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开元年间，唐朝的社会经济和国势都发展到了极盛阶段。

姚崇字元之，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卒于开元九年，

终年72岁。

姚崇一生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仕途生活，曾经三起三落。

唐玄宗即位以后，开元元年十月，姚崇第三次被召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于诸宰相之首，成了辅佐唐玄宗的首批宰相中的杰出的一位。

姚崇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

果断地辅佐玄宗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根除了唐中宗以来的许多弊政。

“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他从而被旧史誉为“善应变而成天下之务”的“救时之相”。

连任三朝宰相

姚崇，相继为武则天、唐睿宗和唐玄宗三朝的宰相，

亲身经历了自“武周”末年以来的中央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看到了朝廷内部因外戚、宦官干扰朝政而引起的政局多变这一混乱局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它既影响了朝廷内部文臣武将们的正常的升迁，也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

开元元年当唐玄宗决定任用姚崇为宰相的时候，他没有立即感谢皇帝的恩典。

反而向唐玄宗提出了著名的十条改革建议。

具体内容就是：“政先仁恕，不幸边功，法行自近，宦竖不与政，绝租赋外贡献，戚属不任台省，接大臣以礼，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绝道、佛营造，以禄、葬、阎、梁乱天下国家为戒。”

这十条建议，可以说是姚崇推行社会改革的纲领，

其中以政治改革为主体，也以政治改革为突破口。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姚崇的政治改革的基本情况。

被贬为申州刺史

第一，确定“宦坚不与政”“戚属不任台省”的原则，加强中央集权。开元初年，唐政权政治混乱，政局也动荡不安

。从武后末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主典禁兵。

为了争夺权利，他们还常常与朝官相勾结，竞相为乱。因此，政变事件频繁不断地发

生。

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至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七月止，

在短短的八、九年

间，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

面对这种政治局面，姚崇十分担心，坚决要求加以制止。早在唐睿宗统治时期，太平公主干预朝政。

宋王成器、岐王范、薛王业都掌握了国家的禁兵，威胁着中央政权。

姚崇联合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

结果昏庸的唐容宗非但没有听取姚崇、宋璟的建议，反而将姚崇贬为申州刺史。

这次上任宰相以后，姚崇没有首先考虑个人的得失，

再次向玄宗皇帝提出“戚属不任台省”的建议，以此来压制皇亲国戚的势力。

姚崇向唐玄宗劝谏道：两汉的外戚岳禄。王莽、阎显、梁翼专擅朝政，刮了刘家的天下，应该引以为戒；

而本朝中宗以来，韦皇后、太平公主祸乱相继，干扰朝纲，也应该作为深刻的教训。

为此，在开元初年，唐玄宗没有大封戚属。

据记载，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六仆卿等职，历史上称“仁皎不预朝，但厚自奉养，积子女财货而已”。

开元二年，唐玄宗还将可能危及皇权的儿介兄弟任命为外州刺史，

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州中政务由长史、司马所理。

这样使他们在内离开中央政权，在外又无大权，消除了隐患，稳定了统治。

除此以外，姚崇还设法限制功臣的权势，把一些高官势盛的功臣也贬到地方任刺史。

例如，宰相张说因“密乘车出入王家”，姚崇怕他与诸王串通一气谋变，故将他也贬到相州做刺史。通过以上的一系列的措施，

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保证了朝廷内部的政治稳定。

倡导立法有遵，执法从严的原则，主张以法治天下，反对滥施形成。开元初年，朝廷内部的政治稳定以后，姚崇大力推行法律制度。

在法制上，姚崇虽然主张以法治天下，

但他反对严刑酷吏所实行的那种过分的刑威，反对那种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刑法。

唐武则天统治时期，任用了一批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结果搞了许多的冤案和假案。

姚崇在武则天朝任宰相期间，就曾奏请武则天注意这一情况

，他说：

“自垂拱以来，被售身死破家者，皆是枉告白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

姚危言意诚屡地向武则天启奏说：今日以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内外官更无反逆者。装反逆者实，臣请受知而不报之罪。

他以全家人的性命来反对严酷之法。

唐玄宗即位后，姚崇将“政先仁恕”作为十条建议中的第一条推荐给乡宗，希望他以仁义治天下，

主张创造一个相对宽容的、和谐的政治环境

。反对严刑峻法，提倡宽容和谐，不等于不要法律。

相反姚崇认为正常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认为法律是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根本

