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秦助魏伐楚事件缘由

《史记·年表六》中载：政王十二年，秦发四郡之兵助魏伐楚。

同表“魏列”载：魏景湣王八年，秦助我击楚。

同表“楚列”载：楚幽王三年，秦、魏击我。

《史记·楚世家》中载：幽王三年，秦、魏伐楚。

这一年是公元前235年，距离秦国兼并魏国还有十一年，兼并楚国还有十二年。可说是秦国兼并魏国前夕。

但如此重大事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魏世家》中却不见记载。此事是否真的发生，令人生疑。流传下来的《战国策》等历史文献，同样也不见记载和蛛丝马迹。

联想到政王十二年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大事件来看，因秦欲一并天下的大势，魏国和楚国皆是同病相怜的角色，他们之间还会发生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魏国不顾一切去进攻楚国，还要拉来秦国一同击楚呢？而秦国到这时候还会去助魏国击楚呢？这样一联想，此事就更令人疑窦丛生，所以诸多研究学者在研究《史记》时，对此均视而不见，无法解说。甚至有人怀疑，此事是不是太史公写错了。

然而，公元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策家书》第二十五篇的内容，记载了这一事件：秦使辛梧据梁，合秦梁而攻楚。李园忧之。兵未出，谓辛梧曰：以秦之强，有梁之劲，东面而伐楚。……梁兵果六月乃出。

这份出土的史料，再对照《史记》中的记载，无疑也就证明，这一年秦国发四郡之军助魏伐楚的事情也就是一件真实可信的史实。

此事既然真实，那么此时都已经到了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了，秦国还会去助魏伐楚，魏国和楚国还发生了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冲突，这又如何来理解呢？这就要将距离此事前几年中，楚国和魏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结合起来考察。

这一年是楚幽王三年。首先，我们来看楚国在这一年的前后发生了什么大的历史事件。楚国最大的历史事件无疑就是此时是楚幽王在位，也就是四年前，楚考烈王逝，楚幽王继位，李园刺杀春申君，成功独揽了监国之权。按理说，李园杀春申君，楚国发生君王更替，应该也与魏国并没有什么关联，为何此事就与魏国结下了深仇大恨呢？

再来看魏国与楚国有关联的事情。尤其是联想到就在六年（公元前241年）前，春申君主导楚国，发动了一场楚、魏、韩、赵、卫五国合纵抗击秦国，而这次五国合纵抗秦，就是为了帮助刚刚继位一年的魏景湣王，抵抗秦国的进攻，因为就在魏景湣王继位元年，秦国出动大军一举攻克了魏国的酸枣等二十城，设立了东郡。可见此时，魏国同秦国的敌意有多深。而第二年春申君发动五国合纵抗秦，就是帮助魏国摆脱秦国的进攻。这次五国合纵，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战果，秦国仍然占领着魏国的二十城。但不管怎么样，秦国没有再发动新的攻击。由此可知，魏国因此而对楚国和春申君要表示感激，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二年之后，楚考烈王薨逝，春申君被李园刺杀。这一严重事件会是楚国、魏国反目成仇的缘由吗？

一般而言，魏国即使对李园刺杀春申君这个救难恩人深怀感激之情，当楚国已经发生如此严重事态，魏国似乎也没有必要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魏国即使对李园刺杀春申君严重不满，也不至于要发动战争，而且还邀来秦国一同出兵，这简直就是势不两立、死磕的节奏。换个角度可以说，魏国拉来秦国做战略伙伴，与秦国就是化敌为友了；而与楚国作战，就是化友为敌。这个变化之大，确实让人不好接受和理解。但如果说，此时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的儿子，正是他主导了这一重大转变和事件，那么这一切就都可以理解和接受了。说什么？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的儿子？有什么依据？该不是胡说八道，瞎编的吧。绝对不是！这是有证据的。

《战国策·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文中朱英劝说春申君提防李园的那段话：“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为相，实楚王也。五子皆相诸侯。今王疾甚…”。说春申君“五子皆相诸侯”这句话并非完全的虚构，应该是有真实的所指。春申君借楚考烈王的无原则的信任和支持，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是做出了很多的事情。让自己的儿子，去到其他诸侯国担任高官厚爵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某个诸侯国出于对楚国的帮助表示感激，和继续拉拢楚国做自己的坚强后盾，抵抗秦国，与楚国结成更加紧密关系的结盟，从而邀请春申君子来担任相国，更是非常明智之举。当然说他“五子皆相诸侯”也许是有夸大的成分，但不能断然否定他有个别儿子在诸侯间担任相国之职的可能。

