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8年的一天，一份前线的战报被放上了毛主席的案头，在这份电报中除了汇报战役情况外，还向毛主席汇报了蒋介石心腹康泽被俘，并询问该如何处理。

毛主席在看到康泽被俘的消息后，不由得想起曾康泽曾对共产党、进步人士乃至平民百姓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在思虑良久后，毛主席还是下令道：

“不能杀，立即送到我这里来......”

对于康泽，毛主席曾言

“不能饶恕”

，为何在其被俘后，毛主席却下令不能杀呢？故事还得从康泽的人生路开始说起......

蒋介石心腹

众所周知，蒋介石有两大心腹：一个是戴笠，另一个是康泽，作为国民党情报头目，戴笠早已广为人知，而康泽的情况世人却知之甚少。

要知道无论是出身还是资历（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康泽在国民党中都不算突出，甚至可以说十分平庸，可就是这样“资质平平”的康泽，为何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且能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爪牙呢？

1904年农历七月初，康泽出生于四川安岳县双龙铺山坳里的一个普通村民家，在他7岁时，父亲病故，家里便靠着母亲常年手工纺织维持生活，康泽读书十分刻苦，中学时学习成绩连年皆名列前茅。

因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康泽便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泽中学毕业后，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岛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便跃跃欲试，前去投考，1925年，康泽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也是在那时，康泽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学习勤奋刻苦，哪怕是到节假日他也不会外出游逛，而是坐在教室里继续学习。

在一个星期日的时候，康泽如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坐在教室聚精会神地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突然他听到有脚步声传来，转头一看，只见是校长蒋介石在教官的陪同下走进了教室，康泽见状立即放下手中的笔起身，蒋介石则径直走到康泽面前，拿起他的笔记本翻了翻，随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不休息？”

不等康泽说话，站在一旁的教官便说道：“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

蒋介石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满意地点了点头，自那时起，康泽便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后来，康泽又参加了国民党右派学生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也使得康泽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康泽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在蒋介石的推荐下，他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

1927年10月，康泽回国后，在蒋介石的任命下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不久后改任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早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康泽就不认同马列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为此，

他在“反共”这件事上做的是得心应手，因此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信任。

此后的日子里，蒋介石对康泽颇为重用，而真正让康泽成为蒋介石心腹的一大原因，正是复兴社的成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各阶层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震撼了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核心，一时间，蒋介石惶恐不安，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考虑怎样组织军队和民众一同抗日，而是

为了牢牢抓稳政权，他决定搞一个“新花样”。

为此，蒋介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他召集了康泽、贺衷寒等10余名心腹开会，在开会时，蒋介石唉声叹气道：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想，我们要有苏联的那种‘格柏乌’（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就好了。”

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很快，国民党所谓的“格柏乌”在康泽、贺衷寒等人的负责下组织了起来，关于组织的名称，贺衷寒提议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当他们二人将名字递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选用了“复兴社”，并写下了“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作为“复兴社”的政治纲领。

然而这一政治纲领对于“复兴社”而言，只是口头说说而已，1932年，在复兴社成立一个月后，蒋介石又拟定了宣传口号：

“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据康泽回忆：

“......复兴社的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

“复兴社”在成立后，被分为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另一支是戴笠的“特务处”系统。

在这其中被世人所熟知的是日后发展为臭名昭著的“军统”的“特务处”，而康泽所负责的“别动队”与“军统”比起来也不容小觑，“别动队”不仅欠下了不少血债，更是与共产党有着血海深仇。

1933年，蒋介石为了反共，在“别动队”特意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专门培训反共下级军官，蒋介石自任校长的同时，还任命康泽为班主任，在康泽的培训下，很快，训练班便形成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特务组织。

当时“别动队”直接受蒋介石指挥，其主要执行的任务就是划分为若干小分队，深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对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进行镇压。

虽然“别动队”人数不多，但他们各个接受过反共理论的教育和训练，个个穷凶极恶，可谓是破坏力极大，他们到任何一处都会大肆污蔑共产党，并在反动势力的配合下，四处抓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逮捕后他们会进行秘密审讯，然后杀人，此举摧毁了不少中共的地下组织。

在康泽的带领下“别动队”的每次行动都深得蒋介石满意，为此，蒋介石还曾下令：

“为保证别动队员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

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康泽以及“别动队”的重用，而在蒋介石的重视下，康泽更是成了一个活脱脱的职业刽子手，他不仅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红军亲属和无辜群众，他还设立“无人区”，将数以万计的村民赶出村庄去，并规定任何一家要证明自己是“良民”身份必须找四家作担保，并保证不“通敌”，“若有敌情”不举报者，枪毙灭门

。

渐渐地，“别动队”所到之处万户萧条，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在短短两三年内就变成了没有男人的县城。

而蒋介石与康泽所做的一切，都被毛主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毛主席提起康泽时曾说：

“苏区覆灭的两大主凶，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

被俘

康泽的风头无两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谈判之际，全国上下一片反特务的呼声，迫于无奈，蒋介石不得不把自己的心腹康泽送往国外工作。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年初，康泽返回国内，虽然康泽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但是蒋介石对他依旧十分信任，在康泽回国后不久，他就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不久后又当选了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8年，解放军已经在全国各个战场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转入了大反攻，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展开大决战。

刘、邓主力大军由大别山转至中原后，着眼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经过精心策划，决定首战在襄樊进行。

襄樊一带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国民党不断失利的情况下，蒋介石毅然决定委任从未带兵打过仗的康泽为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看来，虽然康泽没有带兵打过仗，但是他是自己的心腹，值得信任，若是委派别人他实在放心不下。

