四川岷江上游的石棺多属氐族;大渡河－

青衣江流域的则属青衣羌和氂牛羌。

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的民族关系较为复杂，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张王种陈列传》中记载的就有筰都、白狼、槃木、唐菆、楼薄、汙衍等“百余国”。

但从族源上看，这些民族大部分都属氐羌族系。

三、大石墓文化———以濮系民族为主的文化特征

大石墓是以重达数吨的天然巨石作为墓壁和墓顶而形成的方形或长方形墓穴的墓葬形式，

大石墓在通常情况下规模要远大于石棺葬。

这一类墓葬方式一般为不同形状的多人合葬，多半为氏族的丛葬墓。

大石墓会用大小规格不同的石块堆砌四壁，再加上顶部的石板盖顶，内部分割成为多个空间，这种形式的大石墓又称为积石墓。

大石墓的分布地域与石棺葬相类似，

在中缅印交角区域内常见于云南西部的姚安黄牛山、祥云检村、弥渡石洞山、南涧、宾川、巍山、双江等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昆明、越嶲分布

情况基本吻合，区域内的大石墓遗存很可能是“嶲”人的文化遗存

。这批大石墓的年代大概是在战国时期，并呈现出从金沙江南部地区逐步往向北发展的趋势。

此区域的大石墓与川西南的文化遗存在墓葬构筑、年代、出土遗物等方面较为相似，

分布的地域相连。

从其文化特征看，大石墓的随葬品多为农业生产工具;丧葬习俗为合葬，

多为以氏族公社的族群组织;在祥云检村出土的铜编钟上有孔雀纹。

而孔雀一般出现在气候较为炎热的地方，依此推测大石墓的主人大概源于云南南部或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此外，

在弥渡大石墓发掘出了从未出现在“昆明”墓葬中的铜发饰。

由此可见，其主人有可能与“滇人”相同均为有发饰使用习惯的“椎髻”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中后期，大理祥云和弥渡仍存在少量多人合葬的大石墓，

但其随葬品已与“昆明人”的垂直洞土坑墓形式大同小异。

从其特征表现看，在此区域内生活的大石墓民族应当是与土著“昆明人”融合后，

广泛接纳了“昆明文化”因而并未被驱逐。

至此，可以肯定的是西汉中前期往东大量迁移的“昆明”人造成了金沙江南部地区大石墓民族的逐步消失。

大石墓民族中没有融入“昆明人”的部分因受到排挤而迁移到了永昌地区。

当我们将大石墓的分布地域与当时的行政区划相对比后发现，

大石墓的部分区域与越嶲郡的地理范围有重合的部分。

根据方国瑜先生的研究其辖境大概包括了今天安宁河流域与金沙江南北以四川西昌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中，

华坪、永胜、丽江、宁蒗、永仁等县、市包含在中缅印交角区范围内。

当前彝族居住的区域是大石墓广泛分布的区域，但彝族自古采用火葬且从不使用陶器，

这样看来彝族和大石墓文化之间应当并无联系。

然而从民族志的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彝族曾经与濮人有过一段共处与斗争的历史。在彝族先民进入凉山州时过着以畜牧为主的生活，

而“濮苏乌乌”则早已在那里经营农业过着定居的生活。

在此后的民族斗争中，彝族战胜了濮人，并将他们的土地占为己有。这一段历史在彝族广泛传播和使用的语言中也可见端倪，彝族对混乱的事物进行形容时会用“濮合诺合孜”进行描述，

翻译过来即“濮话彝话混杂不清”之意,这也算是对两个民族杂居历史的

印证。

大多数学者认同大石墓文化主人为濮人，

是沿澜沧江河谷进入滇西的一支南亚语系孟高棉民族,结合我国《汉书·地理志》的记载。

早期从我国东南沿海到当前越南北部地区曾广泛分布有“百越”族群，其西支被人们称作“锥越”或“骆越”，“骆越”西北和西面即今云贵川地区以及中南半岛中西部地区

，从先秦时期直到汉代都有不同类型的民族杂居，其中就有“濮”的一支。

后经考证表明汉朝时期生活在永昌郡的濮人在西汉和东汉时期分别被人们称作苞满、闽濮，此后又被人们称作躶濮、文面濮、赤口濮、折腰濮、黑僰濮等，

元朝后多被称为蒲蛮或蒲人。

此后，

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的佤、布朗、德昂等三个民族。

我们更加认同的是另一种观点，这里所指的濮人应为当时的邛都即后世一部分僚人的先民。在秦汉时期越嶲郡内

不仅生活着大量如:牦牛种羌人及其支系徙、莋都、叟族、僰族等氐羌系统的民族，也有不少百濮系统的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称为邛人。