如果哪怕是有一个儿子在诸侯担任相国之职，那么春申君子能担任相国的诸侯国，其最大的可能无疑就是魏国。一则楚、魏两国是邻国；二则是春申君发动五国合纵就是为了帮助魏国抵抗秦国，所以魏国投桃报李，委任春申君子担任相国就是最为合理的事情。

在这里，还有必要更进一步的指出，春申君子担任魏国相国还在其发动五国合纵之前，换言之，春申君鼓动五国合纵，就是因为其子在魏国担任相国，为了帮助魏国，也是为帮助其子在魏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和提升。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依据的。

《战国策·卷十八·赵一·或谓皮相国》载：或谓皮相国：“魏杀吕辽而卫兵，亡其北阳而梁危。河间封不定而赵危，文信不得志，三晋倍忧也。今魏耻未灭，赵患又起，文信侯之忧大矣。齐不从，三晋之心疑矣。忧大者不计而构，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构，不待割而成，秦从楚、魏攻齐，独吞赵，齐、赵必俱亡矣。”

译成今文：有人对（赵国）皮相国说：“魏国杀了吕辽而被（秦）兵包围了，（魏国）失去了北阳而陷于危急之中。（赵国给文信侯的）河间封地至今还没有落实，文信侯没有得志（得到河间封地），赵、魏、韩三国都更加陷于被动和忧虑之中。现在魏国的国耻还没有消除，赵国的祸患又来了，文信侯加在天下诸侯身上的祸害真是大啊！齐国不参加合纵，赵、魏、韩的担忧和疑心就会很大。十分担忧和害怕的诸侯就会采取不计后果的行动；（对合纵成功）有疑心、不相信的诸侯必然就会赶紧去向秦国示好求饶，侍奉秦国。（现在）秦国和魏国的关系，也可以不需要再谈割地就能结盟。秦国跟从魏国、楚国来进攻齐国，吞并赵国，齐国、赵国必定就都会灭亡。”

这段话无疑是魏国的使者或什么人去劝说赵国来参加楚国、魏国举办的合纵抗秦时说出的话，话里充满了恫吓之意味。我们先不讨论文信侯与赵国、燕国之间发生的河间封地的故事。为何此人要如此威胁赵国？

春申君和其子发动合纵抗秦，自然要派人去邀请赵国参加，而且《史记》也明确记载了在魏景湣王元年，赵国相国和魏国相国会盟于柯。

然而，赵国这次参加合纵，一开始是并不情愿参加的。为何呢？就因为此时在位的赵悼襄王自继位后，在甘罗的劝说下，采取了和秦伐燕的国策，一连二三年都在伐燕的战事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就在这一年，还俘虏了燕国的相国据辛。所以赵王此时一门心思就是和秦伐燕，根本不愿意又因为参加合纵而得罪秦国文信侯，中断自己的伐燕大计。

所以，《战国策》这段话中，这个游说者为了能逼迫赵悼襄王放弃和秦伐燕的基本国策，转而参加到合纵抗秦，强硬地说出了这么一段明显带有严重威胁意味的话来。如果赵国不参加合纵，那么魏国这个对秦国“忧大者”干脆就转而去同秦国结盟，而且是拉着楚国一道与秦国结盟，共同讨伐齐国、赵国，那样的话，齐国、赵国都有亡国的可能。

我们不能对《战国策》中诸多的记载由于其没有说明出处和原委，难以理解，就说《战国策》是策士们杜撰和编造的。其实大部分是有其出处的，有其时代背景和场景，只是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已。有些记载，则只要认真分析，还是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管中窥豹，了解其本意和还原对话场景，转而又不失为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文字注释。这是《战国策》最大的历史研究价值所在。

