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日，国庆一周年盛典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隆重举办，数十万北京市民齐聚一堂，共襄盛举，到处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不过，有一点还是让一些市民不太满意，那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主席的新画像居然只有一只耳朵，这让大家难以接受，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有损毛主席的形象。

庆典结束后，首都市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快，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消息迅速传到了中央领导的耳中，引起了政府的极大注意。

于是，一个围绕着“新画像该不该换”的议题开始在有关部门的主持下激烈地讨论，在整个过程中，群众的意见成为了决策的重要参考……

毛主席画像初挂天安门

看过开国大典影像资料的人们都能清楚地记得，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悬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中山装，面露微笑，眼神积极而坚定。

这幅画是由著名画家周令钊所作，至今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与一些人的固有观念不同，这并不是毛主席画像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城内军民无不盼望着毛主席的到来，此时，毛主席还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为了让大家尽快见到毛主席的真容，在2月12日召开的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工作人员将一张免冠的毛主席画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

这是毛主席画像第一次在天安门公开亮相，彼时，众多市民聚集在了天安门广场，认真地端详着画像中的毛主席，眼神中满含期待。

到了这年7月7日，即七七抗战12周年纪念日这天，北平社会各界召开了纪念大会，大会上，毛主席的画像与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一同被挂在了天安门中央的两侧，供人们瞻仰。

有了这两次经历，在天安门城楼悬挂毛主席像已经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共识，所以，在筹备开国大典的时候，该找谁画毛主席像、怎么画就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时任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的周令钊很快就进入了有关领导的视野，为什么会是他呢？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仍幻想划江而治，与我党进行了和平谈判，谈判的地点就位于北平的六国饭店。

当时，周令钊恰好接到了组织上的命令，带领学生们提前赶到了会场进行布置，上级要求他紧急画出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悬挂在会议室的正中央，周令钊很是兴奋，二话不说就动起笔来。

不多时，一张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画像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上级领导看后很是满意，所以，到了开国大典前夕的时候，领导自然第一时间想到了周令钊。

周令钊是在1949年9月接到通知的，按照要求新画像的大小为宽4.6米，高6米，重达1.5吨，如此大的画像的设计在当时需要极高的艺术水准，更不用说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周令钊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周令钊也是分秒必争，他带着几个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靠东的空间没日没夜地进行工作，选图样、搭木板、构思作画，有时忙得连回家睡觉都没有时间，只能在天安门城楼里随便找个地方休息。

不过，周令钊没有喊累，他的学生也没有喊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莫大的荣幸，最终，在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画像被画了出来。

该画像选取了著名摄影家郑景康于延安时期拍摄的毛主席与“炮兵之父”朱瑞（解放战争中牺牲）合照的局部，作为样板，生动形象，有关部门的领导看后都很是满意。

于是，在开国大典的前几天，工人同志就把这幅毛主席画像挂在了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接下来的几天，周令钊心情一直都很激动，他也和亿万中国人民一样，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

1949年9月30日晚，周令钊躺在床上激动得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刚睡下，急促的敲门声瞬间把他从梦中拉了起来。

原来，周总理办事一向细致周到，在开国大典的前夜，当大部分同志都在睡觉的时候，他放心不下，便没有休息，连夜把所有的细节都重新检查了一遍。

周总理看到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主席像时，起初也很满意，可当他发现画像下面竟然还写着“毛泽东”三个黑体字时，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因为这个配图说明本就是多此一举，所以，周总理赶紧叫人通知了绘画的作者周令钊，让他连夜想办法把画上的字体去掉。

周令钊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疏忽，不过，把画像取下来再做处理明显已经来不及了，想了想，他喊了几名工人师傅，搬着脚手架、颜料、画笔现场修改。

只见他在字体上涂满了和毛主席穿的中山装一样颜色的颜料，画成了中山装的样子，对于下面多出来的部分，周令钊急中生智，又专门画上了一个纽扣，直到天色逐渐亮了起来，才修改完毕，修改后的模样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

就这样，在开国大典上，数十万的首都民众看到了周令钊所画的毛主席画像，人们纷纷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来表达对伟人的爱戴。

群众的意见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画像程序如此繁杂，那为何不直接悬挂照片代替呢？这岂不是直接有效？而且还能拍出毛主席当年的具体面貌。

原来，政府之所以决定用画像而不是照片，是经过有关专业人士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必然是经典的瞬间，是为大众所熟知的，所以，能选出来的照片只有那么几张。

其次，这些照片选出来后往往也会因为时间的变化出现褪色或者老化等各种问题，这样就导致可能无法展现毛主席的最佳状态，显得比较死板。

所以，大家才会赞成悬挂画像，因为虽然照片是固定的，但画画像的画家却是主动的，他们可以通过细节的补充和调整，从而使原本经典的照片在新的历史时期变得更加活跃，富有张力，进一步讲，照片中立体的形象可以通过绘画的方式永远地保存下去。