“邛都”在最初的时候应当是一个地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之后便成为居住在这一区域的民族的统称，在跟随这些民族四处迁徙的过程中，

“邛人”“邛民”以及“邛都人”的称呼便传播开来。

因而，虽然同被称为“邛都人”，

但实际并不属同一来源，这些“邛都人”有的为百濮系统的民族，有的则为氐羌系统的民族。

由此可知，从地理分布上看，生活在安宁河两岸越嶲郡与大石墓文化重合部分的是属百濮系统民族的邛都人的主要聚居地，

未重合的部分则是属氐羌系统民族的邛都人主要生活的地域。

在中缅印交角区域，华坪、永胜、丽江、宁蒗等地的大石墓文化属氐羌民族系统的邛都人;而姚安、祥云、弥渡、南涧、宾川、巍山的大石墓文化则应该是百濮系统的民族在继续往南经

缅甸北部穿过巴特开山(Patkoi)山脉直至印度东北地区迁移的过程中留下的遗迹。

有肩石器与有段石锛———百越民族相互融合的文化

有肩石器也称双肩石器，器形扁而且宽，其肩将整个器型划分为上部和下部两个部分，因上

部有作为装柄的双肩，即称“有肩石器”，其中以石锛居多，也有少量的斧和铲，

日本学者多将其称为“有肩石斧”。

石锛为磨制石器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青铜器时代的重要生产工具。“有段石锛”是形式较为特殊的石锛，由于在石锛背部偏上位置有凹槽、横脊或台阶，

锛因此被划分成上部和下部，上部能够装柄,因而人们通常将其称作“有段石锛”。

和普通石锛相同，

有段石锛的形态为梯形或者是长方形，均为单面刃。

根据剖面特征和段部特征可以将有段石锛划分成弧背形、隆脊形、台阶形、有肩星以及凹槽形等形式。

中缅印交角区经常同时发掘出有段石锛以及有肩石器，

因而我们将两者放在一起论述。有肩石器广泛分布在我国的广西、广东、港台地区和云南，以及缅甸、印度、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孟加拉等国。

有段石锛则在中国的东部、南部沿海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和内陆的江西、云南等省份，

甚至在南美洲和南太平洋及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

两种石器的分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重合，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有肩石斧及有段石锛文化。有肩石器分属南北不同的系统，

广泛分布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有肩石器均归属于珠江三角洲文化系统。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有肩石器主要分布在珠三角的中心地带———广东地区，这一区域的有肩石器数量也最多，

因而将这一区域类型的有肩石器划分为珠江三角洲类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广东西樵山文化遗址。

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肩石器开始进入广西南部地区。

在云南大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并未出土有肩石器，表明在此出现有肩石器的时间较晚。

而在江川李家山、晋宁金砂山。以及石寨山的遗址中虽然发掘出少量有肩石器,但从其常与青铜镞存在的伴出关系看，

有肩石器在此出现的时限最晚已至青铜时代。

同时，在祥云检村、五指山、大理金梭岛和剑川海门口都有被称为“空首钺”的武器出土，其造型结构与有肩石斧非常相似，二者显然存在密切联系，

因而我们认为滇西地区仍然属于受有肩石斧影响的区域。

所以，从发现有肩石斧的区域、数量和年代来分析，源于珠江三角洲的有肩石器，从广西南部开始逐渐西移，

在此过程中对印度及中南半岛等多个地区和国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0—1983年，印度地质调查局(GSI)在对位于孟加拉平原两侧的特里普拉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

发现了广泛存在与印度东北地区的石斧。

从类型学上来说，发掘于阿萨姆邦的石器工具包括肩形、三角形、四边形的各种研磨石斧、磨石、杵和磨石(Sharma，1979)。

结语

而来自梅加拉亚邦加罗山的工具，从粗糙的片状工具到精细打磨的类型都有。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里普拉邦的石器特征与缅甸非常相似，

目前发现的特里普拉邦的史前记录印证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印度东北部和东南亚之间就存在文化联系，尽管有印度缅甸山脉的巨大障碍。

参考文献

1.贺圣达:《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2.史式、黄大受:《台湾先住民史》，九州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3.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民族出版社，

4.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