那么又是谁能说出如此带有胁迫意味的话来，而且还能让赵国相信魏国、楚国会成为一致行动人呢？如果此刻担任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子，那么春申君父子联手发动合纵的情形下，这就意味着魏国与楚国就是一致行动人，而且这种同盟是情同父子。在此情形逼迫之下，赵国也就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和秦伐燕大计，转而来参加合纵抗秦，虽然是迫不得已，但也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

事实也的确是如此。

反过来讲，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春申君子，即便是其他人担任魏国的相国，甚至就是魏王自己，对赵国说什么魏、楚一致联合秦国，也未必就能让赵悼襄王和赵国朝廷相信此种威胁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能起到那么大的效力，能让赵国彻底改变自己的国策大计。所以说，其实在春申君发动五国合纵之前，其子就在魏国担任了相国。而去劝说赵国参加合纵的就是担任魏相的春申君子。

再从魏国当时的情形来看，魏国选择委任春申君子担任相国，无疑也是一个非常明智之举。自从信陵君五国合纵失败，魏国与秦国无疑也就结下了深仇大恨，魏国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而魏安晳王和其后继位的魏景湣王既然不愿意让信陵君掌权，要限制和弃用信陵君，那么其去争取其他诸侯的支持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地处其身后、实力又非常强大的楚国，无疑就是魏国积极拉拢的最好对象。而此时，以春申君在楚国朝廷中的地位，魏王父子不得不全力巴结。公元前243年，魏安晳王和信陵君又于同一年去世，魏景湣王继位，而且那二年天下大旱，秦国遭受了自河东而来的蝗灾，那么魏国也一定深受旱灾和蝗灾的影响，魏景湣王为得到楚国的支持和支援，请来春申君子担任相国，无疑也就是他的明智选择。

除了魏国，也许春申君还有其他的儿子在楚国的臣服附庸国也担任着相国一职（或是接近于相国职权的上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由此而有了朱英所说的“五子皆相诸侯”。

通过以上史料的分析，说春申君子担任魏国的相国，应该就不是什么子虚乌有、捕风捉影的事情，而应当是真实可信的事情。这也就为解释为何魏国一定要去征讨楚国李园，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既然春申君子担任着魏国的相国，为何不在李园刺杀春申君当年兴兵报仇，而是要等到三年后呢？

其原因主要就是那几年天下大事频发，尤其是秦国也是大事频发，魏国牵涉其中，短时间要应付来自秦国的威胁，根本无暇向楚国发动进攻。具体的事情经过如下：

春申君被刺的那一年还又是秦王政亲政的同年。在秦王政亲政前，嫪毐在秦国的势力如日中天，这就给了一些目光短视者以错觉，以为只要在秦国同嫪毐攀上亲密关系，就能同秦国攀上友善结盟的关系。这个短视者恰恰又是魏国的当权者。

《战国策·卷二十五·魏四·秦攻魏急》载：秦攻魏急，或谓魏王曰：“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能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今王亡地数百里，亡城数十，而国患不解，是王弃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强也，天下无敌，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质秦，王又能死而弗能弃之，此重过也。今王能用臣之计，亏地不足以伤国，卑体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报。”

“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攻；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

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这个直接劝说魏王的人，在对秦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上出现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虽然《战国策》没有记载说了这段话之后，魏国是否就这么去拉拢嫪毐，搭上嫪毐这条线。但从此后秦魏之间接连发生的二件事情，可以找到答案。

一是就在秦王亲政这一年，秦国先于秦王政亲政前发兵攻占了魏国的垣、蒲阳二城。接着秦王政亲政，嫪毐发动叛乱，身亡。秦国又于年底再次发兵攻占魏国的衍城。要知道当时秦国政局不稳，秦王政也是一心清理嫪毐等叛乱集团，是根本不愿意对外用兵的。但仍然对魏国接连发动进攻，可见秦国当时对魏国是多么愤恨！结合上述那段对话，应该就是魏王君臣在处理秦国的关系时勾结嫪毐，找错了对象，触怒了亲政的秦王政，才招来秦国连串的进攻。估计这二次秦伐魏，就是为了惩戒魏国勾结嫪毐！如果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子，也许劝说魏国拉拢嫪毐的就是他！这样一来，魏国接连遭受秦国的侵犯，又怎么还能出兵向楚国发起进攻、声讨李园呢？