当然，既然是要与时俱进，那画像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天安门城楼的画像就要重新绘制，尤其是在技术水平尚不发达的建国初期，重新绘像的间隔往往会比较短。

1950年初，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就开始筹备起了建国一周年庆典时的毛主席画像的绘制工作，为了给群众展现出最好的毛主席画像，他每天都在搜集着毛主席的经典照片，并且留意着作画的人。

一天，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同志被胡乔木叫人接到了中南海，刚一到地方，胡乔木就主动迎了过来，笑着对他说道：“辛莽同志，这次叫你来，是请你挑选一张毛主席照片作为今后的标准像,也就是天安门巨幅油画像的摹本。”

说着，胡乔木就示意他坐到一旁，并且把所有的照片都交到了他的手中，辛莽也不再推辞，认真地翻看起来。

辛莽是当时公认的画毛主席像最好的艺术家之一，一些解放区过来的老干部都说辛莽画得最像毛主席，所以，让他承担这次的绘画工作，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最终，经过挑选，辛莽本着艺术的角度选择了一张毛主席免冠、双眼略向上看的半侧面像，寓意一切抬头向前看，胡乔木也同意了这一想法，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以辛莽为主的几位画家的共同努力下，毛主席像被画了出来。

建国一周年庆典那天，新绘制出的毛主席画像代替了之前的那幅，被挂在了天安门城楼的中央，这天，天安门广场上同样热闹非凡，因为经过一年的建设，国家的生产力已经基本得到恢复，百姓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只是，当北京市民再次看到毛主席画像时，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感觉，好像哪里差了一点。

也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喊了一声：“毛主席像就一只耳朵，这怎么可以！”市民们顿时恍然大悟，大家越看越不满意。

庆典结束后，北京市民一边激烈地讨论着画像的不足，一边积极向有关部门发表着各自的意见，很快，中央就得知了此事。

有关部门的同志把市民的意见做了汇总，其中有一个意见写得很是直白，引起了所有人的重视，意见中这样说道：

“

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只突出一个左耳朵，且左眼珠偏上，显得他老人家‘偏听偏信’，好似‘目无群众’的感觉。

”

胡乔木看到这一意见后，立即叫人把只挂了一天的画像取了下来，因为他跟随毛主席多年，知道毛主席最关心群众的利益，最在乎群众的感受，因此这张毛主席画像也成了悬挂时间最短的一幅。

随后，辛莽等画家结合北京市民的意见和整体的形象，连夜绘制了一幅平视的新的毛主席的标准像，这次得到了市民的一致肯定，该画像也用到了1952年10月1日。

再后来，毛主席画像又经过了多次重新绘制，画家张振仕、王国栋、葛小光等先后承担了毛主席画像的绘制工作，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正是葛小光所画，迄今为止，他已经画了四十余幅。

“一直保留下去”

而毛主席的画像之所以能一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除了是民心所向以外，还离不开邓小平的一次讲话。

事情还要从1980年的一次“不平凡”举动说起。

那是在这年的7月30日，悬挂于人民大会堂的两张毛主席画像被取了下来，这件事顿时经过记者的传播，被全世界知晓。

事实上，在取下画像之前，中央就对此举作了明确的指示说明：“根据‘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具体规定，应当减少对个人的宣传，鉴于毛主席画像、语录、诗词在公共场所悬挂太多，所以才适当减少，以达到必要限度。”

只是记者哪里管得上这些，尤其是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竟然揣测这是我国政府将要全部撤销毛主席画像的先兆，对此，他们还恶意地进行虚假宣传，这给一些不明就里的群众带来了很大困惑。

当然，并非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听信谣言，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就带着满腹疑惑来到了北京，准备就此事对邓小平进行采访。

1980年8月21日，两人刚一见面，法拉奇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听说你们在很多场合都取下了毛主席的画像，那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不是也要取下来呢，是否要永久保留下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翻译和其他工作人员神情顿时紧张起来，一时间大厅里鸦雀无声，而邓小平自然也注意到了问题的敏锐程度。

只见邓小平从容自若，缓缓地回答道：“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是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

法拉奇早就备好了纸笔，邓小平边说，她边快速地记着，原本她想试探一下邓小平的态度，但当听完邓小平真挚地表态后，内心也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敬意。

当然，法拉奇也并非是好对付的，见没有难住邓小平，她便继续言辞犀利地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呢？”

这在当时还没有一个外国记者会如此直接地问，邓小平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不过对于法拉奇的来者不善，他还是坚定地说道：“

我不赞成把它拆掉，中国人民也不会同意把它拆掉，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

之后，法拉奇又一连问了几个尖锐敏感的问题，但都被邓小平轻松地化解了，因为毛主席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还是邓小平同志曾经的亲密战友，发自肺腑的感情绝不会被外国记者的三言两语影响。

后来，法拉奇把谈话的内容写成了报道，让我国的群众看到了政府的决心，也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看到了我们的态度：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遗体将会永久地保留下去，人民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