面对蒋介石的重用，康泽欣然领命，但是自他抵达襄樊的那一天起，就从未有片刻是放松的。

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开始进行反攻，大战迫在眉睫，眼见国民党在解放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下一次次失利，康泽每日惶恐不安，部下为了让康泽可以缓解焦虑的心情，便提出提前为康泽庆祝44岁的生日，希望借此机会使其精神振奋。

面对部下的提议，康泽起先是不愿意的，他深知战场形势吃紧，但在部下的再三劝阻下，康泽也就半推半就了，并要求不要太过张扬，只和几个心腹小聚一下便可。

但在过生日当天，康泽还是抵挡不住部下们的奉承，于是他又大摆了宴席，并请戏班来为他唱戏，然而就在大家都兴高采烈时，有人来报：

“共军攻打老河口，战事激烈，不像共军的小部队。”

康泽听后过生日的兴致全无，生日宴席也只能草草收场，眼看着人民解放军压境，康泽立即找到副司令官郭勋祺和绥靖区作战、情报处长商讨对策。

在商讨对策的时候，康泽的心腹深知康泽不善指挥大战，便婉言献策，建议组织前敌指挥所，让副司令官郭勋祺任前敌指挥，司令官可以寻找时机突围。

听闻此建议，康泽却摇头说道：

“我一切听命于总统，决不擅离职守。”

就这样，国民党为了鼓舞士气，甚至还大肆宣传道：

“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

自7月9日至13日夜，解放军取得一连串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康泽见形势不妙，急令施放黄磷弹，并烧毁樊城北面大片民房，妄图阻止解放军攻击襄阳城，同时向蒋介石和白崇禧告急求援。

蒋介石、白崇禧在接到求援后，立即电令康泽：

“当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务必固守到7月22日。”

康泽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跑回襄阳，固守待援，自此，襄阳城直接暴露在解放军攻击锋芒之下。

7月15日，王近山接到了准时攻打襄阳的命令，当晚八点三十分钟，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攻城战斗打响，经通宵激战，16日上午，解放军已完成控制了襄阳城。

攻城部队会师后，包围了第十五绥靖司令部，就在此时，

刘伯承司令员考虑到康泽曾犯下“滔天罪行”，当即致电王近山下令道：“康泽只能活捉，不能击毙，要活的！”

很快，“活捉康泽”的口号，便在六纵传播开来，王近山也开始指挥部队开始最后的攻击，当解放军战士冲进碉堡最里面时，只见康泽卧倒在地，身体右侧被火烧伤，但伤势不重。

就这样，康泽被押到了六纵司令部，康泽在见到王近山司令员的第一句话便是：“贵部有医生没有？我不会残废吧？”

王近山原本担心他会自杀，但一听他担心自己残废，便哈哈大笑道：“我们会尽心给你治，残废不了。”

而康泽此举也让王近山等人见识到蒋介石的心腹信誓旦旦地“不成功便成仁”的含金量了。

康泽被俘后，如何处理成为了一大难题，当毛主席收到前线发来的电报，得知康泽被活捉后，毛主席十分重视，他当即给刘伯承、邓小平发去电报：

“不能杀，立即送到我这里来，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康泽作为蒋介石最欣赏的心腹，襄阳失守后，蒋介石认为康泽定会与襄阳“共存亡”，他也早已认定康泽已死，而这又应该是最好的“烈士”样板，国民党还对外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将军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

可惜，“康泽殉难”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在康泽被捕后不久，中共新华社广播电台向中外宣布：

“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之役中被俘。”

这一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国民党营垒之中，蒋介石大为震惊的同时，也十分狼狈不堪。

改造

康泽在被俘后一度消沉，他深知自己手上沾满了无数共产党的血，与共产党有着血海深仇，他也从未想过自己落到共产党手里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令康泽没想到的是，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反共二十余年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中共不仅没有下令把他处死，而是将优待俘虏的政策进行到底，在被关进功德林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还给他治伤治病，在此期间，刘伯承元帅还亲自接见了他，并推心置腹地同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康泽毛主席在过去曾经说过：“......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可康泽被俘后，毛主席却并没有下令杀他，对于此事也有许多人十分不解。直到1956年，毛主席在著作《论十大关系》才给出了答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这样写道：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原本对蒋介石极为信服且崇拜的康泽，在毛主席的宽容政策和共产党的改造下，也彻底认清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他的思想也慢慢开始了转变，他不仅主动向解放军干部索要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认真阅读，并写下了不少“自省录”，后来，又陆续写了《复兴社回忆录》等罪行交代材料，康泽写得认罪交代材料数量众多，在功德林里几乎是首屈一指。

当得知康泽的态度有所转变后，毛主席还曾点名看了他的认罪材料，在看完后，毛主席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并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说道：

“康泽交罪交的彻底，认罪认得深刻，改造好一个特务头子的意义，不亚于改造好一个末代皇帝......”

1963年4月9日，康泽获得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当他双手接过那张宝贵的“特赦通知书”时，泪水早已盈满眼眶。

被特赦后，康泽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在见到前来为自己祝贺的沈醉时，他感慨万千地说道：

“想不到自己罪孽如此深重，竟能被特赦。共产党的胸襟是何等宽广啊！”

不久后，康泽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在这一岗位上，康泽除了审阅稿件外，他还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等回忆文章，记载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材料。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确高明且高瞻远瞩，康泽在改造初期，还对蒋介石十分信服，但在共产党的改造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特赦后，他更是竭尽所能，为祖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而这一切都远比直接处决一个国民党战犯的意义要更加深远。

1967年，康泽因旧病复发去世，终年68岁。

纵观康泽的一生，他前半生竭力效忠于蒋介石，做了他忠实的“屠夫”，被俘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宽大处理下，他反省到了自己的错误，重获了新生，想必在他走到生命尽头的那一刻，应该是感到幸福和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