二是接着第二年，吕不韦被免职。秦王政邀请赵王和齐王到咸阳相聚言欢。这件事，无疑又是当时天下最为瞩目和引起关注的大事。可是魏国却被排除在外，可以想见魏王君臣有多么提心吊胆，自然也不敢出兵进犯楚国。

接连发生的这些事情，无疑耽误了春申君子的报仇计划。而与此同时，李园也在楚国彻底站稳了脚跟，彻底窃取了楚国的朝权。而且从实力上来讲，此时的魏国接连丧师失地，实力已经很弱，单靠自己一国之力，去向楚国发动进攻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春申君子，也不得不忍气吞声，继续等待时机。

随即而来的新的一年，赵王见秦国接连内乱，秦王政刚亲政，主要心思都放在稳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认定秦国不会来干预诸侯事务，于是赵国悍然举兵进攻燕国，赵军一度围攻燕国都城。眼看燕国就要被赵国兼并之际，秦国突然又出兵进攻赵国，夺去了赵国橑阳、阏与、邺城等九城。赵悼襄王又气又急，一命呜呼！赵国、燕国、秦国之间的这场三国大战，无疑又是令天下震惊！

震惊之余，魏国却来邀请秦国助自己征讨楚国李园。春申君子为何作如此想呢？秦国为何又答应了呢？且看下文。

既然此时魏国的相国是春申君子，对他而言，魏国与秦国的仇恨，从他个人来讲，并不是放不下的事情；对他个人而言，与李园的杀父之仇，才是他心心念念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如何向楚国李园复仇，就成了春申君子最执着的愿望！之所以去邀请秦国，是因为此时的秦王政又因一连串的事变，将自己打扮成了替天下维持公平、稳定的正义形象，而迷住了魏国君臣的眼睛，对秦国产生了幻想。

春申君的五国合纵失败后，秦国发生了公子成矫的叛乱，但此次叛乱很快被平息了。在此事件冲击下，秦太后一方面怂恿其情夫嫪毐更加疯狂地攫取私利，加封其为长信侯，享有朝议最高的决策权，又将山阳赏赐给他做食邑，接着又将整个太原郡都赏赐给他做“毐国”。见嫪毐取得了这么多的利益，太后也不得不还政给秦王政，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终于亲政，取得了朝政大权。接着就是嫪毐发动叛乱，被镇压。这一连串的事变，将秦国的空虚和内部矛盾暴露了出来，秦王政不得不致力于稳定其国内统治，树立其权威，找借口将吕不韦免职，放逐去了封地。吕不韦的失势，对天下诸侯来讲，自是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事情。放逐了吕不韦，这也为秦王政缓和秦国与其他诸侯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好的契机。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秦王政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动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来改变和树立起了其个人的良好形象。

一是秦王政邀请赵王和齐王到秦国来相聚，为他亲政站台助威，秦国暂时停止了对外扩张。这次三王在咸阳相会，应该算是当时天下的一件非常引人瞩目的大事，而从此后的变化来看，这次三王相会，纯属把酒言欢，根本没有谋划结盟、战争之类的阴谋诡计。

二是秦王政朝廷因察觉郑国修渠是韩国的疲秦计而颁发的逐客令，其根本原因就是此时的秦王政主要心思就是放在清理其内政上，力图将公子成矫、嫪毐、吕不韦等遗留下来的势力予以清除，或降服为其所用。李斯上的《谏逐客令》一书，又为秦王政提供了恩威并施的契机，秦王政在处理这件突发事件上，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政治智慧和手段。既平复了宗室权贵对客卿的怨恨，又将客卿们收拾得服服帖帖。还继续任用郑国修筑水渠。内外也赢得了交口称赞。

三是秦王政接受茅焦劝说，接回太后回咸阳侍亲孝养，这件事也是改变和树立秦王政良好形象的重要促成因素。

四是由此，一代奇人尉缭进入秦国，为秦王政所用。按照尉缭的谋略，秦国本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继续积蓄力量后，才会重启兼并扩张的战略。秦国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休养生息时期。

