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之先世自唐、五代以来,世据灵、夏地区,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松散的隶属关系,略比藩镇,首领受节度使之职位,又有押蕃啰使,管理蕃部族帐等,实际上已是“
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
”的地方割据政权。它久受中原王朝的羁押,最熟悉中原的封建政治制度。
西夏建国后,元昊创制,多仿宋朝制度,同时又保留和规范了党项族的一些传统旧制度。
接下来,让我们从行政到汉官来看西夏对北宋制度的效仿。
对北宋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借鉴
北宋名相富弼曾这样说:“拓跋自得灵、夏以西,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法令”。从这位宋朝著名大臣的奏折当中更能够看出,
西夏统治者采取的汉化政策,所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
公元1033年,李元昊对西夏的官员体制在效仿北宋官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
其具体职务,亦模仿宋制,如中书、枢密、三司,是国家政治、军事、财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史台如宋制相同,为监察弹劾百官所立。
李元昊的做法,
首先是为了维护党项贵族在该国的统治地位,另外也需要汉族地主阶级当中的知识分子参与朝政,扩大统治基础
。西夏地方施行州县两级,“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谅、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
据记载公元1105年,钟傅有言:“河南要地,灵武为其根本,共四十五州,六为王土”。这些只是属于黄河以南的诸州,位于黄河以西的还没有涉及。可见当时西夏所设州已经很多了。
统治者效仿北宋地方行政制度,将一些城堡改名为州。西夏还有郡和府的设置。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后期还在西北区域设置里五原郡和灵武郡,鞑靼和契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兴庆、西平二府作为西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之贺兰山险要地形,成为西夏富饶之地。
汉官制度:汉官对西夏政权的影响
西夏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汉族官员及相关的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元昊时期的张陟、张文显、杨守素至谅祚时的景询,及至秉常、乾顺时的梁氏宰相,仁孝时的任得敬、斡道冲等汉官,无一不对西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如此,但在元昊《天盛律令》中关于汉官座次的排定,可见西夏汉官政策的复杂态度,究其原因,
可知,受王权巩固和社会各方发展要求,不得不启用汉官
。另一方面,受民族文化影响,天然防范矛盾心理影响,既体现了西夏选官用官政策的开放性,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现实需要。
建国之初,西夏即设蕃学,选择贵族及官僚中优秀子弟,统一授课考试,依据品优予以官职,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形式为汉官出仕提供了较好途径。乾顺时,对官员们开设国学课程,就说明他们的教育制度已经逐步完善。仁孝期,各州县纷纷立学校,育人才。
宋绍兴十九年,西夏“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后来西夏也学习北宋用科举考试的办法,且成为西夏中后期选官用官的重要手段,让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员的队伍状态,扩大了统治的基础。“
道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
”,斡道冲中举后官至宰相;西夏晚期高智耀曾“登夏进士第”。曲延儒士,加以重用。党项族对汉官的重视,最早始于李彝兴时期。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公元935年),李彝殷被朝廷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其后改名是为了避开赵匡胤的名讳。才把殷字改为兴字。李继迁时期,继先祖遗风,继续重要汉官。宋兵部尚书张齐贤向真宗上书:“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
这时期的党项政权已经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并开始招贤纳士。
张浦就是其中之一,曾有“张浦者,李继迁之亲校也”,说明李继迁对汉官的倚重。《东都事略》也记载:“继迁谴亲校张浦,以良马橐驼来贡”。郑美投向西夏则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顷年灵州屯戍军校郑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终失灵武
”。从中能看出郑美到了西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让西夏占据了重要的灵武地区。
在《西夏书》记载的开国功臣中,汉官有:
张陟、杨廓、徐敏宗、张又显
等,这些人多担任谋议、文书的职务,唯有窦惟吉一人担任军事职务,正好与富弼的奏折相对应。心怀戒心,加以限制。
少数民族统治者因为长期与中原汉族人民保持着战与和的态势,并且在吸收先进的汉文化的同时,汉文化强大的融合力也使得少数民族统治者倍感压力,自然采取多种方式对汉族人士进行限制。
西夏王朝也不例外,他们在对汉族官员的任命当中,也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西夏统治者之所以采取这种对汉族官员的态度。是因为对汉官的任用政策也与西夏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力有关。西夏王朝是采取传统的民族礼数,还是采取先进的汉族文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
这就使得对汉族官员的态度会发生变化
。
一般是西夏的后族为了取得权力,在其主政期间提倡“蕃礼”,而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权力,则针锋相对地提倡使用“汉礼”。
此时来看西夏对北宋制度的效仿背后,从行政到汉官,皆对其产生影响。