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区阳邑村人。1932年10月,加入我党领导的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
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1978年,安徽凤阳、四川蓬溪等地都已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但人民公社制度在整体上仍未动摇,当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称不准“包产到户”。
但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在中央高层中反复斡旋,对邓小平、胡耀邦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0年,杜润生建议胡耀邦将一封给陕西米脂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全党,作为中央放松“包产到户”限制的信号。
随后杜润生又推动了1980年“75号文件”的出台,确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此后,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和“三农”相关的“一号文件”。
杜润生由此被称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
农村改革,尤其是“包产到户”,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曾少了非议。而因为种种原因,全国也保留了一些没有执行包产到户的村庄。也总有一些人试图用这些“村庄”的成功来质疑包产到户政策的正确性。
而我想说的是,在执行包产到户政策前,中国的农民只是勉强度日。更是为了保证工业和城市发展,在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下,甚至有大量的农民温饱都不可得。但是包产到户后,农民在几十年里都不仅不再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负担,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稳定的“大后方”,让我们的改革进可攻、退可守。可以说,没有包产到户,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功!
今天,又有个别所谓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把自己标榜得“下谙民情、上体君心”,倚老卖老,哗众取宠,实际上不过是在张目和投机。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什么是中国的“大势”就是改革和开放!
而这些反对改革和开放的人,是必然要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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