但在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见秦国连续动乱，秦王政无意于天下，认为是其继续兼并燕国的大好时机，这年底发动了对燕国的大规模战争，围攻燕国都城。就在赵国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秦王政接受了尉缭、李斯等人的建议，突然出兵攻占了赵国橑阳、阏与、安阳、邺城等九城，赵悼襄王又气又急，忧愤而亡。在这件事情上，秦国将自己再次打扮成了稳定天下大势，制止战争、帮助弱国、匡扶正义的王者之师形象。可能很多人对此并不以为然。但要知道，秦王政和秦国朝廷，或者说秦国其实一直也都在维护自己的形象，并不愿意以暴政的形象示人。相反，还总是将自己打扮成正义之师。这在秦王政统一后的朝会上，说到自己为何一统天下时，他细数各诸侯如何背秦，导致他不得不出兵逐一兼并各诸侯国，这番话虽是出于他的辩解，但其意也是表明自己是出于理性和仁义道德。换句话来讲，秦国是非常善于掩饰自己的真正面目，表面上还是注意用高大、正面的光面堂皇的理由和说词，来给自己编造光环而具有欺骗性。秦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强硬和霸道地说，就是要凭借实力来兼并天下，而处处是以王者之师的形象示人。在秦王政、李斯、尉缭等精英团队的操弄下，秦国此时的形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的。而这次伐赵救燕，无疑就是又成了秦国树立其形象的一个真实事例。

李园刺杀春申君，在当时天下人看来就是一场阴谋，春申君是死得非常冤屈的。春申君子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请秦国出兵讨伐李园的。

对于秦国来讲，利用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挑起或助长他们之间争斗，以达到相互削弱，以利于今后秦国对他们各个击破，逐个兼并的战略目标，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事，谁不会乐见其成呢？至于说为春申君报仇，讨伐李园，伸张正义，则是秦国求之不得的最好的借口而已。

这就是发生在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秦发四郡之兵助魏征伐楚国李园的故事和背景。

当然，面对秦、魏联军来伐，李园也不会束手待毙。不用说，李园也会组织楚国朝廷派军迎战。另一方面，李园不知为何知晓当年秦庄襄王、吕不韦派井忌帅秦军助赵国征伐燕国一事，尔后，燕国派使臣蔡鸟去秦国用许诺河间十城给吕不韦作封地，不但成功地拆散了秦赵联盟，秦国还突然发兵偷袭太原郡，夺去了赵国太原三十七城，导致井忌被赵驱逐回秦国，最后屈死的事。李园巧妙地用此事件，来劝说这次秦国的主将辛梧，其意就是明示辛梧不要做第二个井忌，最后落个身死名亡的下场。不用说，辛梧自然也就明白这助魏伐楚，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统领的秦军出工不出力，装模作样，秦魏联军又怎能取胜呢？所以六个月后，魏军也败退而归。

这一事件，显然加深了魏、楚两国的矛盾，天下诸侯分崩离析的现状，毫无遮掩地呈现在秦国面前。于是，之后的秦国毫无顾忌地不断发动对赵、韩、燕、魏、楚等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对诸侯各个击破，终达一统天下。

为何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没有直接说明和记载这些事情，而是要如此讳莫如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不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史学界早已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成书于西汉的《史记》和《战国策》的写作，无疑是处在一个全社会，尤其是汉朝统治者极度仇视秦国，尤其是仇视秦始皇帝的时代，“贬秦”是司马迁、刘向们在写史书和著作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旨。所以，即便是司马迁老先生也不得不屈从社会民意和统治集团的旨意，而不敢秉笔直书。许多事情只能采取隐晦、曲义表达，或者简略得令人窒息。而又为避尊者讳，对六国诸侯无论是君王还是权贵公卿，对他们的昏聩无能，自私自利等种种弊政和人性缺点，行为污点等，也全都避而不谈，或者仅记录其结果，而省略了其中细节和关键过程。所以，要想深度理解那时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唯有结合诸多史料记载，深度挖掘其内涵和历史逻辑，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才能一窥其真相。

总之，通过对以上这些史料的分析，深挖其内涵，剖析其历史事件演绎的逻辑，这才使得对秦王政十二年发生的秦、魏伐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了可信的理解和完整的描摹。当然，这些推理也仅是建立在史料组合逻辑推理上，如果能有更进一步的史料，或者通过考古出现新的史料，能直接证明这些推理结果的真实性，无疑是更令人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