。姚崇主张立法必须依保护民益为宗旨，执法必须从亲近的人开始，这样才能起到实际效果。

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

，直接危害百姓的利益，御史对他的违法行为提出了弹劾，王仙童将依法治罪。

可是薛王李业替他辩护，还请求玄宗皇帝给予从宽处理，

唐玄宗也念亲情，将此案交结紫微、黄门处理，并示意要从轻处理。

姚崇知道后上奏皇帝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枉，不可纵容。”

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样既处理了王仙童，也使得一些贵戚不敢侵犯百姓的利益，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

主张“量才录用、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大力整顿吏治。在玄宗的大力支持下，姚崇果断地整顿吏治，

要求官吏必须廉洁自爱，为政公平，选拔任用了一批真才实学的官员。

他选拔官员，尤其注重才能，否则“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姚崇对张九龄提出的“用人当才，

为政大体”的建议十分赞赏，按照这个原则，注意在地方官中选拔使用一批官员。

对新选拔官员，姚崇不仅定期整顿、定期轮换，而且还重视对他们进行教育。

他告诫官吏要“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

做官要清明，他说：“内涵虚心，外分朗鉴，万物不可以匿作，众象无得以逃形。”不仅平时要加强自身修养，廉洁自爱，而且还必须公平

，要“不差毫厘，使错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

根据自己的体会，姚崇向亡员们提出了做亡必须遵循的五条原则，即《五诫》，

为官吏们提供了必需遵守的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为开元年间的政治清明奠定了基础。

而对那些靠亲朋故旧关照，毫无真才实学的官吏，姚崇是坚决不提拔，不使用。

开元二年，申王成义试图通过一个非正常的途径提拔他的府铼事阎楚珪为参军，唐玄宗对此事已经基本同意。

与此同时，宁王宪请求为姻亲薛嗣先授，接着是王皇后的同族，唐玄宗的“藩邸故吏”王仁琛也希望提升，

一时间，说情请托之风盛行，姚崇认为这样会破坏正常的吏治秩序，于是坚决反对。

姚崇与宰相卢怀慎上奏道：

“臣窃以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

由于姚崇的极力反对和据理力争，使唐玄宗坚定了整顿吏治的决心，

扭转了开元年间不良的政治风气，开创了“量才录用，任人唯贤”的新局面

。

姚崇在开元年间就任宰相期间，在中央集权的加强、以法治天下和吏治整顿方面，做了许多的努力，革除了种种政治弊病，

开创了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

敢在皇帝面前谈迷信

历史事实也证明，开元后期，由于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政治上昏暗腐败，最终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

从反面证明了姚崇政治改革的作用是巨大的。

姚崇的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方上做，所以他比较了解人民的疾苦。开元初年，姚崇第三次就任宰相以后，

他以通变实用的观点来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特别是在处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上，

姚崇极力主张或“违经合道”，或“反道而适权”，都必须以保民为民为原则。

姚崇在开元初年推行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是与姚崇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实用通变的政治观是分不开的。

有一次唐玄宗准备东巡洛阳，恰好存放上皇牌位的太庙自然倒塌了一部分，玄宗与诸大臣都惊恐不已。玄宗问宋璟等人这是什么缘故？

宋璟等人回答说这是天意，是神灵告诫皇上不要东巡洛阳。

玄宗又问姚崇，

姚崇没有从神、从天意的角度去解释太庙倒塌的原因，却考证了太庙殿的建筑历史。

原来太庙殿为前秦王苻坚时所造，经历隋朝至今，已经时间久远了，砖木腐朽以后自然倒塌。他对玄宗说：

“山有朽坏，尚不免崩”，何况房屋呢？太庙的倒塌与皇上的东巡，仅仅是偶然的巧合，不是什么神灵的明诫。

从中可以略见姚崇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一斑了

。另外，从姚崇的疑佛、灭佛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姚崇的唯物主义观念的雏形。

姚崇认为，信佛拜佛不是人们延长生命的武器，也不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工具。

另外，梁武帝大建佛教寺院，提倡佛学，

而且三次舍身同泰寺，尽管如此，也没有能够挽救国家灭亡的命运。

近朝的太平公主、武三思、韦太后等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都没有能够避免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因此，信佛、拜佛是没有必要的，姚崇要求教徒们灭佛还俗，自觉投入社会生产活动。

结语

在姚崇不懈努力的改革过程中，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空前繁荣。

因此，可以说是姚崇的社会改革措施，直接推动了开元盛世历史局面的到来。

姚崇的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开元年间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