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僭位,强迫汉献帝禅让,自此继承大统,改国号为“魏”。一时间,许多自诩为“大汉忠臣”的士族,表示无法接受。
为此,曹丕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平定内部动荡,就连刘备与孙权为了争夺荆州大打出手,他都未曾出兵。
而巧合的是,就在曹丕称帝后的第二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并延续“汉”之国号,称自己受禅于“建安二十六年”。然而,刘备虽在“兴复汉室”,但北方的“汉室忠臣”却并未前去投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汉室忠臣”是个幌子
实际上,所谓的“汉室忠臣”只是一个借口。在魏蜀吴三国政权中,北方的士族集团反抗得最为激烈,因为曹操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措施,严重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
政治上,曹操实行“唯才是举”,打破士族垄断,无数寒门子弟只要有才,便能选拔为官。如此一来,士族在朝堂上的话语权大不如从前。同时,因为政治资源遭受了大幅削减,他们在地方上的垄断地位,也遭受了严峻挑战。
经济上,曹操鼓励生产,在北方各地实行屯田。过去,地方豪族凭借政治上的优势,侵吞、剥夺了许多土地。但在曹操的屯田制下,这些士族纵使能保住他们的财产,也无法随意扩张。
军事上,曹操又开始尝试都督制,用以统率不服从命令的士族部曲。过去,无数流民因为没有耕地,只能依附于士族之家;但曹操推行了屯田制后,他们有地可种,便有了生存的资本。所以,他们没必要再去依附士族。如此一来,士族拥有的军事力量不仅遭到了监管,且缺少了最重要的兵源补充。
士族的壮大,无疑会损害国家的进步。曹操推行这一系列政策,让北方在短时间内恢复了修养生息。反观北方士族,却因此而损失惨重。这么一来,他们自然不甘心曹氏凌驾在自己头上。
于是,这些北方士族经常在私底下暗搓搓地搞事情。如关羽征襄樊时,便有士族与之暗中勾连,相继在邺城、许都发动叛乱。但身为人臣,他们又没有理由光明正大地反抗曹氏的统治。毕竟,这些人能迎来安稳发展,离不开曹操的南征北战。
而曹操身上最大的一个“黑点”,那就是他的“汉贼”身份。为此,这些别有异心的北方士族,也伪装成“大汉忠臣”,与刘备集团暗中勾连。所以他们推翻“汉贼”是假,颠覆曹氏统治,恢复自身利益,才是真实目的。
蜀汉条件不如北方
当然,在这些“大汉忠臣”中,也存在着一些真正的忠臣。只是在他们看来,蜀国的条件,远远不如曹魏。原因很简单,蜀地虽然富庶,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其生活水平远不如中原。再加上刘备、诸葛亮常年发动战争,导致“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一些汉臣自然也不会前往蜀地。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之所以会成为“大汉忠臣”,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中带有一些坚持甚至执拗。对这些坚持正统观的人来说,蜀国民少地偏,不是地理上的正统。
而中原虽然被曹操占据,但在他们眼中,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一些人宁愿隐居深山,也不愿前往蜀国。
刘备的称帝之心
与小说中的仁君不同,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位枭雄,曹操、周瑜以及其他谋士都持此类看法。而一位枭雄,显然会让一些忠臣感到忌惮与疏远。尤其是刘备为了称帝,还杀了一些名士,许多人就不再主动前往了。
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而备锐意欲即真,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
反对刘备称帝的一些人,都曾遭到清算。雍茂地位不高,直接被刘备所杀;刘巴在东州士族中名望甚高,也遭到了冷落与敲打。刘巴晚年,“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俨然遭到了严重警告。
雍茂、刘巴的遭遇,让一些人直接打消了前往蜀国的计划。更何况,蜀国与中原相距甚远,“偷渡”过去要花费巨大代价,而刘备的行为又令人倍感失望。既然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这些“大汉忠臣”自然不会再费力折腾。
参考资料:《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